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研究

程恩富作序者系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先导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迅速蔓延全球，最终演变为一场规模空前、灾难深重的西方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仅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民生造成灾难性破坏，而且也给全球政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等方面带来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同时，这场危机，也引发了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立场、不同身份的人们的反思。有人认为，这场危机使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暴露无遗，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寄生性、腐朽性日益严重。有人认为，这场危机，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即将瓦解的深度表现。有人认为，在这场危机中，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受到了巨大撞击，因而，对其生命力需要重新评估。也有人认为，这场危机，虽然使全球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遭受了重大挫折，但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它会更加强大并阳光灿烂。我本人早就分析提出，这次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导致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国家的政界也竭力掩盖危机真相，一再鼓吹黑暗即将过去，光明正在前头，以图提振人们的所谓信心，尽快摆脱危机。目前，尽管全球经济已步入复苏阶段，但危机的阴影仍然盘旋在人们的项顶。面对这场灾难深重的危机和严酷的经济社会现实，人们不禁要问：这场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哪里？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什么？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我国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否也会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未来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走向及其格局将会如何？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何在？其发展前景如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危机的理论是否过时？他们对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分析及其结论是否还继续有效？面对这些复杂、尖锐、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几年前，以张作云教授为首的课题组，以其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及其早年对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研究的先期成果，承担了题为《〈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任务。几年来，在他本人及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顺利完成了课题研究任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研究》的专著。本专著的突出特点是：第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全书始终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相关著作为指导，运用《资本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诸如矛盾分析法、抽象法、比较法、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联系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历史，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危机的影响因素及其运行机制，危机作用的二重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以及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我国改革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特别是矛盾分析法即二重性分析法的应用，是贯穿全书的一大亮点。第二，理论观点的创新性。（1）本书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既具有可能性，又具有现实性，但可能并不等于现实。由可能转化为现实，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内在矛盾深化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一定环境和条件的产物。本书在分析危机的可能性、现实性以及由可能向现实转化演进过程基础上，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六大条件，这些条件在转化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所承担的不同职能、所起的不同作用，这些条件互相联系、互为前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危机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条件的有机系统。（2）本书认为，当今的世界，是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联盟相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际金融资本的超级垄断是当代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突出特征。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这一新的时代特征，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一系列具体矛盾具有国际化特点，从而转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全球性与占有制的私人性或国别性的矛盾，是当代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由其派生的一系列矛盾，则是引发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3）本书认为，影响和引发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因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这些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也是有一定前提和条件的。同时，这些影响因素本身又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合力，对危机的发生、发展和扩散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且，这些因素在危机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平衡，具有层次性。有的属初始性即原发性因素，有的属继发性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又贯穿着一根轴线，即利润最大化的动力机制。围绕这根轴线，各种不同层次的因素按照各自的职能，对危机发生不同的作用。本书还把这场危机的影响因素及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前提和条件归结为一个基本前提（资本主义制度）、一个平台（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影响和引发危机因素的五大部类（华尔街的贪婪、虚拟经济膨胀、国家干预或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金融霸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影响和引发危机的因素、这些因素发生作用的基本前提和平台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引发危机的条件系统。（4）本书认为，当代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概念，包括原生机制、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加速机制、传导机制和实现机制等。生成和运行机制的每一环节，都贯穿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一系列具体矛盾的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并从一定角度反映了这一矛盾体系的深化发展并促进危机发生、发展和放大的过程。本书不仅对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而且也从制度、体制和政策等不同层次揭示了危机生成和运行机制存在和作用的条件性。（5）本书认为，当代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在本质上虽然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断裂和失衡，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金融和经济上的危机必然扩展到政治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各个方面，引发政治关系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已有的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变化与调整。本书不仅从哲学和实践等方面论证了金融和经济危机后国际关系变化的必然性、影响国际关系变动的经济、政治乃至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而且还从全球、地缘、国际多边组织等不同角度，分析了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各种力量的对比变化，分析了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变化、变化的特点和变化的趋势，并在对国内外各种不同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把未来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关系走势以及所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定义为“一超主导，多极发展”以及做出这一结论的客观依据及其科学性。（6）关于邓小平提出的“观察国际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这一论断的理解。本书认为，理解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除此之外，邓小平还谈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针对“南方”和针对“社会主义”的两个新的冷战的问题，并警示人们，西方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作者认为，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的真谛是，从策略上看，观察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不考虑社会制度问题，但从长期根本战略上看，则不能不考虑社会制度。一个策略问题，一个战略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可同日而语。（7）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角度，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分别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本书认为，不论是从前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即计划经济），还是目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且确实发生过金融和经济危机。不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生的是“短缺性”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的是“生产过剩”危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来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良好愿望与“急于求成”、“盲目扩大生产”、违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和客观的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与主观的国民经济计划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理论上说，既来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局部性或多元性之间的矛盾，也来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规律、市场调节、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二重性。从现实性上说，来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矛盾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同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最大体现。（8）本书还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分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的两种不同思路、两种不同思路的争鸣及其本质、两种不同思路的争鸣所涉及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同时，还分析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思路在我国产生的国内根源、国际根源、发生影响和发生作用的土壤和条件，等等。以上理论观点的提出和论证，在学术界均属首次，不乏独到见解。第三，研究视野的开阔性。本书认为，一部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史，就是危机不断周期发生、深化、由国别性危机经过区域性危机向全球国际性危机发展和发散的历史。由于当今世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的加速进行，已使世界融为一个有机整体，危机的根源、发生、运行、作用和影响，不仅具有了国际性的特征，而且也渗透到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因此，本书对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研究，不仅涉及危机的当代实际，而且涉及近两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危机史；不仅涉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别危机，而且涉及遍及全球的国际性危机；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中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还涉及由金融和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同时，还分析了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引发的世界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关系乃至国际安全关系等各个方面关系的调整，以及未来国际关系的走势及其格局的形成。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治上层建筑到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可谓视野开阔、内容广泛、分析深刻、思路清晰。第四，鲜明的批判意识。本书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研究伴随对当前国内外不同理论观点的分析、评价和批判。例如，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时，批判了关于“金融危机源自新自由主义”、“美国次贷”、“对金融市场失去信心”、“投机和金融创新过度”、“缺乏市场游戏规则”、“金融监管不力”等观点；在分析当代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时，批判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危机实质的“有效需求不足”、“储蓄过剩”论、“支付危机”、“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过度消费”论、“华盛顿共识危机”论、“信心危机”论、“道德危机”论、“资产负债表危机”论等；在分析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因素时，评析了西方学界、政界、商界、新闻媒体以及我国社会各界的一些颇有影响的观点；在阐述当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生成和运行机制时，对西方一些著名学者创立的四代危机理论模型进行了评析；等等。在对上述理论观点所进行的分析、评价和批判中，不仅指出上述理论观点所具有的借鉴意义，而且也揭示了上述理论观点在世界观上的唯心主义性质以及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理论上的荒谬性和非科学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阐述我国改革发展不同思路的争鸣以及所涉及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时，还运用二重性的方法，针对我国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所宣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对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在我国理论界流行的“市场经济中性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揭示了这一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诡辩及其形而上学、理论上的荒谬和实践上的危害。通过对上述理论观点的分析、评价和批判，辨别其中包含的科学成分和非科学成分，区分其中的真理和谬误，不盲从，不跟风，反对虚张声势和华而不实，反对不分良莠的拿来主义，文风朴实，学风端正而严谨。据我所知，张作云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多年，在国内较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独自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专著多部，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安徽省较有影响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他功底较厚，语言锋利，朴实无华，深入浅出，简明易懂。不为名，不为利，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研究》一书，是他主持并完成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研究成果，虽已进入退休年龄，仍在艰苦奋战，孜孜以求，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活跃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学战线上。愿他在今后的征途上，取得更加辉煌的理论成就。2014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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