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布洛陀文化的当代重构及其实践理性：那县的田野表述

当神州以外的世界各地忙于应对各种纠结，甚至烽烟此起彼伏的时候，中国龙却在韬光养晦中梦醒腾飞。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令五洲侧目。但中国人没有盲目乐观，中国梦在牵引人们无法止步。然而当我们的钱袋稍微鼓起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银光的惨白。在文化上，我们能够给世界提供什么呢？在物质与精神需要平衡的时候，人们自然将目光转向自己的文化积淀，但遗憾的是，往往发现传统文化被解构了。人们所关注的传统文化产品，或只剩下实在无法打破的坚实部分，甚至是碎片，因而不得不转向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修补和再生产。我们在不断创造新文化元素，使之整合为新的时代精神。但是，新的文化元素却不是天上的浮云，在它的结构里需要有根。于是，文化重构在中国各民族中蜂起，让中国的2000多个县的父母官们不得安宁。布洛陀文化的重构、再生，便是在这样的风潮中凸现的。刘婷认为，布洛陀文化的重构属于“复合的理性”，确实如此。回忆布洛陀文化重构的十年，短短的历程里经历了恩格斯所说的多种力量运动的轨迹在一个焦点上重合，从而导致某种重大运动的发生。这里有新闻媒体的先导，民众的心理期待，寻求发展经济新路的渴求，民族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的觉醒，在民族之林中实现事实上平等的渴望，于是出现了刘婷论著中所归纳的若干场域。布洛陀文化重构过程中，各方对之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收获甚多。但正如《壮族布洛陀文化的当代重构及其实践理性——那县的田野表述》中所说的，这些研究主要纠葛在历史的回顾、仪式的运作和重构“产品”的评价，忽略了重构的过程及其给当代文化重建、文化再生产的实践体验。《壮族布洛陀文化的当代重构及其实践理性——那县的田野表述》适时地填补了这个空白。稿中指出：“人类学研究应从传统的关注文化产品转而研究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或文化实践。”这一将布迪厄“实践理性”化为中国化的“理性实践”，使《壮族布洛陀文化的当代重构及其实践理性——那县的田野表述》成为布洛陀文化重铸立此存照的经典。论著的历程回顾和场域描述，构成了纵横网络结构，这一结构的优势在于，既不忽略演化过程，也适当关照布迪厄场域的细部，从而使其具有生动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从纵向上看，《壮族布洛陀文化的当代重构及其实践理性——那县的田野表述》从古笛上山开始，一步步描述每次进展环节的场景，直到2011年的祭祀大典。与布洛陀重铸过程的所有日期，诸如文人发现、媒体宣传、专家考察论证、政府运作、庆典盛况，都排列得整整齐齐，达到月日细部。例如第二章，第一节是“‘发现’与‘策划’”；第二节是“媒体报道与学界论证”；第三节是“政府组织与群众参与”；第四节是“布洛陀文化实体重构”，依前后次序娓娓道来，几无遗漏，这就使这份论著有很高的经典性参考价值。人们从这部论著里，能够清晰地体察到布洛陀文化重构从以争论为肇端到规模逐步定型宏大的历程，体会到重要的历史文化事象在解构以后重铸的艰辛，并从中得到启示。在横向上，作者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历经一年艰辛的田野调查，积累了比较扎实的材料，因而每个阶段和每个环节都有比较周详的铺叙，层次分明。第四章是“敢壮山的圣俗世界”，先后列举了祭祀空间的建构，布洛陀文化的陈列，布洛陀祭典和祭文解读四节。特别是祭典一节，依次列举了从2003年到2011年每次祭典的详细安排，包括政府的安排文件，庆典的组织系统，各种祭祀用品的准备，祭祀仪式的安排和实施过程——“时间：（2010）4月21日上午8：20以前，上述人员在大门广场集结完毕，8：38开始举行入场仪式，从广场中路直接向朝拜广场出发。中路两侧分别立着100面五色牙旗和100名布洛陀卫士。游行队伍顺序：3名开路先锋举着大砍刀，在前面开路；30名牛角号手身穿壮族服装，披蓑衣，脚穿草鞋，头戴笠帽；祖公旗护旗手4人，在四个角分别抬着祖公旗游行；布洛陀卫士护旗方队36人，跟进祖公旗；壮族十二图腾旗12面；五色牙旗仪仗队100人；供品队6人；民间老艺人21人；师公队60人，师公鼓20面；铜鼓队32人，铜鼓8面；唢呐队20人；舞龙舞狮队；云南文山州广南县、富宁县代表队抬着坡芽歌书（模型）参加游行；贵州省荔波县；广东连山壮族自治县；东兰、巴马；武鸣、马山县；百色市各县（区）；那县百育、那坡、坡洪、洞靖、巴别、五村、那满、玉凤、头塘、田州；三雷、东江、百育、头塘等部分村祭祀队。”队伍浩浩荡荡在神道上依次跟进，蔚为大观。下面仪式顺序是：入场就位→击鼓开堂→吹牛号角→揭幕→鸣炮→进头香→宣读祭文→师公60人唱经队唱诵开祭经→各地朝拜队敬献供品→万人进香。这样的理性实践描述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布迪厄实践理性着眼于具体场域的描述理论，其优越之处在于使人有现场实感，对正在纷纷操作的类似传统文化重铸有很强的启示作用。但由于作者设计的场域比布迪厄的场域阔大，处于民族与布迪厄场域之间，因而给人的感受是宏大而不是细碎。作者在用中国化的实践理性研究布洛陀文化重构过程时，注意把握两端，一端是布洛陀传统文化核心的承袭，避免造成人为凭空建构的误读，另一端是现代色彩，毕竟布洛陀文化重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语境下重铸，必然要带上时代色彩。在论著的第一章，作者就构拟了布洛陀文化及其分布，布洛陀文化的内涵，包括布洛陀民间文学和神格、布洛陀宗教文化、布洛陀歌圩文化、布洛陀文化精神等章节，比较充分地阐明了布洛陀文化的核心及其传统的表现形式，这就为现代建构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但布洛陀文化重构又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思想解放的情势下发生的，必然要融入时代精神和新的文化元素。对布洛陀的崇拜心理核心未变，麽经没有变，农历三月七日到九日的节日未变，从山脚到敢壮山上遗址沿路插香火的特殊习俗未变，歌圩虽小也未变，也就是核心未变。但外层包装加上了许多现代元素，例如祭祀仪式之前的布洛陀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仪式开始的神道游行，半官方公祭，鸣炮，宣读祭文，布洛陀乐舞，学者论坛，广场化中的布洛陀文化展览，新碑林，布洛陀文化浮雕等等，都是历史上所没有的。作者在其论著中，都对之做了详细的论述。即使是崇敬布洛陀的心理这一核心，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例如，将对布洛陀的崇拜进行理性的考量，对其核心进行提炼和提升，以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一种力量，这样，布洛陀文化核心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宗教的语境，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敢壮山已经不仅仅是祭祀麽教主神的圣地，而是成为壮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家园。所有这些，《壮族布洛陀文化的当代重构及其实践理性——那县的田野表述》都做了比较恰当的处理。信众、官方、麽公、媒体、学者各自所求，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布洛陀文化的重构这一焦点得以实现，其影响的外延已经到了东南亚，甚至还有欧美非洲。可见，对传统文化的重构只要得当，必然产生辐射效应。布洛陀文化重构在壮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激励，是不言而喻的，其经济价值也已经得到验证。毕竟我们希望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在这方面，作者还有许多文章可做。是为序。梁庭望2015年3月于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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