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冲突到全球治理：认同的失范与重构

认同安全：“群体冲突”研究的非传统安全视角（代序）我与张全义博士相识多年，平时常有相互交流与砥砺。他自2005年起任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以来，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论文。张全义博士是一位能甘坐孤独的“冷板凳”，独守清贫的“理论岛”的学者。特别是近几年，他专心治学，相继完成了几部重要著作，发表了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与时政评论。《从群体冲突到全球治理：认同的失范与重构》一书是张全义博士在学术探索上取得的又一新成果。纵览全书，该书的阐述特点有三：一是强调群体冲突研究的非传统安全视角。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具有全球的性质，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群体冲突转化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凡是引起大规模群体冲突和暴力性的事件，其真实的诱因往往源于多个层面，并往往超越主权国家的既存边界；比如，21世纪初以来的中东乱局，像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本·阿里政权的倒台或危机某种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前几年中亚发生的“颜色革命”、泰国的“红黄衫党群体示威”、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事件都与种种外源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甚至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形成新的国际性冲突，如欧美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博弈便是一例。就我国而言，近30年来中国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也多多少少与地缘政治、大国关系、国际体系的格局变幻有关。这种复杂场景或新挑战亟须非传统安全研究学者对之作深入的理论剖析与研究。可喜的是，本书作者能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对群体冲突的政治治理作深入的理论考察，并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群体冲突作总体性研究。作者能围绕失序的政治生态如何进行政治治理展开深入探讨。在剖析美国的次贷危机、中东的持续乱局、泰国的政治危机、乌克兰的冲突事件、伊斯兰国的极端行为等问题时，作者分析称：群体冲突的升级不是暴力便是战争，甚至可能持续发酵为国内革命或引发全球性危机或世界级的战争。作者在分析中国的语境基础上指出：“在我国，自20世纪末伊始，群体冲突事件似乎也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尽管与上述的冲突、暴力在性质上与原因上有所区别，但其带来的政治、经济效应仍值得高度关注。”在研究中，作者观察到我国群体冲突的若干新特征：“冲突的诱因不断泛化，冲突的参与者身份日益多元化，冲突的表征不断趋于暴力或恐怖，并使诸多社会行为体或使动者互相碰撞、会聚并形成巨大的冲击波并给国内的政治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作者认为，这一切不仅使群体冲突与化解成为了政治治理中不可回避的议题，也使基于传统体制的政治治理陷入某种程度的困境。因而用非传统安全视角对群体冲突的政治治理进行研究尤其重要。二是强调心理认同失范状态下的认同再建构。人的价值生命是一种特定场域中的关系复合体。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说过：“每一单个的人，一旦他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被置于先他在场的某个人类群体中”，“我们叫做‘心灵’、‘心理’的那个东西，实际上不外是这些联系功能的一种相互关联……相反，人的有机性天生地就在他是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的一部分。”群体冲突是任何社会在“有序—失序—有序”转换中的重要表征，而深度全球化则给我们的社会转换与治理提出了诸多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引发出以下一连串问题：如果说以往生命安全、利益失却、经济受损是导致群体冲突的一个诱因，那么，在当下物质、福利和安全基本得到保证的情况下，规模性冲突事件为什么还会接连发生？如果说诱发群体冲突的认同成因与群体潜意识相关联，那么，意见领袖或领头人在群体冲突事件中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冲突群体与领头人之间又是如何互动并在理念上实现共享？如果说勒庞之“乌合之众”理论让我们洞悉了冲突之后的从众心理，那么，如何理解社会组织、国家甚至体系心理对政治治理的挑战？全球化的场景下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媒体失范等又给国家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纵览全书，作者围绕上述问题做了一个大胆尝试，不仅对社会人、群体之冲突心理形成及其化解进行了讨论，而且在国家与体系心理层面做了探索。认同是安全的核心变量。心理认同、集体认同、国家认同等并非是空洞或抽象的话语，其生成或转换离不开根植于其中的社会场景。然而，面对群体冲突的政治治理，我们需要进一步发问：阶级/阶层认同、体系/制度认同、文化价值认同本身及其之间如何形塑社会结构？社会认同实现的路径或机理表现在哪些方面？在结构生成上如何形塑了一个阶级或阶层，并如何影响社会制度或体系的转换？全球化场景下阶级或阶层认同发生了哪些变化？阶级认同是否仍将沿袭历史的传统对社会制度的变迁发挥变量性的作用？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与世界经济体系的非平衡发展是否会催生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虽比较宏大，但与现实紧密相关，是从事社会治理研究所不可逾越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从认同生成与转换、失范与建构的维度对上述问题做了梳理与回答。作者认为，认同建构是政治治理的首选路径，而认同的最终生成又取决于使动者在个体、组织与体系层面的建构。这“建构的建构”的逻辑似乎是作者想给读者指出的政治治理的必然逻辑。然而，群体不合作、群体抗议示威乃至种种过激的群体冲突又似乎打破了这一逻辑的顺利展开，进而使得政治治理出现了难以超越的困境。作者指出，认同失范是政治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心理认同失范是导致从国内到全球治理失序的渊薮”，心理认同与群体冲突、全球治理的关联是人类社会场域联系的主要特征。为此，作者认为对心理认同的范式重构是解决现实政治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路径，这是因为心理认同范式具有以下特征：心理认同生成与其相应的社会场域或场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心理认同机制与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心理认同内核与社会理念和社会价值有着深刻的联系，心理认同演化与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机制有着深刻的联系，心理认同研究范式与理性主义研究范式及多元主义研究范式有着深刻的联系。作者进而得出的结论是：心理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们“集体行动的逻辑”，而心理认同研究则已经上升为一门“综合的学科”。三是强调中国方略与国际体系及世界格局的关联性思考。“位卑未敢忘忧国”，关注天下治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鲜明特征，作者秉承了知识分子的这一自然天性。全球化场景下的制度改革不仅涉及国内体制，还须考虑国际场景。国内规范与全球规范的融合与嫁接问题已是学界多年探讨的一个议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的综合运用，而领导（leadership）与治理模式本身就是国家实力综合运用的表现。领导作为一种集约的概念，就是引导和激励，是一种感召力、影响力。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就必须深思既存的国际体系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建构，深思中国走向世界时与原有和新建的国际规范之间的衔接与融合。王逸舟教授指出：“全球化场景下，需要一种新思维——一种创造性的介入，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更不是采用极端、激进的方法去摧毁或破坏既有的制度或体系。”社会主义只是人类进步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我们追求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基于中国本身的历史、政治进程，同时也不应脱离世界历史和政治的场景。此外，本书的研究风格也值得一提。观其著，作者浓重的哲学思辨趣味、厚实的历史阐述功底跃然纸上。作者的阐述不仅涉猎了从古希腊哲学家到近代的霍布斯、马基雅维利、黑格尔、马克思，从现代的涂尔干、韦伯、达伦多夫到当代的罗尔斯、李普塞特等人文社会学科巨匠的论说；而且借用了一些历史大家如汤因比、兰德斯、亨廷顿的学说。从书中可知，作者深受社会心理学中认同理论、沟通理论、冲突学中社会立方体理论（social cubism）以及政治学中建构主义理论、世界系统进化理论的启迪。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试图对国内外大师的观点与现实进行嫁接与诠释，试图从人性、政治结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社会正义、社会功能、社会控制等角度分析社会冲突，以期从理念、功能、制度诸角度开具药方并将其运用于社会治理和国家机能的改善。在案例上，作者采用了历史和现实中一些耳熟能详或曾经引起关注的案例，有的还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群体冲突场面。书中也提及了近年来发生在国内的一些重大群体冲突事件。作者领导的研究小组还进行了现场调研、人物采访和网上调查，并有针对性地与一些客体或冲突使动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互动。作者主张对行为体采用综合的、连续的、人性的“工程”（project）或模板（module）疗法，并虑及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媒体议程设定、全球体系的互动等相互制约的因素。作者特别提醒社会治理者将冲突化解当作一门“国家的艺术”，从而促使冲突由消极到积极、由风险到机遇的转换。当然，本书也有不少在理论上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如作者在分析社会整体时，仍然沿用“主体—客体”的范畴，甚至把由人组成的社会行为体认定为“客体”，而没有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把握所要分析的行为体。再如作者虽难能可贵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机制协调思路，但如何在现实层面保证社会组织、国家与全球层面推进这种协调尚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与分析。还如在案例采用上有的案例带有受访人情绪化的特点，其中的一些叙述与推断也难免含有主观的因素等。然而，瑕不掩瑜，我深信张全义博士的新著将会给读者带来重要的启迪，我也衷心祝愿张全义博士在虚心听取读者批评的基础上，“大度看世界，从容做学问”。余潇枫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生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浙江大学玉泉石流斋201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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