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藏书史

在中国浩瀚的文化史上，我以为传统的藏书事业有着重要的地位。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必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如此，杭州亦然。中国传统的藏书分为官府、私人、书院、佛寺道观四大体系，这并非自古以来就有如此明确的分工，而是在长期藏书实践中形成的，是藏书研究工作者总结历史经验加以揭示和概括提炼出来的。这同样也符合杭州的实际。在四大藏书体系中，官府藏书（中央政府、皇家内廷和地方政府）是中国藏书史上最丰富，也是命运最悲惨的一种。原因很简单，说其丰富，可凭借官府和皇家的优厚条件，罗致全国典籍精华藏诸馆阁；说其悲惨，一旦改朝换代，往往毁于兵燹，灰飞烟灭。即或不遭战乱毁灭，其书亦深藏宫禁不能发挥作用，此类事历史上在在皆是。故而史家论官府藏书称其“自来殿阁藏书又深宫门，宁饱蠹鱼，禁不供阅”、“中国历来内府藏书虽富而为帝王及蠹鱼所专有”，其余“公家藏书则寥落无闻”（吴晗《江苏藏书家史略·序言》），此语甚是。但作为历史现象还是值得研究。杭州为南宋故都，在宋高宗重文化教育的影响下，国家秘书省藏书十分丰富，《宋史》卷二○二《艺文志一》载：“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这些藏书，反映了彼时文化上的建树，与南宋时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相适应的。南宋宫廷内府藏书也十分丰富，帝王带头读书藏书，高宗有损斋藏书，理宗有缉熙殿藏书。理宗的缉熙殿藏书，知者较少，有关专著均未提及。我在撰著《浙江藏书史》及《南宋临安典籍文化》二书时，曾提出缉熙殿为南宋内廷理宗藏书殿堂，然因知之不多，故亦语焉不详。今撰著《杭州藏书史》稽考典籍，潜心思索，知缉熙殿不仅为南宋宫廷一重要藏书处所，且有遗珍尚在人寰。远者如清宫乾隆帝天禄琳琅藏书处曾入藏宋版《六经图》、《唐宋名贤历代确论》二书，皆钤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均为朱文、白文煌煌大印，为缉熙殿旧日藏珍之确证。乾隆皇帝并有御题宋版《六经图》八韵诗，并钤“乾”、“隆”双玺印。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评《六经图》为“若此本之古香宝刻，诚希珍也”。称《唐宋历代名贤确论》“字画刊印俱极工妙，信宋刻佳本也”。近者如我最近发现缉熙殿原藏之宋仁宗赵祯所撰《洪范政鉴》（重缮本）、《文苑英华》（周必大嘉泰年间吉州刊本），亦皆钤有上述缉熙殿三藏书印。今珍藏于国家图书馆。此两书被中国古籍保护中心按年代定为一级乙等，又因是缉熙殿故物，根据“不为时限原则”上靠为一级甲等。我据书上钤印大致考出宋元明清以来之传承关系，自诩这部《杭州藏书史》关于缉熙殿藏书的研究是中国宫廷藏书的一个突破。杭州有幸，清乾隆帝编《四库全书》以江浙为人文渊薮，特在杭州建文澜阁以贮之。这对杭州的文化发展，人才培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围绕着后来的阁圮书毁，杭州人又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故阁重建、三补库书、抗日战争时，护库书数千里的活生生的、激动人心的大剧。如今故阁依旧、库书无恙，体现了杭人保护文化、热爱书籍的人文精神。今日杭州西湖申报世界遗产，文澜阁被列为14处文化史迹之一，这真是锦上添花，意义不凡。以地方官府藏书而论，清末时杭州有重大发展，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杭州知府朱启凤顺应时代潮流，应社会贤达邵章、胡焕之请创办了杭州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官办公共藏书楼即杭州藏书楼。二十九年（1903）浙江学政张亨嘉与浙江巡抚聂缉商定，扩充杭州藏书楼为浙江藏书楼。宣统元年（1909）浙江巡抚增韫又奏请清廷批准将浙江藏书楼与浙江官书局归并扩充，创建浙江图书馆。民国元年（1912）正式开馆，自此传统的官府藏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与世界潮流相接轨的公共图书馆，这是传统官府藏书的一大进步和发展。与官府藏书相比，杭州的私人藏书更显光辉灿烂。晋代，杭州已开私人藏书之风，至两宋兴起，明代繁荣，清代而鼎盛，其发展轨迹，脉络分明。以清代而论，乾隆皇帝编修《四库全书》，上谕点名征集杭州赵氏小山堂遗书。在编书过程中，全国私家藏书献书五六七百种以上为四家，杭州鲍氏知不足斋、汪氏开万楼，即占其半；其时进呈一百种以上至二三百种以上图书的私人藏书楼，全国共五家，杭州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汪氏振绮堂列名其中，五占其三，于此足见杭州私人藏书之实力和在社会影响之大。乾隆帝褒奖谕旨一颁，杭州私人藏书全国瞩目，人人称羡。至于杭州藏书家对中国文化之贡献，更足称者。如宋陈起之刊印唐诗与江湖诗集，前者使唐诗得以传播保存，陈氏有杰出贡献，王国维曾言“今日所传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宅书籍本也”。此为确然不移之定评。后者则保留了南宋一大诗歌流派江湖诗人的诗作，其功绩按《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南宋诗家姓氏不显者多，赖是书以传，其摭拾之功亦不可没也”；“宋季诗人姓名篇什湮没不彰者，一一复显于此日，亦谈艺之家见所未见者矣。”此言固是，然则从文化史的角度论之，陈起之功则远不止此。至若明藏书家洪楩之刊《六十家小说》（今称《清平山堂话本》）亦应作如是观。清以前的官办学校，若府、州、县学之藏书，向列入官府藏书，然官学与书院均有讲学、祭祀、藏书三位一体之功能，其性质相似；尤其是杭州自元西湖书院以来，至明清万松书院（敷文书院）等，书院的官学化倾向十分明显，故以学校、书院藏书合载，似更符合实际情况，遂合并而述之。佛寺道观藏书为宗教藏书，历史上杭州有东南佛国之称，佛寺众多，其中高僧大德精研佛学，佛寺例有藏经阁之建以贮藏佛书经典。自宋以来，由于皇帝提倡，道教亦得到发展，其间，道藏所贮亦十分丰富，这同样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藏书史所不可或缺的内容。民国时期，学校书院合一，其藏书性质纯为教学参考和供学子课外阅读，与旧时有所不同；佛寺道观藏书则与前代无多大变化，故在本书中以上两者略而不述，以省篇幅。我撰著这部《杭州藏书史》主观上有个目的，是想为杭州这个藏书之乡做个小结，留下一点史料。有朋友曾说何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并述之？一者为篇幅所限，二者时代不同，藏书形式亦有变化，如今一部手提电脑装一部卷帙浩瀚的《四库全书》绰绰有余，又有电子书、电纸书等，岂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老夫老矣，此等新事物只有俟后日高贤论之。研究历史，一为总结过去，鉴古知今；二为现实，吸收经验教训，为未来服务。人类总是在继承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就藏书而论，同样如此，总结过去，是为未来的发展，我以为其中亦经验教训多多。清末所创的官办杭州藏书楼，发展为浙江藏书楼，到民国时的公共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是传统官府藏书的一大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图书馆事业得到重大发展。即以杭州的浙江图书馆而论，因其历史悠久，藏书甚富，如今新馆舍的建造，在全国而言，亦是一座有重大影响的图书馆。再以杭州图书馆而言，该馆创建于1958年，年仅知天命而不足一甲子，收藏以杭州地方文献为其特色。其馆舍及内部设施，已跨入国内先进行列，有些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期以时日，藏书日益丰富，其影响将日益彰显。此外，杭州市各县以及城区各区级公共图书馆同样得到发展，其规模、藏书是旧日所无法想象的。此无他，皆因中国共产党及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所致也。学校藏书和旧日相比亦有重大变化。自民国年间起学校藏书已和官府藏书相脱离。就藏书的内容而言，一些办学年久的高校除贮藏传统的线装经史子集外，藏书多为服务于教学和科研活动，除大宗为中文典籍外，外文图书亦占很大比例，其收藏量之巨、内容之丰富多彩，亦非旧日所能比拟，这亦为时代进步所致。随着乾隆版佛典《大藏经》和明代《道藏》、《续道藏》的重印，今日普通寺观收藏上述之浩瀚巨帙并非罕见，这在旧日同样无法想象。加之如杭州灵隐寺重建藏经阁、高丽寺之重建转轮藏，既保持传统佛寺藏书特色，又有新的拓展，引人注目。传统的四大藏书体系中，我认为最值得研究的是私人藏书。家庭是社会组成的细胞，私人藏书往往关乎一个家族和人才的兴衰，杭州有藏书之乡的美誉，其原因也在于此。两宋以来，杭州私人藏书在不断拓展，从士大夫、官宦世家到文人学者藏书，明清时扩展到商人，以至平民百姓，山乡水村也有所谓“耕读世家”、“诗书传家”的，家庭藏书，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是杭州藏书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举个例子，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塘栖镇，兴起于明代，然至明之中后期及到清代，一个市镇就出现吕氏樾馆、卓氏传经堂、劳氏丹铅精舍、朱氏结一庐等国内知名的藏书楼，这反映了杭州私人藏书事业繁荣。镇犹如此，遑论仁和、钱塘两县。风光的私人藏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却反见萎缩，其原因人所共知。静而思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矛头所指，几乎无不指向知识分子，指向书籍，举例而言，诸如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一直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20世纪60年代初，一部尚未正式出版的《刘志丹》，成了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的一大“发明”，打了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连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也未能幸免，被撤职并受到错误批判。而他只是对小说提了些修改意见，希望写出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马立诚：《刘索拉送我〈刘志丹〉》，《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第23版）。如此种种以书为敌，至“文化大革命”而发展到极致，神州大地矛头针对书籍，“自觉”、被迫烧书者众。那时，有些人家素向有些藏书的，无不付之一炬。书，成了革命对象。还有的运动，尽管与书、与知识分子表面看来无关，但剑走偏锋，歪招迭出，书同样不能逃脱厄运。例如“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书亦遭株连。记得1965年下半年，我到某县参加社教运动。见一旧厢房（三四十平方米），满满当当堆的全是发黄的线装书。当时颇不解，就问工作队长是怎么回事？队长告知，这些“黄色书”，都是运动中下面收缴上来的，过些日子有空，将它烧掉。我与这位队长私人关系不错，很想救这批书，先是陈说所谓“黄色书”的内涵；后是引领袖的话，文化有精华、糟粕之分。此话队长是听进去了，说下次请人鉴定整理后定。然而不久，“文化大革命”狂潮涌动，这批书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了。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下，读书有罪，何论藏书？噩梦过去，杭州人仍爱读书、藏书，犹记1980年代初，有消息说书店将出售一批重印之古籍，若四大名著、唐诗宋词之类。据说城区各新华书店漏夜有读者排队，队伍延及百米之遥。次日开门，书籍抢购一空，其盛况远超购买紧俏日用商品，使书店风光一阵。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提倡读书、藏书，杭州曾举办过几届十大书香人家的评选，敝人有幸，躬逢盛会，有幸首届忝列其中；也有人撰文具体建议举办读书日的，读书节的；等等。长此以往，定有实效，提倡读书藏书终是好事。新的时代，私人藏书有新的内容，新的发展。故而期待假以时日，重续杭州私人藏书香火会当有期，以光我杭州文化名城和藏书之乡的雅称。末了，我还想说一句话，藏书为了读书，读书是第一位的；藏书在于积累，读书求知识也是这样。如庄周老夫子在《逍遥游》中所言：“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此为我之读书藏书观。顾志兴2010年5月16日于杭州孔庙之北寓所孤桐凤竹野柿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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