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徐新建徐新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清朝经营云贵的历史是新帝国的确立史及其内部边疆的开辟史。在此过程中，朝廷对西南“生苗”的军事征剿和政教改造伴随始终。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以苗疆再造为目的的改土归流。需要说明的是，明清以降，“苗疆”的提法主要是中原文献对西南族群的一种泛指和他称，不但涉及的地域具有伸缩性，所指的族群也涵盖甚多，并非仅为今日的“苗族”。与此相关，在“改土归流”的实施中，又包含着帝国征服者对“苗疆”境内不同区域与人群的类别区分。以当时的官方用语来说，就是“蛮悉改流，苗亦归化”（清）魏源：《圣武记》卷七“西南夷改土归流记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其中的苗和蛮代表着帝国眼中苗疆的两类族群。前者是业已被历代王朝征服且有土官、土司作为朝廷代理的“熟苗”，后者则是未经改造、不服统领的“生苗”。对此，帝国的苗疆再造便同时包含了对熟苗当中土司、土官的去除和对剩余在“生苗”境内所有“化外之民”的收编和驯服。顺治十四年（1657），清廷令吴三桂、赵布泰等由中原分头西进和南下，大军攻打云贵，继而灭除南明王朝、宣告统一天下；随后又在云贵设“经略”、置“总督”，留兵镇守，恩威并用，使其与直隶、两江等各处总督、巡抚一道，内外呼应，拓建大清帝国。可见，对云贵的攻占和剿抚，是清帝国赖以创建的转折和基础之一。基础一旦奠定，“开辟”即成为统治者花大力步步推进的艰难要务。开辟就是开疆辟土。对新帝国而言，其含义有二：一是对前明政权的推翻和替代，其中有沿有革；二是在拓占版图内对历朝影响均未抵达的“生苗”之地进行新的征服，其中剿抚并用。此二意合为一体，相应的举措便是：弃明朝，兴大清；废土司，派流官（及移民）；剿土著，兴教化。清代有专论黔省“开辟”者，曰：“黔处万山中，土不厚于西北，财不富于东南，而其地则在所必开。”（清）潘文芮修：（乾隆）《贵州志稿》卷一《黔省开辟考》，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1月复制油印本。此论首先即指出了高原山地的区位落差，然又为何强调“在所必开”呢？理由是历代的过失与本朝的扬弃，曰：“历代所为，羁縻蓄之。前明百战辟之，我朝礼乐征伐，多方定之。”意思是说，由于历朝放任或有武无文，导致四处不宁，直到大清礼乐并用，才使天下安定。另有官员在给朝廷的奏章里写道：“黔省远在天末，虽有府州县卫之名，地方皆土司管辖，约束不严，致令苗蛮劫杀无忌。”任可澄、杨恩元等撰，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贵州通志》校点组：（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第三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这是在渲染土司、土民因缺少管教而体现的无序、荒蛮中，凸显清帝国整治苗疆的必要与合法以及道德的优越之感。同样的论者还在见到“未辟则化外之彝，既辟而生聚吾民于其地”的同时，认识到“辟之非难，抚之为难”（清）潘文芮修：（乾隆）《贵州志稿》卷一《黔省开辟考》，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1月复制油印本。。但无论如何艰难、代价多大，为了帝国大业，开辟的举措是一定要实施的。那是什么样的大业呢？就是将被视为“化外之彝”的山地苗人无论生熟，统统地、逐步地“辟为吾民”。而这正是历代帝国的要求和目标。汉语的“开辟”之意早在先秦时代即现雏形。《诗·大雅·江汉》有“式辟四方”的词句，郑玄解其意为统治者以“王法征伐，开辟四方”，目的在于“治我疆界于天下”。这个观点与同样出自《诗经》的另一表述是紧密关联的，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天下观对任何地方的自主性和个体民权均是不留余地的。于是，自《禹贡》等经典宣称的“一点四方”设计开始，王者对京畿以外的王土治理，虽然在历史的过程中也有过所谓的侯服、甸服、绥服、要服和荒服以及后来的羁縻和土司等制度《禹贡》声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而后规划出“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直至“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的王土朝贡体制。相关评述可参见笔者《西南研究论》总序，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然而，从王权和王土的理念上看，都只是过渡，一旦条件成熟，所有土地和人民统统都得划归朝廷，直属中央，也就是归于帝国。这一点在历代治理苗疆的朝廷大臣的著述里都是讲得很清楚的。明代的文献记载，洪武年间，王朝在黔地辟疆建省，上谕“王者以天下为家，生教所及无间远迩”《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五十，第6页。转引自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7页。。到了清代，云贵总督爱必达撰写《黔南识略》，宣称：帝国对苗疆的扩张和开辟，是因为皇帝不忍古州八万诸生苗“独摈化外”，才俯循督臣鄂尔泰所请，“抚剿兼施”，目的是使苗民对皇上一视同仁之“至意”心怀感激（清）爱必达：《黔南识略》，收入《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杜文铎等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而贵州巡抚罗绕典在《黔南职方纪略》里则强调：由于黔地“高寒而瘠薄，赋税所入，不足以供官廉兵饷”，故如仅从经济利益考虑的话，“不有黔可也”；然若从帝国政治着想，则“黔不可不有”，为什么呢？理由即是不可推卸的天子使命：王者之仁，覆无外，不使一隅终处于汶暗。（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一，收入《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杜文铎等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可见，由秦至清，被众多经典描叙的所谓“天下”，其实就是“帝制的王土”。居于其中的人群，无论数量多少，除了在改朝换代的不同帝国中掌控绝对权力的“天子”以外，其余皆是臣和民。这样的格局从最初预设起即是无边际的，只是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被迫形成过大小不定的边界。形成边界的原因是王朝的所见和所能受到实际限制。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矛盾：观念上无限的天下（王土）与事实上有限的帝国（朝代）。这个矛盾对改朝换代的帝国轮替产生了重大影响，或言之成为诸帝国在前仆后继的王朝更替中万变不离其宗的逻辑和动力，那就是竭尽全力，使天下归王。一如明太祖朱元璋在平定云贵后所言：“王者天下为家，声教所及无间远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朱明帝国采用的措施也是剿抚并置：一方面举兵平定；另一方面教化蛮夷，“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五十。。二以此观照，1657年之后，清朝在云贵逐步实施的“改土归流”，实质上即是新帝国承前启后的又一轮开疆辟土，夺取天下。新王者实施的所谓“改土归流”，既是在政治和军事上除掉土官、制服土民，更是在社会和文化上令朝廷命官对苗民实施教化，强行一律：破除传承久远的本土传统，荡除民族文化的自主性，中断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知识……一句话，令苗民追随王者，化土入流。这一点与前朝王者的所作所为一脉相承，别无二致。对此，前人的研究已有不少，只是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张中奎的著作有所推进。他把清帝国的“苗疆再造”简化为彼此关联的双层模式，即：A.“生苗”→“熟苗”→“民人”B.“新疆”→“旧疆”→“腹地”张中奎的著作总结说：清帝国“开辟”苗疆，用武力把苗民征服，在苗疆设厅置县，安屯设堡，建立新的社会统治秩序。清帝国的目标是使“新疆六厅”的“生苗”化为“熟苗”,“熟苗”化为“民人”；“新疆”变为“旧疆”,“旧疆”变为“腹地”引自张中奎著作的结语：王化进程下的“苗疆再造”思考。。结合夷夏交错的多元历史，张中奎指出，清帝国在苗疆实施的这一改造模式，不是孤立个案，而是普遍存在于历代帝国的拓疆史。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清帝国对苗疆的开辟是承继而非起始。其中欲使苗疆“由生变熟”的举措应该说至少自先秦文献对“莫非王土”及“五方之民”的王制式表述起便已萌生。在我看来，以帝国统治为核心，把秦以来的王朝史连接对照，并由此考察包括云贵在内的区域演变，是重现本土话语和剖析王朝叙事的关键。遗憾的是，这本应得到加倍重视的问题，却被不少后世史家在所谓的正史书写中不是以“地方行省”的人为区划加以遮掩，就是完全站在王者立场上“抑土扬流”，对帝国征服者破坏夷夏多元领域内文化多样性及地方自主权的举措和后果熟视无睹，毫无反省与批评。张中奎的著作是由其博士论文改成的。作为出身黔省的本土精英，此选题的立意是在我们共同切磋的互动中双向产生的。其一方面来自作者的乡土背景和认同取向；另一方面也延续了自20世纪90年代筹划“西南研究书系”以来，我本人对夷夏关联和“一点四方”格局的研讨。张中奎的著作，一是为既有的西南研究提供了“苗疆再造”的新案例；二是进一步突出在帝国格局中审视地方与族群的整体史观。作为指导教师，将“苗疆再造”和“改土归流”并置讨论是我提出的要求，然以翔实史料和田野考察为基础，精细展开并总结出帝国改造的双重线索等结论却是中奎的新见。不足的地方在于，由于缺少本土视角，苗疆民众对帝国再造的回应、反抗及后果未能得到较好的体现，致使本书失去了在对话式的双向叙事中再现大清帝国对西南苗夷的开土辟疆史。在我一向的观点里，无论关注西南还是西北，抑或是研究苗民与羌民，都应当同时具有自外而内的王朝视角和由内及外的本土立场，从历史与文化表述来说，也就是要兼顾帝国叙事和族群叙事。缺少一面，就会偏颇。回到清帝国的“苗疆再造”与“改土归流”问题。雍正年间，经过数代帝王剿抚并重的经营，帝国在号称“千里苗疆”的深山苗寨设置了“新疆六厅”（即八寨厅、丹江厅、清江厅、古州厅、台拱厅、都江厅），宣称“黔无不辟之地，无不化之苗”（清）潘文芮修：（乾隆）《贵州志稿》卷一《黔省开辟考》，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1月复制油印本。，以及“黔在宋元以前，深林密菁，久为虎豹狼之所居，苗瑶彝倮之所居，千百年来视若废壤。辟于前明，恢阔于我”（清）潘文芮修：（乾隆）《贵州志稿》卷二《黔省功德名臣考》，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1月复制油印本。。当这样的王朝大业眼见完成之时，更有文人总结说：“黔地自改土归流，皆成‘腹地’。”如此的意义与效果何在呢？论者认为：“经圣天子武功文教，恩威四讫……向之言类侏漓者，今则渐通音问矣；向之行类禽兽者，今则渐通礼数矣。”（清）胡章主修：（乾隆）《清江志》，胡兴邦跋，乾隆五十五年（1750）刻本。通过教化，使兽变人——这就是帝国文人对再造苗疆和改土归流的结论。但是，这样的说法能成立吗？不妨让我们作一番比较。如今在苗疆流传着若干首不同版本的《张秀眉之歌》（Hxak Hent Xongt Mil）。其中一首唱道：Dail nail fal ax dol Eb HniangbDail Hmub tat ax dol ghab dabXongt Mil yangl hfaid fangbSeix dios sangx luf lol bib Hmub bangf lix las！鱼儿离不开清江水苗家离不开土地秀眉领导起义是为了我们苗家土地Dol lul bangf fangb gos luf mengx yangxDol diel hxot nongd seix niangb nios luf fangb HmubAit ves ax lol jef gid diuk bangd hnaidDax mengx dangx diangs dib diel mengl 此版本的《张秀眉之歌》为张秀眉故乡台江的苗族陈学之创作，1979年发表于黔东南杂志《清水江》。祖先的故土已被侵占官家现在又来染指苗疆不得已拿起武器杀入敌阵中去……除了对收复失地的抗争外，另一版本的《张秀眉之歌》强调了苗疆民众对耕耘归己这一天经地义原则的坚守，歌中唱道：“八月里来是金银，黄金稻谷好收成”；但只因跟随张秀眉反击清军后，才使苗民自帝国侵略以来所受的压迫得到改变：“往年收粮归官家，今年收粮归自己。”中国作协贵阳分会筹委会编印：《民间文学资料》14集“苗族苦歌、反歌、逃荒歌合集”，内部出版，1959年。张秀眉（1823—1872）出生在黔东南，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率领苗族反抗清帝国侵略和压迫的领袖。他的苗名叫Xongt bod，外号才是Zangb xongt mil（意为“英俊男”）。张秀眉领导苗民抗击帝国的事迹在苗疆至今流传相关评述可参见秋阳《苗疆风云录》“下篇”，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000年，贵州省台江县政府在县城中心的“秀眉广场”为这位民族英雄建造了高大威武的塑像相关资料参见台江县官方旅游网（http://www.tjzmj.com/info_Show.asp?ArticleID=568）。。而作为以口头和书面流传的纪念之作，《张秀眉之歌》是苗疆人民对抗清起义英雄的又一种缅怀和赞颂。与官府文人对帝国功德的宣教对照，它们都可谓是苗族文化的“自表述”。两相比较，区分和对立显而易见。对于后世的书写者而言，如何对这两种表述作出判断和鉴别，是不得不面对的关键所在。三延伸来看，从帝国的整体之需对苗疆进行再造的王者“大业”，始于秦汉时期。其初始工程在司马迁的诸帝本纪和蛮夷列传里便有记载。由赢姓“始皇帝”开创的帝国模式始终遵循“家天下”的独裁体制，其特点是消灭多元，独尊一体，容不得天子（即帝王）之外任何个人与族群的独立和自治空间，于是不但要导致各“问鼎中原”者之间无数次的血腥争霸，还必将激起王土扩张与反扩张之间的必然冲突。如今以后世的眼光加以反省，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帝制王土”的根据何在？“大一统”就代表进步吗？以“天下一统”为借口清剿原本存在的族群与文化自主性和多样性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改土归流”是值得赞颂的吗？我们可以先以史料来说话。在题为《平黔纪略》的官书里，著者记录了咸丰同治时期清帝国对苗族起义的严酷镇压，同时也多少透露了苗民反抗的外部原因。该书沿用帝国教化的他者标准，称苗疆有生熟之分，然后指出继雍正辟生苗之地为“新疆六厅”之后，苗民仍“剽悍顽梗，叛服靡定”，至乾隆元年经武力征剿，方“一律荡平”，并“以叛苗绝产分授屯军”。后果如何呢？不但使苗族土地大量被流官和移民占据，而且以此助养了入侵的官兵。“苗生齿繁，仅存产不足给，屯军或复侵之。”结果是“苗尽产偿犹不足，则佣身，且质子女，而役之有甚虑”。最后，“积怨思报复，非一日”（清）罗文彬、王秉恩撰：《平黔纪略》，贵州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7页。。另据1987年出版的《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中的流官统计，仅雍乾年间朝廷对黔省两次苗民起义的镇压，就致使苗寨被毁1224座。起义者牺牲一万七千六百余人。被俘苗民二万五千余人，其中一万一千余人惨遭杀害。被俘者家属被“充赏为奴”者计一万三千六百余人。还有因清军围寨，被迫投崖自尽及饿死山林者，“实不下万人”。中国第一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最终的境况十分惨烈，在帝国内部的往来文件里也承认，战后苗民人口较之从前，“不过十存五六，或者十存二三而已”《朱折》张广泗折，乾隆元年九月初七日。转引自《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前引书，第5页。。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帝国大员福康安以奏本形式向朝廷密报镇压松桃苗族造反的情况。在读到奏本渲染起义者剧烈反抗的段落时，“天子”批曰：“可恨之极，必当尽行诛剿方解恨！”接着，在臣下描述清军如何将攻克苗寨“尽行毁烧”之处朱笔一挥，称赞说：“好！”中国第一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贵州省档案馆合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中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366—367页。扩展来看，在清王朝治理中原及四方的宏大谋略中，清廷对苗疆的开辟用兵是与帝国在中原实行以满治汉及其在川、滇、藏等地的扩张经营同步并行的。在前一方面，最为突出的事例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结果是由上谕颁布的《大义觉迷录》，倡导以满人为核心的“天下一家”对此，高岚博士的论文作了专门阐释。笔者以《帝国轮替中的认同演变》为题作的书序亦有评议。可参见高岚《从民族记忆到国家叙事：明清之际（1644—1683）江南汉族文士的文学书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在后一方面，魏源的《圣武记》则有过较为全面的概述，曰：“自四年至九年，蛮悉改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其间如雍正朝古州苗疆之荡平，乾隆朝四川大小金川之诛锄，光绪朝西藏瞻对之征伐，皆事之钜者，分见于篇……”（清）魏源：《圣武记》卷七“西南夷改土归流记上”，前引书。也就是说，在对苗疆实施剿抚并用的“改土归流”之后，帝国军队在川边发动了性质相同的大小金川战争。后者的结果虽然让康区在表面上归顺了帝国，同时却不仅令征剿官兵死伤无数，并且使曾任苗疆事务大臣并屡建战功的张广泗因剿川失利而惨遭处决，国库银财耗费若干，使清王朝从上到下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样的因果在苗疆别无二致。《平黔纪略》记载说，在反抗官军的起义民众围困和攻打丹江之际，“城中粮绝……阵亡官兵百余，饿死男妇数百，草根树皮剥食殆尽”；“署参将……皆死之。民死三千，得脱走凯里者仅十余人。”（清）罗文彬、王秉恩撰：《平黔纪略》，贵州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3页。境况同样惨烈。可见，一部古今帝国的开辟史不但是化外之民的血泪史，同时也是帝国内部的灾难史。因此，若从理论上加以总结的话，帝国历史就是自命王权的教化史、王土版图的扩张史和奴役臣民的征服史，亦即是各朝“天子”借助武力以天朝的“大一统”之名对四方传统的彻底打击，结果是毁多元，存一体；兴专制，灭自立。此过程剿抚兼施，文武并举，其间虽也有过改朝换代，在帝制—王土的观念和实践上，却称得上一脉相承。宣统年间，清帝国已进入末期，朝廷下令对川边实施开辟，将相关措施概括为五点，即：设官、练兵、屯垦、通商和建学。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依照上谕发挥说：“非殖民无以实边，非整军无以御侮，非开利源无以归远图，非改制兴学无以为教为政。”《清德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二，第1页；《会筹边务大概情形请拨款折》卷一五，转自吴康零主编《四川通史》第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在我看来，这就是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和教育一套完整的帝国话语。其从秦汉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直至西欧“民族国家”模式影响下的辛亥变局后才受到挑战和质疑。可见，研究苗疆，意义不在一族一地和一国，而当与人类整体的历史相联系。2011年写于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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