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回忆起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所立的赫赫功勋，回顾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回想起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创的不朽历史功绩，不由让人心生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而对邓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就是高举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邓小平理论，在继承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邓小平理论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不仅是其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谱系中承前启后的重大理论成果。“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当下，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遇到的困境和问题，诸如“理论研究热，民众反应冷”、“政府积极，民间漠然”、民主社会主义和宪政主义思潮时有抬头、不断增多的社会矛盾等，与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成熟时期的历史情景，诸如不断扩散的“非毛化”观点、滋生蔓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时显山露水的左倾思想、民众对改革开放的种种疑虑和困惑等，何其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1世纪，当我们致力于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实现中国梦的千秋大业时，认真研究、总结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理论渊源、深刻内涵、体系构架、基本内容，考察它在消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然” 与“实然”间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矛盾的基本经验，深刻挖掘它对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和意义，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要。邓小平同志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史上，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无疑是承上启下、别具一格的，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水平、新境界。一方面，邓小平在中国面向何处去、走什么样的路、扛什么样的旗的重大历史关头，在思想战线和民众思想混乱、马克思主义备受争议的情境下，毅然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与“两个凡是”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创新智慧；另一方面，邓小平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生活世界观、列宁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和求真务实的实践智慧，积极寻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路向。请回顾以下历史情景：33年前，山东省平阴铝厂一干部写信建议中央尽快编辑《邓小平选集》，供全党同志学习强强：《建议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一人》，《党史文苑》2005年第11期。；30年前，电视镜头里只有1/125秒的“小平您好”的横幅虽转瞬即逝，却表述了当时绝大多数民众共同的心声；同一期间，安徽省芜湖县一群众手抄《邓小平文选》以示对党的理论政策表示支持和赞同；22年前，北京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学生来信表示衷心拥护南方谈话，感谢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20年前，全国大中城市掀起群众自发购买《邓小平文选》的热潮……这些，难道不是对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魅力展现的最好注解吗？从哲学视野看，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哲学思维范式，既不属于传统的本体论思维范式，也不属于传统认识论思维范式。传统的本体论范式由于对物质本体论的片面倚重，因而在理论上强化了客观性原则、规律性原则和决定性原则，其后果必然会强调马克思主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绝对的科学性，而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大众化的追问，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何以是客观理性的探求，更忽视了大众的自主性、选择性、多样性。传统认识论范式虽然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彰显了实践在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中的基础性地位。但是人依然是以“类”的形式呈现的，依然属于抽象的而非现实的、具体的、富有个性的个体。其后果必然导致忽视生活世界中的大众认知的有限性、断裂性，忽视非理性因素可能导致大众认知的偏差性，也忽视对大众何以能化马克思主义的究问，更忽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前两种思维范式相异，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维范式既是基于“问题意识”的现实考量,又是基于“理性精神”的理论构建，属于交往实践范式。他在反思以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解读模式中，看到了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终极真理，把大众单一化、同一化、对象化的重大缺陷。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走进大众，并不是走向异己的存在，而是回归于自己的阿基米德点。大众走进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先验性的马克思主义教化的功绩，而是在发展变化中又不断回归人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化的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神交”的结果。这一范式至少凸显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以“对话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向度,以“尊重差异”为要旨的主体性向度,以“崇实尚行”为意旨的实践理性向度。其中，从内生性原则转向生存路向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理论理性着眼于事物“是如何”,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那么实践理性则着眼于事物的“应如何”，观念地将事物的“本来面目”改变成理想的状态。如果说理论理性揭示事物是怎样和为什么是这样的，力求解释事实存在的东西，那么实践理性则解答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自身的目的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期望创造应当存在的东西。如果说理论理性是从实践中来的认识(内化),那么实践理性则是要回到实践中去的认识(外化)。就此而言,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实践理性意蕴主要表现在从内在性原则到生存论路向的转变。内在性是指从自身出发的思维，其不承认僵死的外在性和权威，要求从自身出发判定一切。内在性原则所展示的是对理性的颠倒，将现实的矛盾，转化为思维内在的矛盾。他者的呈现也只不过是思维自我内在的分化和思维内在的和解，并不是现实矛盾和解的反映，相反，现实的和解只是他的镜像。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跳出了传统意识哲学的内在性原则，回到了生活世界，不再从抽象的主客体关系出发，而是更深层次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可能的前提，即人的在世和生存实践活动，从而开启了生存论路向。与他者的遭遇不再是思维对自身的关注，而是与现实的、异己的存在的遭际。与他者的和解已不再是思维自身概念与逻辑的运动，而是现实的与他者的和解，而这种和解的力量不在于理性的颠倒，而在于实践。通过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展现的力量，通过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利益的维护来达到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和融会。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突出的特点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性的力量，并且乐观地相信:只要依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凭借大众知性就足以使大众信仰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掌握大众，解决我们面对的一切精神动力问题。而当如是的信念出现了实践效果上的偏差时,首先被反思的并不是被视为绝对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大众的思想觉悟与道德意志。事实上,这种把马克思主义能否大众化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思想道德水平乃至政治觉悟,而不是基于生存路向之上的实践活动,在理论上是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背离,在实践上则是对理性的背弃。从历史维度看，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 是邓小平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贯之以恒的党风、文风和学风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晶。“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蕴含的人民主体性意识的体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它蕴含的人民利益至上意识的体现；坚持“群众观点”、“和人民商量办事”、“倾听人民的心声”、“要说服不要压服”是它的交往意识的体现；“发展才是硬道理”、“拿事实来说话”，是它的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崇实黜虚、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意识的体现；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它的问题意识的体现；“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是它蕴含的“身教重于言教”的表率意识的体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是它蕴含的教育思想的体现；培养“四有新人”、 “同心同德振兴中华民族”，是它基本的价值旨趣。可以说，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是基于历史与现实、合乎理性的产物。倘若说在交往理性向度上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对话沟通，消除宣传中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封闭性、先验性、玄奥性，使其富有开放性、生成性和通俗性，主体性向度的意义在于对价值客观性、普遍有效性神话、永恒价值真理的消解，那么实践理性向度的意义则主要是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基于“实践行动”之中，而非“主观意志”之上，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程构筑于大众利益的诉求上、党的建设维度中，逐步使马克思主义“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 唯此，恰如邓小平所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将逐渐为大多数民众所趋附、所信仰。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绽放开来。但是，6年过去了，效果又如何呢？本书试图采取调查数据资料，运用SPSS统计软件最简约的功能，对大学生、农民和传统产业工人等不同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认知程度和他们在掌握、理解、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剖析。并试图通过解析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当代价值，对消解现今中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提出基本主张和见解。如果从笔者调研结果看，则喜忧交织。喜的是，对党的领导地位、国家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和命运，大部分民众比较认同。忧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诸如花架子、假大空、短平快的现象以及不科学合理的“化”的理念和方式、方法依然固存。假若不考虑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其他因素，仅以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问题为例，从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算起，至今已经90多年了，按理说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了。可是，如果我们就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常识问题，如基本原理、基本原则，请教一下大众，包括党员干部，人们知道多少呢？如果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极为重要的道路、理论、制度等问题再次请教大众，结果也是让人很尴尬的。这也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共同的理想和思想基础，“中国梦”就真的成了同床异梦甚至梦中梦。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眼光看这大概不是什么新颖的问题。但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说只要人们掌握了几条基本原理，就可以由之出发或以之为基础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恩格斯就指出：“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94页。假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被扭曲，事实上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那么这种被认同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极其有害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如果只是被小众化，那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要旨。同时笔者也不是说，只要大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内容，马克思主义就可以转化为大众的信仰体系。从知识体系转化为信仰体系不仅需要大众的理论自信、自觉，还需要辅之以宣传、教育、引导，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切实凸显出其理论魅力、时代风采、实践价值和人本情怀，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与伦比的、令人信服的优越性。笔者认为，要消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存在的“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张力，改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状态，切实使马克思主义走近大众，进而走进大众，成为大多数民众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就须做到走马观花（宏大的全景式研究）和下马观花（分层式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统一；做到善于总结和借鉴以往基本经验和勇于创新大众化的理念、方式、方法和手段的统一；做到树立习近平倡导的“常”、“长”精神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基本理念的统一；做到“拿事实说话”的基本态度和群众路线的统一。特别应该牢记、体会邓小平“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这个党该抓了 ,不抓不行了”的警示。以目前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紧紧围绕“中国梦”——人民梦的主题，以改善民生为突破点，以习近平“8·19”讲话精神为指导，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齐头并进，与“中国梦”相融相洽，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唯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不是梦呓，而是可以逐渐趋近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远大理想。“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前景的基本写照。编者2013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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