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

若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史学家排座次，梁启超恐怕要居于首席。梁氏是中国史学划时代的人物。他不但是传统史学的终结者，更是现代史学的开创者。以往学界通常视梁启超为晚清“新史学”思潮的主将，冠之以历史统计学、心理史学第一人等头衔。其实不只于此。梁氏不只是某一流派或学科的先驱，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的始祖和领航者。他所首倡、所塑造的“新史学”，不是对传统史学的局部翻新和改造，而是根本性的颠覆，同时开启了一种现代史学的新范式。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谱系中，梁启超位于最尖端，而后起的胡适、郭沫若则要低一层级。这是因为，梁氏之后中国史学的若干关键性变动，几乎都导源于梁启超的“新史学”。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梁氏“新史学”理念的实践和引申。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轴心人物，其庞大的身影笼罩了百年中国历史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梁氏“新史学”的诸般创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跨学科”治学门径的开辟和倡导。与社会科学结盟、推行跨学科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最典型的特征。这一趋向根本刷新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手段和模式，扩充了观察历史现象、思考历史问题的理论工具，提高了历史分析和历史阐释的精准度，实现了从叙述史学向问题史学的转化。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史学方法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环节，跨学科研究引发的方法论变革直接带动了整个历史学的全方位发展，其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都出现了大面积调整，社会史、经济史取代政治史、事件成为新的方向，与各门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地带形成新的专门领域，关注视野也实现了自上而下的转移，民间历史成为焦点和重心。可以说，跨学科门径的引进和实施，促成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到现代的范式转换。而梁启超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奠基者的角色，其地位无能出其右者。近人或谓梁氏治学失之粗疏，影响甚大而成就甚微，不足以垂范后世。然而，由跨学科研究一端即可窥见，梁启超虽乏精深绵密的专门著述，但其筚路蓝缕拓荒发轫之功实不容抹杀。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点语焉不详，未有充分的重视和注意，梁启超的跨学科尝试遂被其他贡献所掩而湮没不彰。有鉴于此，我授意博士生石莹丽女士以此为题撰作学位论文，她欣然接受，知难而进，历经三度寒暑而毕其功。此书正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充实而成的。本书以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为双重维度，从二者的交集上观察梁启超在地理史学、社会史学、经济史学、心理史学和历史统计学等领域的开拓性贡献，集中呈现梁启超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社会科学与史学的关系进行总结和反思，既肯定了跨学科研究的正面价值，又对跨学科研究存在的误区予以指正。此书初步清理了梁启超的跨学科路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个空白。不过，需要补充的是，梁氏的跨学科研究不仅表现为史学方法论上的巨大转换、新领域的不断开辟，即便是最为人所称道的历史观的建构，如进化论、民史取向等也不局限于史学层面（西史、东洋史），而是更多地借取了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思想资源。由此可见，跨学科方法对史学研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值得进一步掘发。从整个书稿的写作来看，作者从扎实的一手材料出发，几乎浏览了见世的梁氏的全部文献，而整部书稿论从史出，观点平实，少见凌空蹈虚之处。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并不就事论事，而是把所要讨论的问题植入特定的学术脉络中，有源有流，清晰了然。全书结构合理，布局谋篇颇为用心，章节设置恰当，各部分规模大体均衡，词能达意，引证规范，逻辑性强。本书最大特色是均衡，是中规中矩。但由此而带来的一个弱点，是创造性思考不足，自出机杼之见略少，缺乏强大的思维穿透力。作者围绕中心问题详细铺排资料，梳理过程，但论断大多点到为止，少有进一步的引申和发挥。老实说，本书目前所呈现的面目，与我最初的期待尚有不小的距离。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盼望石莹丽女士今后能够以此书为起点，勤读多思，增广见闻，在学术研究方面锐意精进，更上层楼。王学典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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