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和文化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是来自现实生活的一个大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从自身主要研究领域的特点出发进行研究，每年在国内外都有不少值得重视的成果问世。由这些成果的“现代性”决定，它们自问世之日起，就立即成为被检验的对象，因现实生活不仅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而且要求不断地回答这些问题，即做出价值判断，而判断正确与否，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研究特点，要求笔者在学习、研究“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时，必须自觉重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我以为，这既是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也是研究方向和社会责任问题，总之，这四点对探析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真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不可分割，人们若要清醒地认识现实和未来，绝对不能割裂历史。在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时，如果忘记或忽略了它的历史，不追本溯源，那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它的现实和未来。对于“经济全球化”是这样，对于“文化”也是这样，对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同样是这样。其二，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为无论是经济全球化问题，还是文化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或单纯的实践问题，只有将其辨证地统一在一起，才能将我们的理论研讨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坚实的认识基础上；同时又可避免狭隘地就事论事，有助于揭示或认识事实背后所蕴涵的某些规律性内容。其三，我们在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下，研究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但不能脱离中国去研究。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越来越受世界影响并影响着世界。讨论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时，若没有中国的内容，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其四，历史观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或原则也如是，因此，本课题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统领这项研究工作，同时自觉地抵御西方“理论鸦片”的侵袭，对外来的文化成果，有选择地积极汲取其有益内容，切不可将腐朽当成神奇，要坚持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不可迷失正确的研究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 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蕴涵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他们还预言，人类未来的社会，将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同上书，第86页。，这使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代意义，有更加清晰的认识。经济全球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显露其雏形，90年代则呈加速发展之势。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历史潮流，它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汪道涵：《全球化与中国经济》，见雅克·阿达著《经济全球化·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Ⅰ—Ⅱ页。。这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并非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历史阶段，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化。在西方，经济全球化最初被认为是经济上的一场革命，其实质是资本、技术、通讯、管理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的自由组合Richard Longworth：Global Squeeze ：The Coming Crisis for First World Nations，Contemporary Books，1988，p.7。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其认识也不断深化，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1990年指出，所谓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的，反之亦然”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巨大的“时——空变化”或“时——空转换”，并非仅仅局限在经济生活中，甚至主要并不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将受到全球化的直接挑战。事实表明，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文化效应”似更加强烈。西方的理论家在宣扬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的同时，极力鼓吹所谓“文化全球化”,即世界文化发展的“美国化”理论。其具体内容是：“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那节目同样也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愿望的价值观。”David Rothkopf：In Praise Cultural Imperialism,foreign Policy, p.45, NO.107, Summer 1997.这是当代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理论的具体体现。“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是最巧妙的，并且如果他能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国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所起的典型作用，是辅助其他方法。它软化敌人，为军事征服或经济渗透做准备。”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显然，“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仍然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谓 “普适性”的“全球化”的文化并不存在，“文化全球化” 建立在西方民主制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它的实质只能是体现“美国化”的文化。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指出：“今天文化全球化的每一种潮流从根本上都处于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文化全球化就是非西方文化被西方文化同质化与一体化的过程。”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一事实。文化引导未来。“文化是我们已经创造的世界和仍在创造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促使我们改变世界的动力。”“现在文化越来越被看成是变化的原因，所以它也是一种人类必须大力控制的活动。这样一来，就能更多地意识到文化拥有的强大力量，更有意地、自觉地和系统地对待文化。”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正因为如此，当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喜形于色，认为这是在“文化全球化”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在他们看来，因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消失”，而揭开了世界文化“融合成一体”的序幕。他们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和世界文化的“融合”及“文化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由此不难看出这种文化“融合”及“文化全球化”的“西化”实质。与“文化全球化”相联系，一些西方理论家提出“新帝国”论、“霸权稳定论”。他们认为，美国在世界上40多个国家拥有军事基地，它与古代罗马帝国类似。在他们看来，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霸权，世界是和平的；如果有两个霸权，就会彼此争夺，世界就不会太平。美国所追求的“世界霸权”，既包括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霸权，也包括文化方面的霸权，或首先是文化上的霸权。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和大混乱》中说，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极力要渗透到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中，建立起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和人民，甚至以此来干涉别国内政。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文化安全，首先是意识形态安全和价值观安全，以及因文化功能膨胀而引起的社会心理变化等，面临着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严重挑战。社会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由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意识形态是直接或间接反映社会的经济及政治的特点，体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和要求，力图保持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思想体系的总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处在深刻的历史变革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如果不能积极有效地应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挑战，使中华文化变成所谓“全球化”的文化，我国就会在失去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失去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或者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这样，岂止是国家的文化安全，还将导致国家的整体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日益错综复杂，使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尤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近年，西方有不少专门论述“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著作问世，较有影响的如美国杜克大学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教授主编的《全球化的文化》（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1998），英国诺丁汉伦特大学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son）教授著的《全球化与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s,1999）,法国第五大学尚—皮耶·瓦尼耶（Jean—Pierre Warnier）教授著的《文化全球化》（la mondialisation de la Culture,1999），德国汉堡大学赖纳·特茨拉夫（Rainer Tetzlaff）教授主编的《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Weltkulturen unter Globalisierungsdruck，2000）等。这些著作虽然切入论题的视角不一，观点各异，研究路径也迥然有别，自成一体，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植根于西方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中，其中不乏一些西方的主流观点。此外可以看出，一些西方学者虽然在自己的著述中致力于批判欧洲中心论，但却无法彻底摆脱它的影响；虽不排除他们的某些观点与我们的观点接近或相似，但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从整体上看，它们仍然属于西方，而非是“全球”的。这些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的一些著作，却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执意要把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结论一定要用西方学术的概念表现出来，离开了这些似乎就寸步难行。不难看出，泛化“国际合作”和热衷于所谓的“国际接轨”，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笔者以为，研究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指导，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不能脱离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理解，不能忘记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现在奉献在各界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就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完成的。但是，限于各种原因，首先是笔者理论和学识水平有限，所以捉襟见肘之处在所难免。诚恳欢迎大家的批评和帮助，使我们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对其研究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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