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研究

——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领域的价值冲突刘奔一、文化与价值本书讨论的是文化领域的价值冲突问题，因此，又涉及文化概念的理解问题。在我看来，文化本质上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及其成果，是凝结于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中的，以一定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一整套规范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文化是有结构的，一定的价值系统构成文化结构的核心。构成文化核心的价值系统不是纯粹观念的东西，例如，某些论者所谓“文化心理结构”，而是由一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所客观规定的，以一定的目的—手段关系为内容的客观价值关系体系，是贯穿于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决定着活动目的和方向的能动的生命要素；同时，它也制约着文化的社会化形式和个性化形式。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文化结构及其核心——价值系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应于马克思所说的三大社会形态，就有三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和文化结构。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处于人的依赖关系之中，自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此时作为文化结构核心的价值系统中，人是目的，生产是手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本身的发展“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这里，人本身“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很大的发展。个人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物。但是，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页。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形态，还未能完全摆脱对自然界的崇拜和自然力的盲目支配，人的能力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文化呈现出异化的结构，价值系统中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发生了颠倒：“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同上。作为基础的经济关系已不再是自然经济，而是商品交换处于支配地位的市场经济。商品交换，“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同上书，第497页。。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文化的发展即人本身的发展处于矛盾和对立之中。这种矛盾和对立，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实质上就是文化的肯定性价值和否定性价值的对立，所谓工具理性和人文价值的对立。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对立达到了顶点。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前两大价值形态的辩证综合，否定之否定，其价值系统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成为目的本身。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都将像艺术创造一样，成为无愧于人类本性的活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活动。二、文化和异化我们正处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即市场经济的时代。文化的否定性价值和肯定性价值的矛盾和冲突，正是我们面对的现实。这里，所谓肯定和否定，是针对人本身的发展而言的。肯定性价值是指人在发展上的自由自觉的状态；否定性价值是指人的异化状态。马克思通过活劳动和死劳动的不同关系来说明肯定性价值和否定性价值的本质区别。肯定性价值表现为活劳动对死劳动的支配。所谓死劳动就是过去的、客体化的劳动，是活劳动在劳动对象中的凝结，也就是手段和原材料。“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在连续的劳动过程中，“物质取得越来越有用的形式；因为它取得越来越适合于消费的形式；直到最后，物质取得使它能够直接成为消费对象的形式，这时物质的消耗和它的形式的扬弃成了人的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这里的消费包括：①通过对产品的物质上的消耗而生产和再生产主体自己的身体；②通过对产品的精神上的消费而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文化素质。相反，否定性价值表现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的事情，说的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自己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然而又总是作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分离的单纯主体的劳动能力而重新开始自己的苦工。”同上书，第455页。马克思这里说的是物质生产的劳动过程，但其中的道理也完全适用于文化生产活动。当文化人的活动受资本——死劳动——支配时，情况也只能如此。人们在这种异化劳动中给自己留下的不仅是物质上的贫穷，而且是精神上的贫穷甚至堕落。所以，“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同上书，第480页。当然，当文化从业者，例如理论家、作家、画家、音乐家，等等，因得天独厚，享有某种优越条件而游离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外，因而处于异化关系之外，是一种自觉、自主、自由的状态。马克思曾举出弥尔顿春蚕吐丝般地创作《失乐园》的劳动，来说明这种自由状态。再如，钢琴家的演奏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美的需求，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也属于这种情况。而一旦这些文化从业者被纳入资本运作的范围，为资本家赚取利润而劳作，就无例外地成为雇佣劳动者，例如音乐家为剧院老板赚钱而演奏，或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在书商的指示下编写书籍，就不得不被笼罩在资本主义全面异化的网络之下，其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能不备受摧残。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文化只有在同普遍异化关系的抗争中得到发展。各种文化价值，例如，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科学、学术价值，追求审美价值的艺术创造，以及伦理价值，等等，都是在以追求抽象财富（货币，即交换价值）为目的的价值体系的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不同价值体系的对立和冲突，制约着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前景。三、市场和战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也更加频繁和密切。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日益利用文化的市场化来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战略，强化在全球的文化霸权。世界市场不仅是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的场所，还是各种矛盾、对立的价值观较量的战场。在这种形势下，文化的国际普遍交往、交流，为各民族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发展自己的文化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使各民族面临文化方面的挑战。每一个民族，特别是发展中的民族、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民族，要在激烈的国际交往和竞争中保持独立自主，探索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就不能不密切关注文化安全问题。这里，需要提示如下演变趋向以引起警觉。（一）在“与国际接轨”中文化评判和选择标准方面的纠葛如前所述，真正的文化生产，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本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通常所谓真、善、美的标准。由此决定，文化创造不能不十分重视产品的质的方面，以便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质量，从而不断提高人本身的文化素养。与此不同，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流通中，必须实现从质到量的转换，即把要交换的不同质的劳动及其产品之间的关系，转换成可通约的量的关系，以便能够交换。这就决定商品生产中不得不把量的方面提升到首位，以量来支配质，即以量的关系抹杀质的区别为特征。“金钱没有臭味。”“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俗的圣物了。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货币作为纯抽象财富……同样成为作为抽象人格的个人的权力，同他的个性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第三世界国家，各个领域“与国际接轨”成了趋之若鹜的口号。我国也不例外。“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成为时尚。于是，一种有利于知识商品化的“量化”的标准——科学引文索引（SCL）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L）成为学术评价的相当重要的标准。在这种标准下，淡化的是价值观、意识形态性、思想性方面的原则差异。学术标准的这种量化，势必抹杀不同观点、不同价值观之间质的差异，这就为西方价值观，特别是美国价值观的渗透造成可乘之机。透过这种现象能够看出一个趋势：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遵循资本运营方式，学术研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投资”的问题，学术和资本的联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和密切，在“知识资本”之后又出现了“文化资本”的“新”概念，学术越来越变成一种“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随着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风靡全球，卖身投靠国际垄断资本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某些买办知识分子谋取最大利益的捷径。凭借对资本支配能力的巨大优势，发达国家事实上不断强化了对第三世界意识形态的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知识界的分析批判、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能力日益被削弱和瓦解。这样，“美国的评价体系成为了全面支配第三世界的普遍标准，SCL和SSCL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了‘国际’意义。”旷新年：《学术应与哪一个国际体系接轨》，《环球视野》网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价值体系毕竟和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格格不入；后现代主义有意无意维护着资本主义的幻想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帮凶。无论如何，无产阶级的价值体系无法纳入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之中。（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有人说，美国没有文化部。美国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却直言不讳：“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填补这个空缺。”根据大量事实，恐怕可以更准确地称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中央宣传部”。据英国杂志New Statesman编辑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而出版的长达500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揭露，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幕后操纵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出版二十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和高规格的国际会议，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文化自由大会”看来是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是个没有自由的傀儡，中央情报局的宣传工具。中央情报局从事“看不见的宣传”，其工作重点对象是国外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培养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通过他们树立美国“正义”、“文明”形象，“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为此“必要的谎言”和欺骗都是允许的（乔治·坎南语）。中央情报局有“根本用不完的经费”，通过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通行方式，加紧对各领域的思想渗透。该机构称：“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并自诩为“最好的艺术评论家”。参见《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环球视野》网文。大量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进一步强化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控制。邓小平在苏联解体之前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事实正在证实这个论断。文化冷战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互联网上反映的价值冲突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交往手段不断发生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交往活动的手段从符号化向数字化转变，于是产生了互联网这种崭新的交往手段。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就是在全球范围以光速传播没有重量的“比特”，这可以说就是商品交换中“不同的质向量的比例关系”转化方式的继续和延伸；它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上极大地降低了交往的成本，因而对于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意义。同时，互联网也为文化帝国主义推行世界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战略提供了强大的手段。参见吴玉荣《积极应对互联网上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环球视野》网文。西方国家在互联网技术、制度、语言等层面的“高位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互联网信息的内容、流动方向以及传输速度；互联网更多地成为发达国家传播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如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诋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从发展趋势看，随着信息技术的继续发展，交往手段的进一步更新，有可能将所有传播媒体、文化产品全部移植到互联网上，实现几乎不受带宽限制的网络文化战（实质上是网络意识形态战）。对此，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在当代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价值冲突中，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把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维护自己的文化安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作为和平崛起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针对帝国主义在文化上的奴化毒化政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3页。这对我们今天的文化事业仍然是适用的。马克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这对文化斗争中的文化工作者来说，是同样适用的。［本书作者按：2004年5月我第一次关注“文化安全”问题，并撰写了论文《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安全》一文，7月我把此文投稿给《哲学研究》编辑部，没有想到第二天就收到刘奔老师的回信，在信中刘老师不但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三点修改意见，而且还把《文化、市场和战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领域的价值冲突》发给我供我学习参考，这以后我和刘老师多次信件往来讨论文化安全问题，每当我有疑难时总是请教刘老师，刘老师也每每把他的一些作品发给我学习。2006年6月，在我博士毕业前，去刘老师家告别，谈起博士论文出版一事，我说想请刘老师给我写书的序言，刘老师欣然应允。谁料天有不测风云，2007年2月7日刘老师因病在北京去世。刘老师的离去对我的打击极大，以至于每每不能专心修改论文，出书的计划也是一拖再拖。所以，此次将书稿付印之时，特意将刘老师最初送我学习的这篇文章放置书前作为代序言，以表达对刘老师的纪念之意。］

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