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的意义理论

本书是笔者于2001年至2005年在北京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撰写本篇博士论文的一个基本背景是，20世纪的西方哲学学派林立，思潮繁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谈及复数的哲学。哈贝马斯曾经将20世纪的学院哲学分为四种思潮：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和结构主义，而其中尤以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影响深远。只要对两种思潮稍有涉猎，就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二者无论在论题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以至于我们很难将二者放置于同一个名称“哲学”之下。已经有很多哲学家试图沟通和比较二者，其中不乏大家，比如哈贝马斯、达米特、罗蒂和图根德哈特，其中图根德哈特的观点最为尖锐，他径直宣称，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哲学“视觉”隐喻的顶峰，应当用语言分析来代替直观。鉴于图根德哈特真正深入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思想，他的断言就尤其发人深省。本书试图回应图根德哈特的质疑，因而选取了胡塞尔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共有的论题，即意义问题，考察在分析哲学的相关背景下，胡塞尔从现象学角度构造的意义理论是否有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的写作也是笔者一段私人精神上的解惑之旅。比较总是艰苦的，而尤其要在胡塞尔现象学和分析哲学这两门令人生畏的学院哲学之间比较，这更是笔者能力所不及的，幸运的是，已经有许多学者专家在这方面做出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笔者的工作就是参与到这些讨论之中去，结合新近出版的相关胡塞尔手稿，使胡塞尔的意义理论更为丰满。博士论文完成之后，笔者并未中断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而是更加有意识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回应胡塞尔最初对现象学的定位：现象学是一种方法。根据笔者这些年的研究，我们有信心来回应图根德哈特的质疑，胡塞尔所谓的直观绝非一种视觉隐喻，恰恰相反，无论胡塞尔的直观还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它们都共享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那就是，哲学只是描述我们的思维和表达的先天结构，只是理解意识生活和语言的意义，因而，胡塞尔在其晚年越来越愿意称自己的方法为“说明”。有意思的是，哲学思想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当我们仍然为纷杂的思潮所困扰时，一些新锐的哲学家们早已经将这些思潮以及它们面对的问题扔进了故纸堆，转而向脑神经科学、计算机理论求助，对于他们来说，哲学上的英雄不再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或者奎因，而是梅青格尔、达马西奥、丹尼特了，他们已经对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是否能够沟通的问题不感兴趣，而是借助最新的相关科学研究，或者干脆自己建立了科学实验室，这一趋向从现象学发展的角度被称为自然化的现象学，而从分析哲学发展的角度则被称为心灵哲学。于是，沟通的问题轻而易举地消解了，这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维特根斯坦的话，有许多哲学问题并不是被解决了，而只是因为人们对它们不再感兴趣。最后，笔者要对一些机构和个体表示感谢。感谢熊伟青年学术奖评审委员会，授予了本书“2006年度熊伟青年学术奖”。感谢我的导师靳希平教授，无论在生活还是学术上，他都是我的楷模。最后，感谢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位女性，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是她们给予了我信心、爱和希望。2012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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