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围绕“汉学”（Sinology）和“中国学”（China studies）在学理层面的研究取向，学术界出现过热烈的讨论。汉学论者强调美国研究中国的是历史、文化、语言和文学典籍等，中国学派论者则认为研究范围主要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如果我们读一读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主编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就能发现，他研究中国整整 20年（1832—1851），研究的内容涉及所有学科领域和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问题。裨治文（1801—1861）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汉学家，他的身份是传教士，属于基督教美国公理会。1830年2月25 日他从波士顿来到广州，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允许传教，裨治文主要以学习汉语为由进行传教的准备工作。他 1832年与其他美国商人和传教士等在澳门创办《中国丛报》（亦称《澳门月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情况，他自己身体力行，发表过许多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还曾经担任过美国来华使团的翻译。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山鼻祖、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Fairbank）指出：“当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必须与以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典籍为对象的‘汉学’有所区别，必须依赖个人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 2003年版，第69页。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是国际中国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有关“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界定，当今的学界基本认同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范畴：一是广义的中国学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所有学科领域，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法律、哲学、教育、军事、社会学、文学艺术等。二是狭义的中国学研究，主要指具体学科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比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政治、政府治理问题，这其中包括对宏观的、微观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研究的不同路径。笔者在历经五年多辛勤的资料搜集和梳理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广义中国学是个浩瀚的研究工程，美国国内从事上述领域研究的人员有数千之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研究中心编写的《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介绍了 1870 位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人员的基本信息，352个研究机构（1989年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孙越生、陈书梅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实际上，这本手册提供的美国中国学研究人员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止。但 1989年至今，无论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还是研究机构，都已远远超过以上数字。所以，即使是如此厚实的工具书，也只是今天意义上美国中国学者们研究成果的部分内容介绍，不能完全反映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总体概貌。本书除了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作背景式论述外，主要从狭义中国学研究领域入手，偏向于问题研究，其研究的特点是专题性、理论性、学术探讨性。一 研究意义冷战结束后，大批美国中国学研究精英脱颖而出，他们活跃在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历史、文化、教育等领域。同他们的前辈相比，这些人更注重学理分析和理论构建，强调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新颖，善于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中美之间学术交流的全方位展开，美国中国学研究者们与中国同行们通过合作与交流，不仅提高了问题领域研究的客观性，也克服了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认识上存在的误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正在发展转型中。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特点也随着转型而不断变化。老一代中国问题研究者，如费正清、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鲍大可（A.Doak Barnett）等人擅长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做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建树，而且为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美国政府制订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除了费正清等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外，美国还有一批对中国问题有深入了解的外交官，他们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代“中国通”。其中比较著名的当属三位“约翰”——约翰·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约翰·戴威斯（John Paton Davice Jr.）和约翰·文森特（John Cater Vincent，中文名“范宣德”）。他们的研究精神在当今美国中青年学者中仍有很大影响。但当今的中青年研究者们并不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相反，他们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擅长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实现美国中国学研究模式的转型，也不断扩大了中国学研究的问题领域。本书所具有的学术和对策意义在于它不但为美国中国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及从微观和宏观进行相关问题领域研究的思路，而且为学术性研究的严格要求提供论证基础，也更加有利于美国中国学研究解读中国，为其制订对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本书在论述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时，注重将中国学研究同美国东亚政策、中美战略关系、地区安全乃至全球战略联系起来考察，从全球格局的高度审视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对外战略的认识。本书以很大篇幅论述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当代中国外交决策的分析和研究，评价美国学者学术著作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为我国制订全面、科学的对美战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和平发展战略的制订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此外，本书中 60%以上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中国外交等问题的观点、论述、评价均出自英文原著，以确保论证的准确性。关于本书的创新程度、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笔者认为，直到今天，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尚无一本全面深入地研究涵盖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领域的学术专著，而本书将弥补这一缺憾，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学术创新。二 研究现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汉学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且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战后，欧洲传统汉学受到冲击，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迅速崛起。1949年起，美国一批学者对传统汉学提出异议，他们强调研究当代中国，注重中国学研究“模式”，确立研究“取向”，研究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吸取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养分，丰富自己的研究模式和内容，突出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和文化研究。中国国内对美国中国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 70年代末，胡国强的《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和美国东亚图书的中国藏书》，李世洞的《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孙越生、陈书梅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等，为中国学者认识美国中国学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王景伦的《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美籍华人邓鹏的《费正清评传》，施忠连的《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等著作，有助于学界加深对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了解。王建华、曾华的《美国战后中国学》等，比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学研究历史过程及发展现状。王荣华、黄仁伟主编的《中国学研究：现状、趋势与意义》，集中体现了当今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学术意义。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从史学史角度研究美国学者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 1994年版；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邓鹏：《费正清评传》，大地出版社 1997年版；朱政惠：《美国中国学史研究——外海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颇具潜力的青年学者，吴原元的《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 1949—1972》，韦磊的《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等，不仅从学术史研究视角对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研究，而且还采用宏观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试图深入到美国学界的思维领域和历史文化领域进行探索研究。吴原元：《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 1949—1972》，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年版；韦磊：《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前期成果，为本书的论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但从总体上看，以上这些著述缺乏对美国中国学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综合研究、问题领域研究等，本书的研究成果将无疑弥补这一不足。当今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问题，已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仅许多美国大学的专家学者专心致力于这一问题领域研究，而且美国政府机构、军队、国会、学会和基金会等都设立研究机构。20世纪 70年代初期，美国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机构有近千个，“其规模大体与对苏联研究的规模相当”孙越生、陈书梅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第9页。以上统计是本书编者根据苏联《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一书作者的估计得来。。而今天，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无论是人员还是规模都已和当时不能同日而语。以哈佛大学为例，除了哈佛燕京学社和东亚研究中心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外，哈佛的东亚系、政治系、宗教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肯尼迪政府学院也有一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对当代美国的对华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顾问很多来自这所学校。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以研究经济问题著称，美国对华的重要经济投资首先要向这个研究所的专家们咨询。另外，美国情报部门也一向关注中国问题研究，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有相当一批人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很多人研究中国军队和国防问题，但也有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20世纪 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州立大学、地方大学、私立大学也开辟了中国研究领域。鉴于美国正在全方位地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法律、历史和文化等问题，我国学者要跟踪这一发展态势，关注研究群体的变化，了解其发展特点，有选择、有针对性地根据问题领域特点进行系统或专题研究。在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时，本书着重介绍一批颇具影响的美国学者，集中评论他们有代表性的中国问题研究著述，以突出问题研究的重点。另外，在当今的美国，有一批活跃在大学和研究单位（包括智库）的华裔美国学者，他们中不少人已出人头地，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例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布鲁金斯学会的黄靖和李成、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力、哥伦比亚大学的吕晓波、杜克大学的史天健、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丹佛大学的赵穗生、康奈尔大学的陈兼、纽约城市大学的孙燕等。由于他们在语言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他们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在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及历史文化问题研究时，视角新颖，方法独特，史料运用自如，为美国中国学研究增添了新的色彩和内容。美国情报部门一向都关注问题研究，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有一两千人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很多人研究解放军，但也有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本书由于受资金资助的限制，把研究的主要对象集中于那些美国土生土长的专家、学者，待将来条件许可，再对这批已经成名的华裔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进行专题研究。这与中国的发展壮大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密不可分。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们的工作场所变化很大，有些美国学者为了学术环境和个人职业前程的需要，甚至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任职。即使在美国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先后辗转在政府部门、高校或研究单位（包括智库）之间。如：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政治学教授奥克森伯格不仅任职于像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还任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奥克森伯格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论著发表于他 1973年任教于密歇根大学以后，如：《中国的发展经验》（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1973）；《龙和鹰：美国与中国关系——过去与未来》（Dragon and Eagle：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Past and Future，co-author，1978）；《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GATT，co-author，1990）；《中国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co-au-thor，1981）；《中国的决策》（Policy Making in China，co-author，1988）《北京风波：1989：对抗与冲突——基本文件》（Beijing Spring，1989：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The Basic Documents，co-author，1990）；《中国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兴起：一份三边委员会的报告》（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A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co-author，1994）；《影响中美关系：长期战略》（Shaping U.S.—China Relations：A Long-Term Strategy，co-author，1997）；《中国加入世界：进步和前景》（China J oins the World：Progress and Prospects，co-editor，1998）.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中文名“何汉理”）也先后任职于布鲁金斯学会、乔治·华盛顿大学以及弗吉尼亚大学。本书关于何汉理（Harry Harding）研究中国问题的著述主要是他在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ion）担任高级研究员（1983—1994）期间撰写的研究成果，如：《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与中国》（A Fragile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1972）。本书在评论这些美国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的观点和论述时，原则上按照他们当时所在的工作部门介绍其中国问题研究的观点和学术成果，评论中，如果出现美国学者工作场所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说明他们已经在新的部门任职。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关于中国政治及政治制度研究的著述多半是在他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时发表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研究中国政治及制度的代表作为：《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Governing China：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该书是作者在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多年后成果的结晶，被誉为是继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之后又一部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著作，作者对中国的深度观察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水平。目前，他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研究主任、高级研究员，笔者在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时，曾多次参加他主持的有关中美关系、东亚问题、亚太安全问题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主题多半与国际安全问题相关。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他为乔治敦大学教授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的新书《两岸关系：美国与台湾关系及与中国的危机》（Strait Talk：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作评论。唐耐心，美国乔治敦大学政治学及历史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著有Strait Talk：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等书。可见，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研究的侧重点也会发生变化，本书在研究中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显示对中国学研究的虔诚，许多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学者们给自己取上中国名字，如波士顿学院的“罗伯特·诺斯”（Robert S.Ross）中文名字叫“陆伯彬”；哈佛大学的“约翰·费尔班克”（John K.Fairbank）中文名字叫“费正清”；“福格尔”（Ezra F.Vogel）中文名字叫“傅高义”；布鲁金斯学会的理查德·布什（Richard C.Bush）中文名字叫“卜睿哲”，等等。本书在表述中基本上根据这些专家学者们当时的习惯称谓，以及他们的著述译成中文后的音译名、中文名予以采用。三 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路径体现在两个方面：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分别反映归纳法和演绎法的思维方式。归纳法表现为实证方式，以观察事实和归纳逻辑为基础，通过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概括出理论命题。实证方法包括经验性研究与非经验性研究，非经验性研究包括问卷法、访谈法、文本分析、现有统计数据分析、历史/比较分析。理论研究方面，本书广泛收集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学术专著及期刊中发表的论文，也包括尚未出版的学术著述和研究报告，通过文献分析法，整理、归纳和分析各类文献著述，确立本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书采用国内学界研究国际问题的两种方法——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如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逻辑推理等。以往学者们在运用这两种方法从事书研究时，往往会出现论点相悖，采用史学方法的学者们常常认为后者的研究成果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是“理论假设”，学术价值不大；而采用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学者们则称前者的研究工作仅仅停留在对问题的简单描述上，未能透过历史现象认识其潜在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特征。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将史学研究方法和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对已有的学术成果和文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考察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研究命题、理论假设和变量转换等运用到史实解读过程中，用史学和国际政治学的双重视角考察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演变过程。本书在论述中国现代社会历史问题发展根源时强调，美国中国学研究视角的转变使一些中国问题研究者们深深地扎根于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研究之中。如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与柯文（PaulA.Cohen）的“中国中心观”成为当代美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基本取向，尤其是后者，这一新的研究取向是“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结构—功能分析模式”，其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这种模式集中体现在施坚雅20世纪 60年代中期发表的三篇论文中，它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市场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分析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基本动因。本书分析了美国学者们在研究中国政治时，重视方法和模式的构建，强调不同的研究视角，如倾向模式、派别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结构模式、规范模式、利益群体模式、合理性模式等。而研究视角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精英分析视角、政治文化视角、结构功能视角、宏观与微观分析结合的视角等，本书研究注重各种模式和视角的互相竞争、补充，并在认识研究规律的过程中逐渐成熟，以推动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深层次问题领域的认识。本书在论述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外交及外交战略时，认真细致地分析他们的研究方法，如：从政治学研究视角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问题；从全球视角看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从中国的地区大国作用看中国外交战略；从中国的多边外交看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以及社会化理论、建构主义、国内政治、定量分析、内容分析对中国外交战略决策的影响。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n Iain Johnston）和波士顿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陆伯彬（Robert S.Ross）等成功地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研究方法，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把中国外交放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框架中进行考察。运用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从传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以及软实力构建等不同层面分析发展中美关系、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与维护国家利益的逻辑关系。本书研究还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既有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全景式综合考察，又特别重视对著名中国学家的个案研究。强调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基本特征。认识事物矛盾的两重性，即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美国研究中国是为其推行全球战略服务，但研究中国有助于改变美国民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认识。研究美国中国学，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客观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为消除“中国威胁论”提供有利环境。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香博（David Shambaugh，中文名“沈大伟”）从以下六个方面论述中国学如何让世界各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第一，中国在促进全球金融、经济稳定和增长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第二，中国通过自身的产业经济和消费的增长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依靠国内国际行动促进全球公共健康。第三，中国通过自主创新促进全球创新与技术开发、通过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新能源技术的投资来改善世界能源消耗结构。第四，中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如 2004年的东南亚海啸、2005年的巴基斯坦地震、2010年的海地地震以及2007年的菲律宾台风给予受灾国积极援助。第五，中国积极参与打击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恐怖主义活动等的行动，积极控制流行性疾病传播。中国在赈灾、济贫、维护公共健康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威胁领域内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国家赢得更高的国际声誉。第六，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对联合国、中国本身以及受惠国的实实在在的贡献。这是中国对全球治理所作贡献的具体体现——也许堪称最具体的表现。 David Shambaugh，“China and Global Governance：The Security Sphere”，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Plenary Sessions，Hosted by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and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Organizers：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Shanghai，China，6—7 November，2010.中国以实际行动回击“中国威胁论”的诬蔑之词。美国学者关注中国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提升，许多有关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学术论著的发表，客观上对外有利于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偏见。今天，孔子学院遍及世界各地。早在 2500 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孔子就提出“和为贵”的思想，哺育了中华民族宽广博大的胸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紧密相连。美国学者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将其赋予时代的内涵，不仅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深入了解和平崛起的中国，而且也使中国学研究显得更有时代意义和价值。此外，本书在研究过程中，除了对一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们进行专门研究外，还对具体事件采取个案研究手法。根据笔者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从事高级访学期间获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在“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一节中，加上两个个案研究材料：普林斯顿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会议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的民意调查，通过这两份材料，客观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 60年代美国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以及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四 基本架构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加入到研究中国问题的行列中来，他们不仅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而且也关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的环境、气候、能源、自然灾害等问题。他们在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中努力找出规律性、经验性的东西。根据国际政治学概念，上述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美国研究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的学者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有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如果把许许多多关于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的成果也放到本书中进行评述，不但不现实，而且也不是一般性国家书所能承受得了的。毋庸说是研究，即使把所有美国学者研究的成果作个基本概述，也是浩大的工程。所以，笔者把研究对象集中在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中国学专家及其研究成果上，努力做到抛砖引玉，通过研究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作为国际问题研究项目申报，这就给本书设计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主要研究范围是：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等问题领域的研究，这使笔者能够比较合理地构建本书的研究框架。本书共分八章，按照问题领域分为上篇与下篇。上篇为“社会、历史、政治与经济研究”，其中第一章论述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兴起，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学研究的转型——地区问题研究重要性的凸显；麦卡锡主义对中国学研究的影响；中心研究中国的兴起；美国智库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以及美国新儒学研究的发展状况。第二章分析中国学研究的新视角，主要内容有：美国中国学研究视角的转变；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社会历史问题；着重比较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思想；“文化大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研究也是本章的重要关注点。第三章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主要包括：中国政治研究的模式和视角；中国官僚体制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包括“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会议”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1964年中国问题的民意调查报告”两个个案研究）；“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研讨会”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的民意调查报告”等两份材料均系芝加哥大学“约瑟夫·雷根斯坦图书馆”（The 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珍藏资料。此外，还论述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软实力问题。第四章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问题，主要论述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企业与企业改革问题，价格改革及改革初期存在的问题。本章还着重论述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发展面临的制度瓶颈；经济结构调整及对农业问题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等内容。下篇为“外交、战略及其理论研究”，其中第五章论述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战略和理论问题，重点凸显本书国际问题研究特质。包括中国与周边大国、一般邻国的关系；评论和分析中国问题专家陆伯彬和江忆恩等中国外交研究的代表作。第六章为中国学研究与中美关系，主要分析学术研究如何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中美关系与中国和平崛起；“9·11”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对何汉理和蓝普顿有关中美关系研究的开拓性成果进行重点论述。第七章论述美国学者研究中美战略关系，主要从中美战略合作、战略困境着手，研究美国对中国实行既接触又遏制的所谓“两面下注”的战略，分析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军事战略、中国战略思想以及中美亚太战略博弈等不同层面的问题。研究成果可以为国家在制定对外战略时关注国家的社会化、机制以及战略选择与政治之间的逻辑关联提供参考依据。第八章指出美国中国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四个方面分别论述，如：研究资料与学科分类问题，研究中国高层政治及中国学的学术化问题，所谓“中国威胁论”问题，以及中国统一及台湾问题研究等。从当今国际中国学研究发展态势看，美国中国学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空间的必要，这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学术使命。本书中引用的中英文注释达 1400 多个，大量的英文原始文献资料和著作的引用，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研究成果的学术含量。书稿出版后，既可以为我国政府及相关决策部门制订务实、理性、科学的对外政策和对美战略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也可以作为广大从事本学科领域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的重要参考书。本书研究涉及的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外交等每一个领域都可以撰写一本学术专著。由于受研究条件的局限，本书在对新儒学、中国文化深层次问题分析、美国对中国战略的独特判断、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研究、中国法律问题、中国新左派受美国新左派的影响、汉学—中国学—中国问题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方法论的创新等问题还缺乏足够深度和广度的研究和关注。尤其是区别“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美国学者对中国认识的转变，分析这种转变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以及社会发展变革的深层次内涵。本书不能全景式地反映美国中国学的全貌，不能对每一个问题领域做深入的研究，希望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继续资助和关心“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成为集各种研究领域之大成的综合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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