小书店来了大学者

学部委员周叔莲委托其夫人参会，她还带来一本珍藏的1947年出版的钱锺书《围城》第一版旧书。
本报通讯员 王磊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武寅来了，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来了，学部委员何龄修、周弘来了，学者于沛也来了……这些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赫赫有名的学者，1月19日抽身百忙，是来参加一间小小的书店“社科书店”举行的“优秀读者代表大会”。
社科书店在北京贡院东街深深的巷子里。贴在门前的一张大红纸上，写着百名优秀读者的名字。这样的光荣榜几天前也贴在了社科院食堂的大门口。整日忙于读书、写书的学者们簇拥榜前寻找自己的名字，一时成为社科院冬日里的一景。
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的社科书店，最早设在北京大学的三角地，只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一个小书摊。三十年来，几易其址，但服务学子、服务科研、服务学者的初衷经久弥坚，社科院的学者们都称它为“后书房”。此次，70多岁的书店经理黄德志带着几名员工“燕子衔泥”似的把书店搬到了贡院东街。对学者们数十年的支持，黄德志把“感激放在心里”，评选优秀读者是她内心感激的表达。
“读书是一个人生命的组成部分。呼吸、吃饭是生理需要，读书是精神需要，不可或缺。要读好书。现在信息大爆炸知识大爆炸，书多得读不过来，读书还是要有选择，否则，坏书越读品位越低。读书要对比，各种流派、观点对比、鉴别，在鉴别中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读书为了用。吴冠中先生说，人生有两条路，一条小路，愉人愉己；一条大路，震撼人心。一百个齐白石也赶不上一个鲁迅。这话让我震撼。一个思想家对民族、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优秀读者代表李慎明发言时说。
“读书、写书不仅是学者的职业，更是嗜好。我每天的工作是拿起文件与书本。拿起文件，是沉甸甸的感觉，拿起书本，是一种享受……为了这小小的书店，黄经理操碎了心，不易啊。年终岁尾，各位学者这样忙，还来开这代表大会，说明黄经理的感召力，是不是？”学者们用掌声应和了武寅的提问。
学部委员周叔莲因事未能出席代表大会，请夫人彭先生代劳参加会议。“周叔莲爱书。70年前，他读书读到废寝忘食，母亲又心疼又气，把书撕了，可他，把撕破的书拼起来接着读。”接着彭先生拿出了特地带来的一本书，是1947年版的第一版《围城》。“1948年，周叔莲在上海考大学。就在四川北路的书摊上，用每天赶考路过的时间，把30万字的《围城》读完了。1969年，要去干校，很多学者把家里的书拿出来卖。周叔莲看到吕叔湘老先生拿着自家的《围城》、《四世同堂》要处理，就向吕先生开了口。吕先生把它们送给了周叔莲。可惜，这本书的扉页没有了。”彭先生的故事让人感动。“建外高楼大厦林立，没有一个书店，社科书店应有一个醒目的标志；现在一本书托在手上，像托着一块砖头，累得手臂疼，印书装帧、用纸都应想着读者的需要；书店书的分类，要做改进，书的排列，要方便读者选书……”彭先生一条一条转达着周叔莲先生的意见。
在社科院工作了10年的张冠梓，是读者，也是买书人，还是作者，去年，为他的新作《哈佛看中国》在社科书店举行了“贡院学人沙龙”。他说，十年中，他在社科院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食堂和书店。书店，为蓬勃发展的社科院增加了一个新的亮色。
读书，写书，爱书，大学者们在小书店里谈着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