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研究

本书的探讨对象，聚焦于现实中国语境中的当代观念艺术。观念艺术（ConceptualArt）始源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迄今已发展成为国际化的当代艺术主流。作为继“写实—再现型艺术”和“抽象—表现型艺术”之后艺术表达的“第三种方式”，观念艺术是一种针对艺术概念或艺术自身、以观念为先导而以语言作铺垫的前卫实验潮流，其往往又被称为“概念艺术”、“思想艺术”、“哲学艺术”或“实体以外的艺术”等。围绕这一深陷商业化、世俗化大潮同时又充满精英化、形而上气质的当代艺术的新形式，艺术史家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终结了吗？》）以及西方观念艺术的代表艺术家约瑟夫·科苏斯（《哲学之后的艺术》）等人都对其作出了反思性回应。作为一种“讽喻”或“寓言”的新型艺术形态，观念艺术涉及如何重审艺术自身以及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宗教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美学与艺术史哲学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探讨下去。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引入观念艺术这一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大抵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的事情。其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文化的言路也开始显示出多元化的端倪。表现在美术领域，最明显的就是启蒙主义、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85新潮”渐成强弩之末，即使是原来的“新潮”主将们也意识到“启蒙”诉求与当下现实的日趋错位、开始腻烦于既有的艺术表达形式了。也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当代艺术很快步入第二个移植（模仿）、创造（偏离）与转换（再语境化）期，亦即西方观念艺术（而不再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旅行”或“东渐”期。迄今为止，在大批反“架上”传统的前卫艺术家的推波助澜下，其业已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艺术，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本书探讨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即从“中国当代观念艺术”开始。单从艺术形式的呈现看，与西方观念艺术相类似，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的典型特征仍是以观念为先导而以语言作铺垫，种类一般包括文字（文本）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新媒介与多媒体艺术等大凡“后架上”的艺术形式，有时候像以观念性姿态介入绘画或雕塑的“观念艺术架上化”形式，亦可纳入其中。因其参与者多自“85新潮”分化而来，所以批评家们仍习惯于将其视为新潮美术的自然延续，并也由此将中国观念艺术视为“当代先锋艺术的最后一块试验田”。然而，倘使我们洞悉这些观念实践者们“反传统”、“反85”的初衷，尤其是以中国观念艺术的修辞特质与倾向观之，该艺术形式无论在主观表述抑或客观呈现上，均包含着一系列巨大的反讽与悖论信息，其情形颇似现代意义上那种表层义与隐含义相互拆解、内在性地异质与分裂故而极具多义性与暧昧性的“寓言”。譬如：（1）基于“观念艺术”命名本身的内在矛盾与“中国语境”的现实制约，“观念”大于“艺术”的微小智力崇拜是目前中国观念艺术创作存在的通病。（2）因由欧美观念艺术之“影响的焦虑”与第三世界国家“再语境化”的操之过急，中国观念艺术始终面临一种本土试错与“民族寓言”交困的状况。（3）出于对过去时代的本能“记忆”与对当下文化的自觉“参与”，题材上“从过去攫取”而价值上折中、骑墙构成了中国观念艺术一道逆谐的风景。事实上，诸如此类的反讽与悖论表征在中国观念艺术的实践当中还可以列出许多，譬如观念说教与形式力量的分离、玄理意趣与点子竞争的混合、“坏画癖”与崇高欲的逆反、作者主观意念与外界接受效应的抵牾、“展示对象自身”与政治概念“图解”的杂糅、主张理性却又具有浓厚的非理性、反叛社会体制同时又忠顺于商业社会……种种事实存在足以证明，作为将无意识潜本文掩隐在色彩斑斓的“画布”背后的抽象、简约而多义的修辞话语形态，中国观念艺术委实是一种“寓言艺术”，它浓缩了所谓“本土当代艺术”建构的最大真理，同时也承载着这一反讽式建构本身所天然蕴藏的最大谎言。因此，为了与研究对象的“寓言”特性相匹配，本书特遣以“修辞阐释”法为切入点，侧重性地分出三个部分来对中国当代观念艺术这一新事物进行学理上的梳理和探讨：（1）第一部分“本文：作为修辞的艺术语言”，主要从形式语言、修辞语言和审美语言三方面描述中国当代观念艺术的“整体修辞”与艺术语言的“升华”;（2）第二部分“互文：交往与效应语境中的修辞变现”，重点以与西方（观念）话语、传统（水墨）话语和现实（商业）话语的三重对话呈现中国当代观念艺术在文化交流语境中意义的“生效”或“失效”;（3）第三部分“衍文：修辞言说的历史绵延之维”，则集中对中国当代观念艺术之本文、互文所衍生的美学与艺术史哲学问题给予“出乎其外”或历史宏观的“和合”观照。在梳理和探讨的具体展开过程中，本书力图贯穿整体归纳与个案解读相结合、文本分析和文化考量相结合、逻辑递进与历史规约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三个部分分别以系列论文的形式写成，章节间既相对独立同时又相互倚赖，理论概括并深化着分析，分析充实并质疑着理论。在笔者看来，隐藏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动因莫过于艺术家或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在艺术家的问题视野里，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中国当代艺术大抵进入一种无“命”可“革”而徒有搏斗之势的“无物之阵”，先前的意识形态禁锢与艺术形制的压迫力不复存在，当下的政治假想敌与需要启蒙的受众对象似乎又不甚明确，有的只是一个人与物、精神与现实彼此割裂的废墟世界。而在作为研究者的笔者的问题视野中，中国观念艺术的实践者们在善意地“拿来”西学资源、企图以全新的“观念性”为本土当代艺术注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其往往显得格外急功近利、忽视面对中国问题发言的可贵的“文化针对性”，于是乎，“有思想”很容易蜕变为“概念图解”与点子竞争，追求“自我身份的认同”则往往沦落为“观念强迫症”的唯一注脚。在此意义上，笔者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在客观上，缺乏像西方那样的艺术史逻辑的中国观念艺术，其在本质上是“无根”的，其之于“本土当代艺术”建构的贡献微乎其微，而它全部的价值或许仅仅在“讽喻”或“寓言”的意义上，那就是站在检讨与反思中国当代艺术的角度上，其具有某种反向性的启迪价值。“寓言”终有衰朽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汲取了形式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精髓，进而形成具有一定原创性的“修辞阐释”的方法。该方法的创新特点具体呈现为：（1）立足于艺术语言这一基本视角，在以整体、动态眼光看待“作为修辞（旨在传达知识、价值和信仰等）的艺术语言”的基础上，将中国观念艺术语言具体离析出相对独立同时又逐步升华的三个层次：形式语言（客）、修辞语言（主）和审美语言（合）。（2）本文修辞（狭义措辞术）与互文修辞（广义政治学）相结合，从相对封闭、静态的作品修辞术学到绝对开放、动态的意识形态文化诗学，在与西方（观念）话语、传统（水墨）话语和现实（商业）话语的三方对话中，现实地考量中国观念艺术话语的“生效”或“失效”。（3）以对研究对象的稠密分析为依托，最终建立起一种自然融美学与意识形态于一体，具体含本文、互文、衍文三级阐释的动态修辞批评话语，该话语或许能最大限度地拓展当代艺术批评的理论张力。本书的学术价值可以从以上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概述中总结得出：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潮性的艺术文化现象，中国当代观念艺术浓缩了若干美学与艺术界一直都在探索、争鸣的重大理论问题，譬如艺术的本质根性究竟是什么？艺术与观念，或者说诗性与哲性可以在艺术中和平共居吗？感性和理性对艺术家而言究竟谁更重要？今日艺术是否真的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自身的终结？……因此，“中国当代观念艺术”显然不仅是一个个案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足以以小见大、具有充分开放性的理论课题，其涉及如何重审艺术自身以及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宗教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美学与艺术史哲学问题，值得继续深入地探讨下去。另一方面，本书突出从“艺术语言”这一本体角度切入，同时与之匹配地采取“修辞阐释”的批评方法，从而自下而上地形成了一种不仅对观念艺术，更对中国当前整个艺术文化领域拥有充分说服力的动态批评话语，这无疑对推进艺术学的本体研究以及寻求当代艺术批评的普适性方法提供了新思路，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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