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民教育和对话教育的哲学教育

当本书结集时，正值辛亥革命或者民国建国一百周年之际。一百年前，当老大帝国朝着现代国家转向时，如何确立现代国家精神成为一百年来人们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所谓现代国家精神就是现代国民意识。大致说来，在中国，在现代，其中包括三条基本路径：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国教路径；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路径；三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国民教育路径。中国在历史上自有宗教传统，如本土之道教，如外来之释教、回教、耶教等等，它们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民间社会生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官方政治生活，但却始终没有成为中国文化正统。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是儒教。虽然一直存在着被宗教化的倾向，但是，就其主流而言，儒教始终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政治教育（教化），亦即意识形态。因此，康有为试图以儒教（孔教）为国教，以“保国、保种、保教”相号召，毕竟徒劳无功。当然，这种国教路径至今仍有表现，但其命运却已经被历史所预定。真正在中国现代国家转型这一历史进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两大意识形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马列主义，它们分别作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形态，为动员民众革命进行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论证或辩护；作为表达了特定利益集团意志的意识形态，先后成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进而为统治集团（无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专政进行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论证或辩护。民国和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与斗争，是在各自意识形态旗号下进行的。除了国教、意识形态两条基本路径之外，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国家兴亡、国家强弱，不在地利，不在英雄，而在国民，在于“民智、民德、民力”。参见《梁启超文选》，王德峰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这也就是国民教育。当然，这一路径也会激发一种激进主张，从新文化运动“批判国民劣根性，改造国民性”到文化大革命“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这样一种激进主张。但国民（公民）教育并不是任何一场运动的产物和表现，而是一个教育（教化）过程。当今时代，在多元宗教和多元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如何形成公共政治文化，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公共政治文化之所以具备最大兼容性能，是因为在这一领域内，人们具备最小共识，亦即国家共识、国民共识，或者宪法共识。本书将哲学教育定位于公民教育，就是基于这一基本路径。所谓公民，一是国家公民，二是世界公民。现代公民具有这样一种双重含义。哲学教育对于培养现代公民，在于哲学教育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特征，可以塑造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和世界公民的基本人格和素质。因此，这种哲学教育应当拒斥任何一种独白教育模式，如灌输式、启发式等，转向对话教育模式。虽然本书所谓教育面向所有公民，但是教育首先并且主要面向青年、少年、儿童亦即面向所有未来公民。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指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参见《梁启超文选》，王德峰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第36～37页。是为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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