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的进化

本书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985工程”改革型项目资助研究成果。这是我与张乾友合作的又一本著作。《公共生活的发生》杀青后，我们都感到有些意犹未尽，还有一些话要说，所以，又合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现在，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以著作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近些年来，经常有人质问我，你为啥还写？要图个啥？当了教授了还这样去写，写得这么辛苦，出版那么难，书出来了也没人读；写得人人烦的时候还要写……的确，这是个问题。我自己也常常想这个问题，想给自己一个答案。有的答案太过高尚了，不敢说出来；有的答案太过庸俗了，自己不愿意承认。因而，我只能说自己有话想说，可是，找不到可说的地方，说了没人愿意听，只好写了。要说“图个啥”，实在是没有可图的，而且，写作能够图个啥么？不写的人什么都有了，写的人什么也得不到。要想图个啥而写的话，那是最笨的路子。写出来没人读也是个事实，我每次出版了新著，都会自己掏腰包买上几百本，来人便送，无非是希望有人读。我太希望有人读我写的东西了，哪怕是抱着审查的目的来读我，我也要表达万分的感谢。可是，我很难发现有人读我。经常有人接受了我送的书，过一阵子，来向我“请教”问题，他（她）一张口，我就知道他（她）根本没有读我的书。我的心情有些沮丧。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我知道，要想让人读，那是太难了。但是，转而一想，如果200年后万一有一个人想读一本我的书，而我没写出来，那岂不可惜，误了他没有书读，能不是我的罪过吗？所以，还是写吧。其实，要让一个时代的人读自己这个时代的书，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时代的人不是愿意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吗！我猜测，即使我的学生，对我不屑的人也不在少数，有的学生总是要到我这里来炫耀他（她）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他（她）根本不知道我也读过；他（她）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说过什么，却不知道我说过什么。不过，从这之中，我看到了希望，再过两千年，我岂不也成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了，那个时候，如果还有我们这个时代这样的年轻人，他（她）也许就会读我了。所以，还是写吧。想想“一壶道人”船山先生，终生著述，生前均未付梓，所图何也？此处谈论古圣先贤，狂妄之极。但是，向古圣先贤学习，总不会有错吧。所以，还是写吧。在中国的民族性格中，可能有些微的“以洋为贵”的内容。当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后，西洋器物凡是进来的，都是珍宝，相比之下，中国的丝绸就要轻贱得多了。思想也是如此，在当代中国人中，显然不会有几个人相信中国人也会“思想”，在自己不相信自己能“思想”的时候，那么，西洋人的思想就更加珍贵了。当然，在开放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中生成的思想都应得到珍重。可是，如果我们不相信中国人也能“思想”的话，就不能作为自主的人屹立于世。另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当代中国人只相信古人会“思想”，不相信当代人也会“思想”，躺倒在古人的怀中求安慰，用古人来标识自己而让自己处于荣耀的地位上。可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当代人也能“思想”，又如何去开辟前行的道路呢？现在，人类正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各民族文化的冲撞和融合正在发生，它将意味着人类必将生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是古人所无法看到的，也不是只允许西洋人思考和认识的。如果我们有自信的话，我们也有权去认识它和思考它，也有权去提出我们的见解。然而，不自信的心态阻碍了我们，特别是那些把握着学术和思想生杀予夺之权的人的不自信，往往压制了我们的“思想”，或者说，不允许我们去“思想”，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机遇也许因此而被拒之于门外了。想起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圣人，我这样一个以写作和教学为业的人只是一棵小草，而且是我儿时曾经见到过的并一直萦绕于心的那棵小草，它是在我学前见到的一棵奇怪的小草。事情是这样的，我家所在的村后有一条河，据说从清朝的乾隆年间就有人打算要在河上修一座桥，历代都有准备石料的事。一次，我在石料堆旁玩耍，看到一棵草从石料堆上露出了头，我爬上石料堆的顶端，努力移开一些石料观察这棵草，呆呆地望着它，整整大半天的功夫都在想象这棵草是怎样长出来的。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工作了，也就变成了这棵小草，小草的命运也就是我的命运。我露出了头，但是，那是艰难的，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石头挤压我，让我不得不在石头的缝隙间寻找生存和成长的空间。在我的想象中，石料堆下肯定有许多小草，如果没有那个石料堆，也许这块地方会是一片翠绿的草地。但是，露出了头的草，只是我看见的那一棵，许多的草，在生命开始的时候可能也就终结了。我露出了头，那是我的幸运，而那些被压在石头下永远也露不出头的小草，是多么的可惜。在我们的科学创新和学术研究中，有多少人就像那永远也露不出头的小草呢？这是无法统计的。在中国的大学里，做学问的人可能都是那样的小草。可是，世界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小草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是小草，但我们是一群能思想的小草，我们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也用我们的思想去关注世界的未来吧。虽然我们没有圣人的智慧和机遇，但可以用我们脆弱的生命铺展开伸向未来的绿茵。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思想，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思想。然而，我们也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不用我们共同体共用的语言去写作，而是用所谓科学的语言去写作，通篇使用一些符号，仅仅为了取悦那些专家。的确，这样的作品受到了专家的赞赏，成了评职定级的最好敲门砖。但是，由于这类作品的影响被限制在了“俱乐部”中，是圈内人把玩的“艺术品”，因而，证明了作者是没有社会责任的人，只是一些讨好迎合圈内专家的人。就这种讨好迎合而言，是不道德的行为。我始终坚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切有价值的作品，都决不是迎合圈内少数专家的作品，而是面向社会公众的。我从不相信，一个共同体共用的语言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丧失了表达思想的功能。为什么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用一些只有少数人才能看懂的符号去表达的现象，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乐意使用这类圈内人才能明白的“秘语”、“暗号”，完全是科学活动“黑社会化”的标志。或者说，科学活动中存在着一些类似于“邪教”的组织，它们不愿使用共同体通用的语言来表达和交流思想，而是使用一套圈内人才能看得明白的符号。这是科学活动中的一种邪恶现象，然而，在今天却甚嚣尘上。我们看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在形式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从不使用“俱乐部语言”、“黑社会暗号”或“邪教秘语”，它们属于贴近公众的作品，是为广大社会公众而写作的作品，这些作品只求表达作者的思想而不求为作者谋取特殊利益。即使在今天，我们看到，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广泛的欢迎，就在于它们不是用“邪教秘语”写成的。这也能够说明“邪不压正”！那些运用“俱乐部语言”、“黑社会暗号”或“邪教秘语”写作的人，尽管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受到赞赏，尽管受到政府中管理科研活动的官员的钟爱，但是，毕竟属于栽在花盘中的树木，发展方向也只是一株精致的盆景，即使被选定为“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人才”等等，也不会成长为国之栋梁，若强之为栋梁的话，必倾也。我写下这段话，实际上是向年轻人表达一个强烈的愿望，在我们的科学活动中，虽然研究喜好不同，但我们应当用通用的语言去表达思想，不要故意地去使用一些让人莫测高深的语言去写作。当我们与我们的整个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去写作时，我们的思想就能为公众所理解，就能为世界所接受，如果我们学习使用“俱乐部语言”、“黑社会暗号”或“邪教秘语”的话，虽然迎合了现有的一些学术霸权，但在实际上，却是走上了自绝于民族、自绝于世界的路，也同时是一条自绝于科学的路。你的作品虽然得到了专家的激赏，虽然发表在所谓世界顶级的刊物上了，但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只是在其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垃圾。喜欢你的作品的人，也只是那些喜欢垃圾的生物。我的社会生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形成的。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始，我与我的国家一样重获新生，在这30多年的历史中，我与我的国家一道成长。我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深深地感受到我与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我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时候，以我自己的经验，我深深地理解，为什么在世界上会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喧噪，为什么会出现所谓“遏制中国”的闹剧。在我度过的每一天中，我都以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告诫勉励自己。在我的国家中，近些年来，我也感觉到不断地出现一些杂音，有些杂音甚至会冲击着发展的主旋律。因而，我也希望我的国家能够永远记住邓小平的告诫，永远不要忘记“发展才是硬道理”。作为一个学者，我坚定地相信，不仅过去，而且未来，我个人的命运也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为我自己写作，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写作。尽管不会有人看我的作品，尽管不会有人理会我的意见，但是，我需要表达自己的心愿。上述感想，就算是一个与本书没有关联的一个后记吧。张康之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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