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兴亡史

娄贵书教授的这部 《日本武士兴亡史》学术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与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对本书的出版，我作为娄教授的学界挚友，表示真诚的热烈祝贺。贵书嘱我作序已历数年，苦思长久，读读，想想，写写，停停，却总不得要领。已开印在即，情急之下，姑以四句话内有八个可字，即 “四句八可”　（绝无仿李冶 “八至”诗之意）记之，以表我心。第一句是，“可喜可贺出版”。《日本武士兴亡史》的出版，确实是件可喜可贺之事。可喜，是因为本书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理论意义，体现了我国日本史学术界对日本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深入和拓展，也标志着我国日本史研究水平又有了新的提升，怎能不令人欣喜。本书三编，共十六章，前有引论，后有余论，40余万字。第一编阐述了日本武士兴起的历史足迹：其起源、产生、演变的历程和作为一个阶级衰亡的过程。第二编从对武家政权——三个幕府的军事统治，以及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的历史再现，深刻说明了日本武士政权产生、演变的原因、特点及其作用、影响。第三编集中对武士道作了鞭辟入里的论述。不仅对武士道的形成发展及作用影响作了归纳、概括，而且具体阐述、分析了武士道的名称、起源、类别、德目及理想价值。在引论中准确概述了中外学术界对武士、武士道问题的研究史，说明了这一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在余论中则围绕武士、武士道与日本社会的关系，阐述了武士与大和民族、幕府与资产阶级政权、武士道与日本文化这三个重要两极的关系及其互动。概括这些编、章可以看出，本书重点研究了日本武士的历史足迹、武士的军事统治和武士的战争精神，的确是我国对武士及武士道问题进行的系统、全面的综合性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在我国武士、武士道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奠基、开拓作用，具有弥补国内学术界该项研究空缺的学术意义。对日本武士、武家政权产生、兴起、发展演变及走向衰落、灭亡这一长达八九百年兴亡史的具体研究，我国学界虽较为关注，但多为论文，且往往局限于德川幕府时期，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日本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极多，但或纠结于琐碎细节，或史观不正确，存在不少缺欠和不足。本书对中外学术界的这一空缺和不足的弥补，确实可喜！特别是对武士道的阐述，使我们认识到其对日本社会的巨大、深刻的影响，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日本武士、武士道，特别是武士道是日本历史上颇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武士虽在明治维新后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但武士道文化和武士精神却有了更大的扩散、普及和提升。随着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对外扩张的升级，武士道转化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近代日本国民精神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和成分。正如万峰先生所指出的：日本武士道从中世纪产生后，　“一直发展、演变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 “中世纪的武士道”，　“近代武士道”，“现代武士道”，战后 “作为日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要素的诸德目”的武士道。“武士道至今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单纯的武士道各德目亦无不具有正反两面的东西”，“要善于继承其精神，而扬弃其糟粕”（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本书明确的历史记述，充分、完满地阐释了万先生的思想，自然提升了本书的现实、理论价值。本书能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又怎能不令我欣喜。可贺，则指本书是由贵书教授主持，杨绍先、朱健华教授参加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的最终成果。从准备、计划到2007年申报获得批准立项，再经过研究、撰稿修改，于2010年定稿、结项，又经过贵书的精心修改、加工，现在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和领导的大力支持，终于正式出版，确实是一件值得祝福庆贺之喜事。在此，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及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热烈祝贺和深深的谢意，祝贺他们慧眼识珠，向社会推出了一部好书；谢谢他们为推进我国日本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我国日本史研究水平做了一件公德之事！更要发自内心的向贵书教授表示热诚的祝贺！第二句是，“可圈可点华章”。　《日本武士兴亡史》有很多闪光的亮点，可圈可点之处，随处可见。要而言之，至少有以下四点：一是本书的框架结构很有新意。本书是一部专门著作，但又不完全是叙述性的史书。而是以武士纵向发展的历史顺序为主线，与以武士专题研究横向结合的阐述方式架构成的华章。以实求名，如书名改为 “日本武士兴亡研究”可能会更为准确。二是本书有新的视角。作者既注意了普遍性，又从对特殊性角度的具体考察入手，着重深入探索日本尚武、尚武精神的由来和发展。着眼于阐述武士、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及其流毒的关连；着重阐述了当代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文化遗产的两重性。三是新意多多，随处可见。如本书对武家政治的阐述，大不同于专论武士的著作 （日本的不少著作就是如此），而是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入的分析，关注其与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本书对武士、武士道在日本国内外、集团内外奉行不同的双重标准及其显示出的道德标准的相对性、矛盾性的分析论证，更是大别于日本的不少相关著作，确实应该圈点；本书对武士、武士道是日本双刃剑文化的叙述、论证和分析，十分精彩，等等。四是本书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本书以历史学、社会学理论、方法为主，也广泛运用了经济学、文化学、民族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三句是，“可思可品意境”。　《日本武士兴亡史》充满了丰富的内涵，有不少深邃的思想。对日本历史，我从1962年开始学习、研究，已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也不敢说我读懂了日本。阅读这本书，其许多观点和认识，引导我思考，甚至使我陷入久久的沉思。如作者对日本武士起源和特点的阐述，作者对明治维新后虽然日本武士已灭亡、战后也已摧毁了有形的武士道，但对武士道的流毒，特别是其融入日本民族传统中的因素，决不可轻视、忽视的思路、观点，当我悟出其真髓时，不由得令我拍案叫好！又如作者对日本武士起源及武家政权的阐述，发人思考。其中的意蕴、深义，值得慢慢地、好好地思考、品味，方能释解其意。如果我们联想到马克思说的一段经典论述：“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页，原注 （192）。再能将日本武士与中世纪时西欧的骑士加以比较，联想当今地处东方的诸多国家中，唯有日本是 “西方七国”成员……的确值得人们认真地、好好地思考思考、品味品味。第四句是，“可敬可佩精神”。　《日本武士兴亡史》的作者娄贵书教授，课题组成员杨绍先教授、朱健华教授，都在贵州师范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他们也都是我的同仁和好朋友。我与杨教授从结识至今已近30年，特别是1999年时，我作为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委，推荐他的大作《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在当年第4期上发表后，更有了深入的思想、学术交往，友谊延至今日愈加深厚。而与娄贵书教授，从认识、相知到深交也已十多年，在他参加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研究工作、到北京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在 《日本军国主义论》（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一书中撰写第二章 “武士道的形成与作用”过程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绍先教授能在中国较早地发表关于武士道问题的学术论文，并与日本军国主义相联系，提出了一些至今仍为学界认可、赞同的观点，令我佩服；贵书教授在2002年5月出版了其研究武士与武士道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将贵州师范大学在研究日本武士、武士道获得了新成果这一喜讯传递至中国日本史学界和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界。学术界许多同仁都为之欣喜振奋，亦令我十分敬重、佩服。本书是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研究条件下，不畏艰难、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新成果。为收集资料，他们不畏酷暑严冬，多次往返于贵阳、上海、北京，以及东北地区。他们潜心钻研，熟读深思，辛勤笔耕，付出双倍于北京的同仁们的辛劳和时间，用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言之，亦不为过。正是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的治学精神，才写就了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淘尽泥沙始见金”，功夫的确不负有心人。今天，贵书的这部 《日本武士兴亡史》专著，历经11年锲而不舍的刻苦研究、上下求索，出版发行了。本书的出版，的确令我敬佩，自然会说些肯定的话，贵书却总是十分谦虚。当我将序言初稿发他后，他一再要我删去许许多多积极、评价本书的话，也真让我为难，不得不删了一些，最后，我不再听他的了。对他一向的低调和自谦，我也常告诉他：不必过谦、客气。我赞成 “学问无大小，能者为尊”的古训。在对日本武士、武士道问题的研究上，你就是能人、尊者！这确实是发自我内心的真话，也是我心怀敬佩之意想说的真话。作为同仁与朋友，愿在写毕 “四句八可”之后，坦率地表示，《日本武士兴亡史》也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如在理论分析方面还不够透彻；在资料运用方面，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也不够丰富，等等。诚恳地期望贵书能继续努力，使自己对武士、武士道的研究日臻完善，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作为同仁与朋友，更愿意在由衷祝贺这部新著出版，以及向广大读者倾心推荐这部著作时，提出自己诚挚的希望：希望贵书教授能坚持不懈地继续深化日本武士、武士道的研究，并殷切期待贵书教授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汤重南汤重南，1940年生，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顾问、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委员。2013年3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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