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从1982年我写下第一篇研究丁玲的论文《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女性——莎菲形象的再评价》，迄今已有二十一个年头了。曾经有朋友问我：你对丁玲研究为什么如此执著，有的甚至说：她值得你这么去研究吗？趁着这本书出版的机会，我想具体谈谈我对丁玲的认识，谈谈丁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价值，谈谈丁玲研究的意义。这些年，我的主要精力一直用在鲁迅研究上，丁玲研究只不过是由此引出的一个副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我鲁迅研究的深入，是对鲁迅精神遗产在现当代命运的再探讨。关于鲁迅的意义，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我在不同的文章中也从不同的角度做过不尽相同的表述，但最能代表我的观点的，还是我在不久前出版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从周树人到鲁迅》一书中所反复说过的话：“在中国历史上，鲁迅这个名字可谓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现代思想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消亡，现代知识分子的面世……一句话，它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转折——由腐朽转向新生，由传统转向现代。”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思想观念和传统文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中国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区别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做出多种概括，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人学观念的变革。中国现代新儒学的主要创始人，以中国文化传承者自命的梁漱溟曾对中国传统文化做过这样的反思：“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他具体分析说：“中国社会是一‘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者无他意，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生相关系之理，而于彼此相关系中，互以对方为重而已。”“于是在中国弥天漫地是义务观念”，“各人尽自己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莫自己主张。这是中国伦理社会所准具之理念。”“一个人生在伦理社会中，其各种伦理关系便由四面八方包围了他，要他负起无尽的义务，至死方休，摆脱不得。盖从伦理整个精神来看，伦理关系一经有了，便不许再离。父子固离不得，兄弟夫妇又岂得离绝？乃至朋友、君臣亦然。这不许离，原本是自然情感上不许——伤痛不忍。后来形成礼俗，社会又从而督责之，大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概。在此不许离之前提下，有说不尽的委曲，要你忍受。况且又不止于主观上不忍离，或旁人责备之问题；而是离绝了，你现实生活上就无法生活下去。因为彼此相依之势，已经造成，一个人已经无法与其周围之人离得开。首先父子、婆媳、夫妇、兄弟等关系若弄不好，便没法过活。乃至如何处祖孙、伯叔侄辈，如何处母党妻党，一切亲戚，如何处邻里乡党，如何处师徒东伙，种种都要当心才行。事实逼着你，寻求如何把这些关系要弄好它。”“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五四运动以来，所以遭受‘吃人礼教’等诅咒者，事非一端，而其实要不外此，戴东原责宋儒理学‘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言绝痛。而谭复生（嗣同）所以声言要冲决种种罗网者，亦是针对这一类理念而发。不知者以为中国桎梏于封建，其实封建不过依恃于武力与迷信，植根甚浅，何足于久存？久据中国而不可去者，是伦理理念。”《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这出自梁漱溟笔下的论断，在一定意义上比出自鲁迅笔下的批判还有说服力。当然，梁漱溟受他对中国文化总体态度的制约，对伦理关系的认识还不及鲁迅深刻，他过多地强调伦理关系中“相互”、“彼此”的一面，而忽略了“长者本位”、“尊者本位”、“权力本位”的一面，忽略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一面。中国伦理本包括五伦，他只讲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四伦，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君臣一伦。因为正是这一伦，给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四伦提供了作为底线的权力和法律的支撑。还是鲁迅看得深刻：“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鲁迅：《坟·灯下漫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这样的概括：“中国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鲁迅：《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本书的任务不是对梁漱溟和鲁迅的文化观进行比较，做出评骘，而只是想借用对中国文化持不同立场、不同态度的两位思想文化大师的论断，指出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文化缺乏对个人的关注，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特别是对个体感性生命的尊重。在中国文化辞典中，没有个性主义的概念。每一个中国人都无可逃遁地生活在以伦理、权力织就的天网之中，以天理为纲的天网之中，他永远只是这网中的一个目，而不是可以捕获个人利益、个人价值、个人追求的独立的网，不是独立的自己。诚然，中国文化讲究修身，讲究养性，讲究“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讲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讲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中国文化也确实塑造出了苏武、包拯、文天祥、海瑞这样代代相传的仁人志士。但是，这仍不是独立的自我。中国文化经典中的“修身”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并受其严格制约的，修身的目的还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且是一家一姓的“家天下”。不管包拯、海瑞多么正直无私刚正不阿，也逃不脱笼罩在头上的皇权的控制。真正独立的自我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这必须有现代法制的保障。不论是苏武还是包拯，文天祥还是海瑞，他们都还是作为工具而不是作为目的而存在，他们都没有独立的自我。志士仁人尚且如此，遑论芸芸众生。这就是中国文化，也就是中国人学。中国人学从本质上说是伦理学，而且是被政治化了的伦理学。这样的人学只能培养大大小小的奴隶，而不能造就有独立主体的个人。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所以他说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相循环的历史。鲁迅：《坟·灯下漫笔》。然而也正如他所强调的，东方已经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于是我们看到了二十六岁的鲁迅在异域他乡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园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鲁迅：《坟·摩罗诗力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坟·文化偏至论》。“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巅，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鲁迅：《坟·文化偏至论》。“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年轻的鲁迅以其锐利的目光和灵敏的感知，把握到了当时占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将个性主义介绍到中国。虽然由于时代还没有给他的个性主义呐喊提供充分的条件，加之当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压抑人的个性的本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还没有找到将个性主义移入中国文化的切入点，使他在20世纪初发出的这一激越呐喊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不论对他个人思想的发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这呐喊都是至关重要的。经过辛亥革命的失败，当陈独秀另辟蹊径高举文化变革的大旗时，发出的同样是“个人人格独立”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的呐喊。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总是认为它的主题、它的思想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其实这一概括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陈独秀一开始最为强调的还是“科学与人权并重”。长期以来，谈起五四，人们总是认为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直到现在，各种教科书及相关论著也还是这样表述。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陈独秀当初创办《青年杂志》，开创新文化运动，张扬的主要是“科学与人权并重”，其核心是人的觉醒，具体表现就是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当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谈论最多的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他们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也都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来展开。只是随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陈独秀才于1919年把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并列提出来，陈独秀、李大钊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现实的政治斗争，五四新文化阵营因此而逐渐走向分化。由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到提倡科学与民主并举，这反映了陈独秀思想的微妙变化。人权与民主并不是一个概念。人权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强调的是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人格，它强调的是个体，是每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民主则不然。民主是一种体制，它的着眼点是政治，虽然它并不一定排斥个体（但有时压制个体），但它也并不强调个体。面对专制体制，人们总是以民主原则进行抗争，但民主要求若不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不建立在个人觉醒的基础上，不建立在自由独立之人格的基础上，这种抗争即使暂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也只能徒有其表，并且也不能巩固，甚至会走向变质。对此，陈独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所以，即使在注意力发生转移之后，陈独秀也仍然没有放弃对人权的重视，胡适、鲁迅等更是如此。特别是当鲁迅投身于《新青年》阵营后，人的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更为鲜明的强调和彰显。这都表明五四的主题是思想自由、人格独立，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他之所谓人权，主要是指人的自由、平等、独立。他特别强调人的精神觉醒，强调“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陈独秀：《1916年》，《新青年》第1卷第5号。他把这称为“伦理的觉悟”，他认为这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彻底之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与陈独秀相呼应，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吴虞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谈论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他们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通信自由；谈人权平等、人的价值平等；谈学术独立、教育独立；谈女子解放、贞操问题……而这一切，其核心都是对人的启蒙，对人的呼唤，呼唤人的觉醒，呼唤个性解放，呼唤人格独立。这当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则是鲁迅。辛亥革命后陷入深深痛苦和绝望的鲁迅一开始并没有立即投身《新青年》阵营，但他一旦答应友人的要求以《狂人日记》开始那石破天惊的呐喊，便以他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在这深刻的批判中彰显出他对个性主义的追求，彰显出他的新人理想。特别是当陈独秀、李大钊的注意力发生转移，以主要精力投入现实的政治斗争，新文化阵营因此而发生分化以后，鲁迅更是以愈战愈猛的姿态将启蒙坚持下来，并推向深入。无论从思想深刻还是坚持持久来看，鲁迅都是五四启蒙精神的灵魂，五四启蒙精神的真正代表。我曾反复说过，五四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根本的转折。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解放。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对人的呼唤特别是鲁迅的文化批判，才使中国文化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其具体标志就是唤醒了一代知识分子，铸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灵魂和品格，特别是铸造他们坚守自我而又献身民族的现代文化人格。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重大变革。虽然由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特定内容使得五四的主题没能很好地坚持下去并且愈到后来愈受到日益严酷的挤压，但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五四精神才得以薪火相传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资源和财富，特别是他们后来相继遭遇的色彩不一而性质相同的人生悲剧和精神悲剧，更是值得子孙后代不断深入思索的宝贵遗产。而丁玲，无疑是其中一个值得长久说下去的典型。丁玲有一句名言，她说“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丁玲文集》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下同。言简意赅，表明她是典型的五四女儿，是鲁迅的精神传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丁玲才15岁，还是桃源女师预科的学生，以她的年龄和知识，都还够不上接受什么直接影响，但在高年级同学带动影响下，她参加了游行，参加了学校举行的辩论会，参加了服务民众的社会实践。这些都进一步唤起了她对社会的不满，使她思想中产生了追求真理的萌芽。本来自幼寄人篱下的生活经历，苦于无法摆脱的由外祖母包办的婚姻，都激发了她强烈的叛逆心理，激发了她对自由、独立的向往与追求。五四运动的实践，则无疑使她的叛逆与追求得到进一步强化。此后她转学到长沙周南女校，在国文教员陈启明的引导下，她接触了《新青年》，接触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这给她的叛逆与追求注入了理性的因子。后来，她和挚友王剑虹到上海，由于对上海平民女校不满意而到南京，又由南京到上海大学，最后则由上海到了北京。在北京仍然寻求理想而不得并不断碰壁的人生遭遇使她陷入极大苦闷，她在这种苦闷中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把鲁迅的作品全找来看”，由鲁迅那里“开始理解中国人民的痛苦从何而来”。《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丁玲文集》第5卷。鲁迅曾经说过，他的书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是读不懂的。丁玲正是以她对社会的不满，以她对理想的追求和追求不得的苦闷，读懂了鲁迅，接受了鲁迅精神。考察丁玲一生的文字特别是她关于自己早年人生经历的文字，可以发现有几个反复出现的语汇，就是“自由”、“幻想”和“飞翔”。这是最能体现丁玲思想意识、精神追求、心理意念、性格气质乃至思维习惯的语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丁玲语汇”，是丁玲作品的“眼睛”，是人们开启丁玲心灵世界之门的一把钥匙。它充分体现了丁玲渴望精神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坚守人格独立的现代文化品格。这是五四所开创的现代新文化的精髓，是五四所呼唤的独立自主之人格的结晶。这一品格在丁玲的文学创作和人生实践中不断表现出来，成为显示丁玲其人其文独特个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她早期笔下的莎菲们虽然各具风采，但一个共同同时也是区别于其他作家笔下的形象的精神特征就是对自由的追求与坚守，一种趋于极至的追求与坚守。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莎菲形象已成为人们探索五四精神的一座重要的界碑。就是左联时期，她的创作主导倾向虽然已与早期不同，但在内心深处，坚守的依然是同样的情感，同样的追求。她的《莎菲日记第二部》、《不算情书》抒写的就是这样的情怀。延安时期，经过生死磨难的丁玲的思想走向成熟，她已能自觉地将五四精神与时代要求融为一体，创作出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这些作品都既体现了民族救亡的需要，又张扬了鲜明的五四启蒙精神。面对充满荆棘与挫折的现实，陆萍发出的“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的疑问，表明丁玲对她当时所献身的这场革命，显然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而她通过对贞贞的关注，对贞贞的同情，对贞贞的理解所表现出的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尊重，对人的解放的追求，显然也显示着20世纪40年代中国所能达到的人学高度。这一切，无疑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追求一脉相承。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迄今为止，这部作品所表现的历史内容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它的题材认为它只是一部反映土改斗争的小说，20世纪最后两个十年有人又据此对它作出贬抑甚至否定性评价。其实，这仍是一部与《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一脉相承的体现五四呼唤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的作品，即使在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路上，它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然发生的实践不同，而与改革开放后的路径一脉相通。考察丁玲1949年以前的创作和她的人生实践，你会发现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最为坚守五四精神的作家，她追求的始终是人的解放。她在坚守中所表现的真诚，在追求中所表现的执著，在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解放区作家中实为罕见。特别是在为此而受批判的情况下，在因南京那段经历而被审查受冷遇的困境下，甚至在延安整风以后她真诚地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到农民群众中去“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过程中，她的这种坚守与追求也没有发生动摇，这表明五四精神、五四的现代诉求确实已融入她的灵魂，成为她的思想本体、价值本体乃至生命本体。然而令人痛心令人深思的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实，那就是本书所一再指出一再探讨的，丁玲生命中的这种坚守与追求在延安整风以后不断强化的外力的挤压下终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松动与弱化。特别是50年代接连而至的暴风骤雨，终于迫使她低下了那颗被五四所唤醒所哺育的人的高昂的头颅，而此后二十余年的非人境遇下的强化改造，则确实使她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发生了一定的转变。那个写莎菲、写陆萍、写贞贞、写黑妮、写周月英、写侯忠全的光彩照人的五四女儿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确实褪色了。这是人的悲剧，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悲剧。本来，由五四所催生的中国现代文化的航船已经驶出了历史的港湾，它本应负载着人的觉醒、民族的觉醒的主题，在不断战胜各种风浪的袭击中逐渐驶向历史的前方，然而正如历史所昭示的，这一主题却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被挤压，被抽空了。中国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人的态度，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生命的态度。这里的人，首先和主要是指具体的人，个体的人。然而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的是由五四所确立的中国现代文化的主题不断被漠视，被淡化，被否定，首先是由五四所哺育的具有现代文化品格的知识分子不断受难，到了十年浩劫，则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无可逃脱地陷入大灾难，大劫运。这段历史，无论如何应该不断深入地研究和总结，特别是在“以人为本”的观念终于冲破重重阻力破土而出并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的今天，认真回顾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走过的历程，就显得更为重要。而丁玲，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极为丰富、深刻的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文化史内涵的个案。当然，作为一个为读者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作家，丁玲自有她的文学史意义，丁玲研究应该有多重视角，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你可以肯定她，也可以批评她，但不论如何评价，都会觉得对她有话要说。近年来关于她的不断争议就说明了这一点。我想，这些话还会继续深入说下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一个光彩照人的丁玲，一个可悲可叹的丁玲，一个谜团一样的丁玲，一个说不尽的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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