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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农村研究
村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表达——基于陕西省武功县金仙观的调查
一 乡村传统文化:坍塌抑或繁荣
二 村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表达
1.概况
2.村庙文化的特点
(1)村庙文化集儒、释、道于一身,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2)村庙文化绵延不绝、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3)村庙文化经世致用,具有极强的教化作用
3.村庙文化的集中体现——庙会
4.村庙文化的社交网络——信仰圈
三 小村庙、大繁荣
1.影响范围广
2.财物收入多
3.庙殿规模大
4.组织管理细
5.活动特丰富
6.群众很信赖
四 村庙文化繁荣的逻辑——合作善治
1.政府的有限支持
2.基层组织的正确领导
3.庙管会的有效管理
五 结语
庙与庙会:作为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兼与川西农村、华南农村区域经济社会性质的对比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关中农村的庙与庙会及其功能
三 庙、庙会与关中农村的经济社会性质
四 关中农村与施坚雅研究中的川西农村的对比分析
五 关中农村与弗里德曼研究的华南宗族性农村的对比分析
六 关中农村、川西农村和华南农村三大区域理想类型的建构
七 结论与讨论
“建筑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建筑”:对关中一古村落建筑的文化社会学解析
一 引言
二 古村落介绍
三 研究视角转换:从“建筑中的文化”到“文化中的建筑”
1.祠堂作为宗族社会重要的文化标志
2.“节孝碑”与“看家楼”作为教化村民的文化符号
3.“文星阁”与“惜字炉”作为村人重视教育的象征
4.“四合院”体现着中国传统家庭关系
5.“门额”与“家训”蕴含着家庭文化
四 结语
“过日子”与农民的生活逻辑——基于陕西关中乡村的考察
一 引言
二 理论回顾与问题意识
三 “家”与过日子
(一)顾家与恋家
(二)两性分工:屋里的媳妇,屋外的汉
四 如何把日子过下去
(一)家庭再生产
1.分家
2.“都是为娃过日子”
3.顶门户
(二)熟人关系的建立和再生产
(三)生活意义再生产
1.人活着就是为了把日子过好
2.信祖先,还是思念祖先?
五 结语
精准扶贫重在生计空间的再塑造
一 文献回顾
二 生计空间:一个移民生计的解释范畴
三 移民搬迁后移民生计空间的扩展与优化
1.移民外出务工开拓了生计空间
2.土地流转优化了生计空间
3.集中居住的服务需求推进了生计空间的自我繁育
4.移民社区建设改善了养老医疗教育等生计空间质量
四 被挤压的移民生计空间
1.原有经济空间的流失减少了移民获得生计资源的机会
2.社会空间的断裂导致移民生计能力降低
3.制度空间的改变使移民在生计空间中面临社会排斥的危险
五 扶贫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的几点建议
1.必须精确识别贫困户生计空间的需求,不能以在本地移民作为万能扶贫方式
2.必须通过精准帮扶对移民实行有差别的扶贫搬迁政策
3.必须通过精准帮扶有针对性地改善移民的生计空间
4.注重通过社会空间的塑造来提高移民生计行动能力
陕南避灾移民搬迁中的社会排斥机制研究
一 引言
二 社会排斥理论与移民
三 移民过程中的“搬富不搬穷”现象
四 移民搬迁中的社会排斥因素分析
(一)政策排斥导致“搬富不搬穷”现象
(二)资本排斥助推“搬富不搬穷”现象
(三)信息排斥引发“搬富不搬穷”现象
五 结语与反思
关中学人看当代农村
“生态贫民”对国家生态保护政策认同度研究——以秦巴山地区为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研究方法
三 秦巴山区“生态贫民”的生活状态
1.秦巴山区“生态贫民”生活困境
2.“生态贫民”成因分析
四 “生态贫民”对国家生态保护政策的认同度分析
1.“生态贫民”对国家生态保护政策认同度分析
2.国家“反贫困”政策与农民有效需求
五 解决秦巴山区“生态贫民”生活困境的思路
1.转变传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方式,积极促进以旅游业为支撑的第三产业的发展
2.转变落后的思想观念,提高农民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
3.进行生态收益与成本分析,灵活实施生态保护政策
4.生态赔偿一步到位,最大限度降低农民的受损率
5.有效安置“生态移民”,避免“生态移民”二度贫困化
西部农村集镇环境问题与治理对策分析——以陕西农村为例
一 陕西农村地区集镇类型
(一)乡镇政府所在地集镇
(二)具有集市贸易的自然村集镇
(三)撤乡并镇后原乡集镇
(四)乡镇政府迁出后原有的集镇
(五)交通要道自发形成的集镇
(六)以车站、工矿企业为依托的集镇
二 陕西农村集镇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集镇环境差,基本的公共环保设施不完善甚至缺位
(二)管理不到位,条块分割,随意性大
(三)建设盲目性大,跟风现象严重,忽视挖掘集镇自身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四)道路集镇发展空间受限,环境隐患大
三 集镇环境治理的对策分析
(一)合理利用资金,完善集镇公共设施建设
(二)加强管理,设立集镇专门环保机构
(三)合理解决集镇保留、植入与重建的关系
(四)科学合理改建、整理道路集镇,消除各种隐患
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探析
一 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会议的关系
1.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
2.村民委员会是村民会议的执行机构
二 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
1.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两个互相独立的村级组织
2.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有经营管理村集体财产的权利
三 村民委员会的定位
1.明确界定村民委员会的性质
2.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
3.参照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模式来确定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
群体性事件的链式演化与断链防控治理
一 研究背景
二 群体性事件链式演化理论的提出
(一)典型群体性事件发生演化特征
(二)“事件链”概念及其内涵
三 群体性事件链式演化内涵解析
(一)群体性事件链式演化载体反映
(二)群体性事件链的载体演化
(三)群体性事件链式演化阶段划分
四 群体性事件断链防控治理
(一)优化社会环境,从源头上切断事件链
(二)切断事件要素间的作用机制
(三)根据事件要素状态发展演化规律,阻断事件要素的演化升级
五 总结
农村教学点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及对策
一 农村教学点有助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教学点方便偏远学生就近入学,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二)教学点是保证教育质量的有效教学组织形式
1.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讲,教学点是有效的教学组织形式
2.小规模办学和复式教学能够促进教学效果的提高
3.教师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成为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三)教学点是偏远农村聚落的文化中心
二 农村教学点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一)经费短缺
(二)教师整体素质低
(三)教师工资待遇低
(四)办学条件差
(五)教学点困境对农村学校的均衡发展带来隐患
三 农村教学点发展薄弱的原因分析
(一)地方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导致教学点陷入困境
(二)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及现行管理体制导致教学点经费短缺
(三)农村教师缺编及不合理的调配方式导致教学点师资水平低
四 加强农村教学点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的逆城市化流动:转变的发生
一 引言
二 理论依据和研究思路
三 相关概念和案例来源
四 新生代农民工从“向往城市”到“离城返乡”的生活史
1.“打工好玩”:向往城市
2.“打工就是浪费人命”:失望和懊悔
3.“打工没前途”——心智的成熟
4.结婚生子之后——转变的发生
5.返乡也是一种好生活:离城返乡
五 新生代农民工逆城市化流动的生命历程解释
1.个体的家庭角色是我们理解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基础
2.某些具有人生节点意义的生命事件的发生会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发生转变
3.社会历史等结构性力量以个体生活体验的累积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归属产生影响
六 结论和讨论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通婚距离变迁研究——基于西安市的调查数据
一 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二 农民工通婚距离的代际差异分析
1.数据来源
2.概念界定及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1)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
2.通婚距离
三 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四 结论与小结
婚姻挤压下当代中国农村男性的婚恋机会分析——对婚姻寻找理论的验证
一 研究背景
二 婚姻寻找理论
(一)婚姻寻找理论和我国婚姻挤压情境
(二)婚姻寻找理论的应用
1.婚姻市场特征和结婚机会
2.个体经济特征和结婚机会
三 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数据
(二)变量设置
(三)研究方法
四 结果分析
(一)个体经济状况和婚恋机会
(二)农村男性婚恋机会的影响因素分析
1.婚姻市场特征对个体层截距的影响
2.个体经济特征对婚恋机会的影响
3.个体非经济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婚恋机会的影响
五 结论
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的目标偏离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财政扶贫资金的目标偏离与精英俘获的出现
三 精英俘获及其产生机制
(一)精英俘获
(二)精英俘获的产生机制
1.项目实施中的精英偏好及其社区压力
2.社会分化与村庄内部精英的角色嬗变
3.参与式发展的悖论
4.扶贫资金与项目信息与权力的不均衡配置
5.扶贫项目“门槛效益”排斥了贫困群体的受益机会
四 结语
城镇化背景下的“合村并居”——兼论“村社理性”原则的实践与效果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T镇两村“合村并居”的比较
(一)村庄调查与比较
(二)村社规划与“合村并居”
(三)两村的“合村并居”进程“合村并居”需要由村社组织来具体实施
1.走向“富人治村”的村社组织
2.“合村并居”的实践图景
(四)两村的两种实践绩效
三 “合村并居”的实践过程
(一)项目实施方式:资本驱动还是村社主导
(二)项目建设的资本来源:资本进村或村社整合
(三)项目成本的负担:成本转嫁或村社吸纳
四 村社理性:作为“合村并居”的指导原则
(一)构造公共性的发展
(二)强化村社共同体建设
(三)完善村社治理体制
五 小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业治理转型——基于皖南平镇农业经营制度变迁的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农业经营主体变迁的两个阶段:皖南平镇个案
(一)诱致性变迁:土地自发流转与“中农”的兴起
(二)强制性变迁:政府推动土地流转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产业体系的“倒逼”
(一)农业经营主体的一元化:“挤出”中农与小农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反向驱动力:“倒逼”生产服务体系的变革
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治理方式的“倒逼”
(一)基础设施成本的国家化:民间水利的崩解
(二)农技服务体系的“马太效应”:扶大不扶小,扶强不扶弱
(三)社会治理任务的激增:调解大户与小规模农户的矛盾
(四)惠农资源的歧视性分配:博弈集团的生成
五 结论与讨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反向驱动力
社会保障资源安排中的逻辑与政治——以华北一个村庄为例
一 社区近年保障与救济性质资源的获得情况
二 正式资源的非正式利用:“低保”与“五保”制度的异化
(一)“低保”:作为治理资源保障其他公共政策推进
(二)作为竞争性经济资源的“低保”
(三)无退出机制下异化为养老保障的“低保”
(四)“五保”:平息上访的补偿性资源
三 社区为基础的非正式资源安排:实现保障及其他功能
(一)多功能“救灾款”
(二)“带路”与村内“以工代赈”
四 标准、利益与道德:社会保障资源分配中的社会心理
(一)标准与公正:村干部与村民的不同视角
(二)利益与道德:“该”与“不该”之间
五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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