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

本书是一部跨学科的专著，它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来理解人类进化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但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分析局限在经济学之内。相反，他对人类进化中经济起源的评估的大量依据来自人类学、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文献、论据和事实。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为传统的问题提供的答案是透彻和深刻的，同时，也提供了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人类进化的新方法。因此它对于人们今后研究史前经济学有启迪作用。交换是否为人类进化的早期动因，还是仅为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书以两百万年为时间跨度，探索了经济对人类进化的影响。进化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始终部分地依赖于生物学以外的学科的进步。作者把经济学原理应用于生物学，从而展示了怎样能回答人类进化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例如，人脑容量的增加，人类生存环境的扩大。从人类向边走边吃的生存方式告别，经过狩猎—采集和火的驯化，一直到农业的发展，他确认是各种经济力量在发生作用。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见解，对于人类早期进化进行经济学分析来说，这些见解是重点与核心，对于人类怎样走到今天，以及我们应该怎样进行研究，本书的阐述也是有说服力的。作者扩展了人类起源的研究范围，提出：在人类这一特殊物种的进化中，物品和服务的交换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导言中，作者提出，在人类进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找到经济因素，例如火的驯化，石器的产生，在冰川期中叶人类从亚洲向美洲的迁移，从边走边吃的生存方式经过狩猎—采集然后过渡到农业社会。作者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包括列举现成的证据，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和提出新的猜想。主要目的在于回答本书的主要课题，即人类天生具有交换的习性，正是这种习性在人类进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本书共有十三章，在第一章“导言”之后的十二章，分为两部分，即生物经济学和史前经济学。每个部分各有六章。第二章至第七章为生物经济学部分。第二章研究的是发生在人类和非人类社会中的交换现象。作者着重研究了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亲属间的交换，一种是商业交换。亲属间的交换由进化机制进行调节，如血缘选择和性别选择；而商业交换只发生在人类中。第三章提出的问题是：交换是否为进化的动因，还是仅为人类智慧迟到的副产品？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就史前人类的生存需要而言，人脑的扩大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按照达尔文的实用原则，自然选择既进化不出有害的结构，也进化不出比生物体在一定的进化阶段中所需要的结构还要完美的结构。华莱士与达尔文共同创建了自然选择的概念，然而，他的结论是，自然选择不能解释人脑的进化，只有其他因素才能对这种情况进行解释。作者认为，交换才是人脑进化的动因。在第四章中，作者认为，人类分工之所以对进化有促进作用，是因为它顺应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人的才能是极不相同的，是多种多样的。尽管分工也可以发生在非人类社会，但只能发生在生物个体之间或与其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群体之间，在人类社会中，这种在人群内和人群之间的大规模分工是根据人们不同的才能进行的，它被作者归结为商业交换的必要条件。在第五章中，作者把从边走边吃的生存方式向狩猎—采集的过渡与人类肠胃的特点联系了起来。这个特点是，人类的肠胃占全身的比例比其他动物小。在边走边吃的生存方式中，进食的顺序与获食的顺序是完全一致的，这时，进食者要在获取和消化食物之间做出权衡。如果进食者想尽量减小在获取食物上付出的代价，他就不能顾及在消化食物上付出的代价。相反，如果要尽量减小用于消化的代价，就会不可避免地加大获取食物时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还有挨饿的风险。到了狩猎—采集阶段，这个难题就得到了解决，因为这时食物的获取和摄入在时空上已经分开了，这就使两种代价都得到了最小化。获取代价的最小化是靠觅食的分工和专门化实现的。消化代价的最小化靠的则是提高食物的多样性、改善饮食的配置和摄取时间。结果，从边走边吃向狩猎—采集的过渡在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改善了人类的饮食，从而也就缩小了消化系统的容积。按照高消耗组织假说，有了低消耗的肠胃才能支持高消耗（大容量）的脑。在第六章里，作者把人类亲属间交换的起源更多地归因于灵长动物的遗传。作者认为，人类比起其他现存的人科动物能更真实地体现他们共同祖先的情况。这些人科动物包括长臂猿、大猩猩和黑猩猩。在人类进化中，有两个重大的适应革新，一个是男性给配偶和后代喂食所做出的直接投入，另一个是女性失去了明显的发情期，排卵也是隐秘的。同时，他还指出，在人类繁育行为中，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多种不同的配偶制度。在第七章里，作者借用狒狒的进化史和社会结构来更好地理解早期人类的交换。人类和狒狒在从饮食到反捕食行为的各个方面都有相似性。然而，尽管狒狒的地理分布没有明显的间断，但它们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基因的隔离。而人类则没能保持基因隔离，失去了这种适应辐射的能力，但却得到了适应专门化的能力。作者论证到，在人类活动中，交易是一种组织原则，它的引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种结果。第八章至第十三章为史前经济学部分。史前经济学更多地涉及了经济问题。第八章探讨了这样一种思想，在人类从边走边吃的状况向狩猎—采集过渡时，交换起到了帮助作用。狩猎—采集涉及的重要问题是食物分享和再分配的制度。作者声称，食物分享制度的唯一经济意义就是，它是某种形式的市场交换。这是由于依赖有性繁殖的生物体要想对狩猎—采集的果实进行再分配，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全社会性，或者是市场交换。全社会性的特征是繁育主要由一个有生育能力的雌性单独完成，如蜂王或蚁王，而这不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在第九章里，作者首先复述了已有的经济学概念，即私人物品具有竞争性（如一人的消费会减损他人的消费）和排他性（如主人能够拒绝任何人消费他的物品，尤其是对那些不愿意为此支付的消费者），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共有财产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然后通过排列组合，作者又引申出一个概念，本书中译作“非竞争性排他商品”（contrived commodities），进而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假说，史前时代的火种就是非竞争性排他商品，而非竞争性排他商品为建立早期的市场交换模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起点。这就是，任何人如果愿意支付，都可以得到火种主人的允许进行消费，而这不会使主人负担任何额外的支出，并且不会减损他人的消费。第十章的主题是火的驯化。作者设想，在发火技术发明之前，曾存在过一种“火种供应点”，人们从自然界的燃烧中取火，火种由专人保管，人们需要火，就到他那里去索取，并付给他一定的报酬以回报他保存火种付出的代价。而其他人不必再为火种的保存消耗时间和精力。因此，火促进了交换，从而也就成了进化和文明的动因。在第十一章中，作者思考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爆炸性的创造。作者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的精密程度说明，交换有了创新，包括提高了分工程度，改善了市场结构。全书最重要的、也许是最具争议性的猜想就是，作者把交换和人类的移民联系起来了。作者推测，人们有很强的进行交换的动机，以此来证明，人类确实有过大规模的移民，并且长期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比如，在冰川期从亚洲向美洲的移民。第十二章研究的内容是向农业的过渡。作者论证到，向农业过渡的必要条件是气候的稳定，但这并非是充分条件。在第十三章中，从人们的营养必须多样化、生产必须专门化的基本事实出发，作者断言：多样化和专门化必然处在不断的冲突当中，这是由它们的本性决定的。冲突只有通过再分配才能解决。归根到底是通过交换才能解决。农业就是面临着这样的冲突而兴起的。从具有一个步骤的获取过程过渡到多个阶段的食品生产过程，极大地加剧了专门化生产的便利性和多样化饮食的必要性之间的紧张程度。这种情况产生了对再分配乃至于交换的极大的需求。社会中食品的再分配再也不可能完全或主要依赖于根据性别的分工和亲属间的交换，而只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赖于交易网络。交换也解释了畜牧业中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能够用狩猎的手段获取野生动物，却还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饲养家畜。作者的答案是，这就是为了交换。由于肉类是极难保鲜的食品，食物生产、尤其是专门化的食品生产出现后，往往会在时空上把生产者和消费者分开，使得食物的获取地点和需求地点之间的距离更远了，而家养动物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归人类所有，从而可以活着进入市场。本书中的诸多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反响，著名的《科学》和《自然》杂志都对本书有积极的评价。类似的研究和专著，在国内外是鲜见的，当然本书内容也还欠缺成熟和完备，远不能涵盖生物学、进化论和经济学的内容。鉴于本书是一部多学科研究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的学术专著，它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生物学、人类学、进化论和考古学，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做了知识上的准备，包括阅读有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译者还就一些疑难问题请教了专家。如就古人类学中南方古猿各种类的中文名称、血缘关系以及进化线路问题请教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刘武先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对方把他撰写的有关文章用电子邮件发给了译者。就某些微生物的拉丁文学名和中文名称以及它们的遗传性状问题请教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东秀珠先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就某些微生物的拉丁文学名和中文名称以及一些骨骼疾病的名称问题请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的高级馆员吴子钧先生。译者还与作者就某些难点问题进行电子邮件来往。在本书出版之际，本书作者和译者对给予帮助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多学科性质使翻译工作颇具难度，但译者本着对科学负责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竭尽全力保证译文质量。但本书涵盖的学科很多，译者的知识面也有限，所以，如果有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译者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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