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一 选题目的与研究思路

选择“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进行关联研究主要有三点原因。

其一，是对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问题的关注。在当代文学领域，随着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确立越来越被重视。而就长篇小说研究而言，经典化的确立更为独特，因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相对清晰并且完整的线索来描述确立及建构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过程的发展轨迹。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是由长篇小说这个文体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独立、自由和创造性特质规定的。而细细考察当代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脉络可见，与现代文学中对长篇小说经典化的确立不同，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经典化的确立有着同时面对历史和更要面对现实的复杂特性，是一个文学和历史同步建构、共同影响的过程；更是不同的作家，以长篇小说这种形式来表现复杂的历史内容，以此表达他们各自不同的审美思想的文学整合。而在这个建构、整合的过程里，常常被忽视的一面就是：当代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发展的文学资源与其文学传统的来源、结构、内涵等。因而，在寻觅经典化的过程中，细细辨析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源与流，思考其文学传统的流转，是选择这个题目的初衷。

其二，更为直观的原因是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学创作现象，这就是许多活跃在长篇小说创作前沿的作家，他们的创作都在发生着一些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他们对某种文学传统的靠近以及他们在创作中对这一传统的改写和转化。这种靠近、改写、转化，可以表现为几个层次：一是暗合，二是偏离，三是变异。如格非、莫言、余华、王安忆等，他们的长篇小说创作都在晚近呈现出这样的状态。所以基于这样的创作现实，对“当代长篇小说发展与文学传统之间所存在的深层关系”这一命题，进行文体要素、历史联系、精神内涵等方面的拓展研究就显得更为实际和突出。毕竟，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已经存在的文学事实和创作现象。

同时，在中国小说的庞大体系里，“史传”——作为文学传统的存在，对长篇小说这个文体发展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史传传统”——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文学资源而存在，这个论题是可以成立的。这也是笔者选择这个题目最为切实的思考。具体就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不同时期：“十七年时期”、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以来，其经典化、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作品所受史传传统的影响及这一传统在作品中的表现形态都有不同之处。当然，更有互相关联的地方。可以说正是作家们对传统与现实的不断介入共同构成了当代长篇小说对历史、时代、现实的持续写作，并且借由这些书写，作家不断地在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发展中添加一些新鲜的要素。比如，不同形式的文体在作品里呈现出的跨越、分裂样态；又如，对真实与虚构限度的区分，这两者的分别似乎很难在一部作品里截然不同地表现出来；再如，历史与个人记忆的微妙关系，它们在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发展中所呈现的或紧张或弥合、或互为印证或互相补充的种种形态……类似的要素还有很多。它们的存在不仅给作品流露出的历史感提供了更为深层的本体支撑，而且使研究对象更为形态各异，也就很难以简单的方式去做一个类型化的区分。于是在研究的层面必然决定了该命题本身就存在着不断追问、深入探讨的空间，以及在此基础上细致分析、绵密思辨的可能。更何况，对于一个有着深厚历史写作传统的文化脉络来说，当代长篇小说发展中所浸润的历史话语显现出的史传特质是中国小说以其自身来书写历史的深层表现形态，而经由诸多作品所呈现出的复杂历史意识与多样化的审美表达，无疑是当代长篇小说在其文体发展过程中最为明显的美学特征与诗性意味。

在此还要提出的一点问题是，笔者研读过一些西方的小说理论，觉得很多东西并不是非常贴合阅读小说作品时的感受，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和解构这些小说理论，笔者在本书里也有多处引用和分析，毕竟这是无法回避的优秀思想和智慧。但是，笔者想要表达的是：对这些理论思想应该在怎样的背景下引用？这种借用是否能与自己的想法相互碰撞、产生共鸣？在此过程里对小说本体理论的研究和辨析可不可以真正将小说作品的感人、深刻、博大、美好显现其中？在笔者看来，以上这些疑问都是为了小说本身而存在的。恰是由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样式本身在当代文学中所表现的非凡气势，对它的分析研究和理论建构也隐藏着一种顿挫盘郁、无法穷尽之感。它的宏伟却细腻，它的酣畅而淋漓，都是被其研究对象所内在规定了的。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奠定了研究者的研究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研究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为实际的挑战。

由此，再联想到本书的研究论题，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方面，当代小说对它进行着不断的延续和发展，而其中的变异、文人对历史的小说虚构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历史事件在小说文本里的处理方式等，这些值得深入思索和探求的问题其实并未得到有效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它们的相关性研究还不多见。因此，在尝试以上研究的同时，又着力牵扯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历史意识等问题。值得欣慰的是，目前的当代长篇小说已经在诸多方面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文本形态，而这些更为切实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用西方小说理论就可以涵盖的。扩而大之，在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理论与古代小说评点的过程中，启发而下，真正吸引笔者的是理论框架与阐释小说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这种距离的存在难道仅仅是因为理论不能完全概括文本所能解释的吗？如果说当代文学自确立之时，其中的小说批评就是一个吸纳了很多文学和非文学因素的机体，比如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80年代，而90年代以来又有形式上和理论上的变革，那么，对古典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的承接却似乎还不够。从这一点出发，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仅考察当代长篇小说在发展过程里对史传传统的“继承”（延续）和转化，而且试图在古代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如何为今世所化、如何为今人所用方面作一些探寻。

全书的写作思路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问题描述与“史传”文献梳理，第二部分是基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视域下历史线索的呈现与基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递进所形成的衍生性话语谱系的描述，这两部分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本书上编“史传精神与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和中编“史统散而小说兴：‘史传三调’与现代长篇小说话语发端”中；第三部分是影响中的当代变异、文本裂隙与传统重构中资源对话的问题语境与难度的梳理及反思，这一部分是本书的主体内容，主要集中在下编“史传精神与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中。具体而言，在如上研究思路的整合与提炼中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做如下延伸与辐射。

首先是对“史传传统”的梳理和把握。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整个研究的思路和论证结构。如果仅仅是在既有文献下进行梳理是不够的，所以在研究框架的设计中试图将“史传传统”作出不同层面的区分，以此呈现它在中国小说的整体脉络中所产生的不同流向。这也是笔者在上编第一章“文章分类学意义下的史传及其传统”里试图解决的问题。但是区分的界限问题具体把握起来是相对困难的。尽管文中试图区分事件、经历、虚构三方面史传传统的不同流向，但往往在具体的小说中三者是互相融合的。对此，笔者在该部分第二章“史传的内在背离性”里有所论述。因而如何能将区分的有效性和概括性体现在研究中是遇到的问题之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取如下思路，即在区分的同时注意不同流向的共融。在涉及具体作品时，一方面要在区分的体系内发现它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要在不同的区分体系间寻找它的共通性。例如对宗璞小说《野葫芦引》的论述就不仅关注了作家对抗战这一历史事件呈现的方式，而且将宗璞创作的女性情怀与历史叙事品格作为贯穿于文人写史这一融合正史/事件和人物/经历的史传传统流向的阐释和辨析中。

其次是对古代小说、现代小说、当代小说的处理。因为在“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关联研究”这个题目里还间隔着巨大的历史时空线索，也就是说在研究这个题目的同时还要面对当代长篇小说之前的古代小说、现代小说，要面对“史传传统”对它们的影响，即通观意识的强调。因此，古代小说、现代小说的阅读积累和思考程度也是面临的难题。然而，文学传统研究的当代价值也即在于此，无论是文学传统对当下文学的深入影响所造就的文学审美表现之深邃与作家主体情怀之开阔，还是以实证式的方式取径于具体的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实践所暗合的史传精神之厚重，这些都表明了在对某一重要文学传统进行逆向回溯研究时的理论张力以及向文学资源寻求历史对话的可能性。

再次是对当代长篇小说不同发展时期的处理。如何将“十七年时期”、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以来这些不同时期的当代长篇小说之历史叙述与文体实践缝合在一个相对统一的结构框架中，这是在思考研究整体结构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因为对每个时期的论述都存在巨大的探讨价值和研究空间。但是如果将它们都放在当代长篇小说不同时期发展过程中，以具体作品中“史传传统”的转化、变异为研究参照系，那么每个时期的凸显和不同时期的弥合就变得困难了。因此，在具体研究思路的考量上则是以问题的方式来结构不同的当代长篇小说发展时期。比如“十七年时期”和90年代的当代长篇小说都体现了史传兼合与史传分离的特征，但是它们又十分不同，所以并没有将它们都放在一章内，而是分别论述，即本书下编中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六章、第七章，由此，对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研究所获得的就不只是单纯的历史线索，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线索的内在逻辑下，转化和变异问题的突出，因之也就更能在历史线索的缝隙处发现当代长篇小说的鲜活气息和文体发展的曲折轨迹。

最后是对研究中涉及具体作品的阐释。在同一时段，选择这部作品而不选择那部作品，这是研究者的个人眼光，同时带有强烈的个人局限，当然更无法避免阅读个体经验的介入和个人趣味的作用。尽管选择依然是在既定的、现有的当代文学史成规中的产物，但是在具体的作品分析和研究中仍力图实现些微的个人创造。毕竟研究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是这又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如何避免过度阐释是在研究具体作品、作家时的自我警惕。例如在下编第八、第九、第十章里，试图以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充实研究论题，即史传传统的新与旧，并将不同时期当代长篇小说中所出现的自传式写作、未完成作品、类型化写作等都放在这三章的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呈现当代长篇小说在面临文学传统与文学现实时的自我调整与偏离变异，而传统的潜行与逃逸也正是在如此的文本细读与时空混杂中渗透出更为复杂与深层的审美态势。由此，文学传统的影响实际上也并不一定非新即旧，它是一个看不见的“幽灵”。

如果说在“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关联研究中有什么特色与创新，那么具体说来应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对史传传统在中国小说中不同流向的区分。即趋向正史/事件的史传传统；趋向人物/经历的史传传统；趋向世情/虚构的史传传统。通过对这三种不同流向的史传传统的梳理，把握中国小说对史传传统的吸收特质。笔者认为它是作为一种底色和根基来吸收的。同时，研究中又没有将三种流向的区分单一化、绝对化，还注重辨析在这三种不同流向中存在着的相互交叉和流动。可以说，正是在事件、经历、虚构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小说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形成了自己的美学风貌与诗学内涵，这也是中国小说在史传传统的不同流向中所生发出的独特文学魅力。

第二，对史传含有的“史”和“传”内在分离性的研究。这个问题源于对“十七年时期”经典性长篇小说结构特点的关注，比如对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所表现出文体裂隙的分析，继而联系孙犁的整个创作过程，通过文体的变化发现其文体的内在分裂。这种分裂，一方面是由于史传传统中趋向写史与趋向写世情的史与传的内在背离；另一方面是植根于孙犁创作中所蕴含的两种历史观念的冲突。而通过这样的具体作品，深入作家的创作，探讨历史观念审美表达的可能性与复杂性，以此来阐明传统的依附性。这种强大的甚至已经浑然不可见的“依附性”，一方面构成了中国小说至今没有中断的文化血统和美学特质；另一方面，史与传的内在背离也使史传传统本身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分裂。这就是笔者要探讨的史传分离与史传兼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在“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存在。

第三，趋向事件、人物、虚构的史传传统之不同流向都被当代长篇小说作为传统因子而吸收，但并不能在一一对应的层面发现它们的存在，而只能是在文学与历史的裂隙中寻觅传统的轨迹，它们是值得细化的研究现象。因而，关联具体作品的研究思路就需要研究主体创造性的发现。笔者在研究中比较倾向于注意那些带有转折意味的变化。比如下编第四章对姚雪垠《李自成》的研究实际上来自如下研究动力，即对“新历史小说”这一理论命名的怀疑。尽管所谓的“新历史”之说法与西方历史编纂学中的“元历史”观念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当时的创作中这一名称或对历史叙述之新意的指涉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匮乏性。虽然对“新历史小说”的命名是其时的评论家介入问题的有效方式，但面对这样的命名，历史的“新”意并未有所革命，相反却陷入了乏味和溃败，因为文学在放逐了历史的尊严后留下的只是文学对历史想象力的苍白。

第四，对研究方法的思考。除了文学专业所必要的细读之外，在研究方法上试图做一些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因为该论题本身就涵盖了跨历史与文学的因素，而在研究中有意尝试这样的跨学科意识即是论者研究主体性的一种自我拓展。如下编第六章即通过“小说与口述史”方法的结合，探讨当代长篇小说研究的历史意识问题。但并不是凭空引入口述史这一研究路径，而是因为当代长篇小说中尤其是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具有声音本体意味与明显采用口述结构的小说文本，而“声口”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因而面对《檀香刑》《花腔》《妇女闲聊录》《上海魔术师》这样的小说时，研究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历史意识或者应当对以往研究的历史意识有怎样的认识和反思，就有了值得探讨的意义。

还必须表明的是所谓特色与创新仅仅是个人之见，它仍然是要建立在对以往研究文献和既有研究成果的深入理解和研读之上。而最为重要的是当代作家对历史书写的持续探索给了笔者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思考范围，如果不能在这样数量繁多、形态各异的创作事实面前尝试一些个人化的努力，那么笔者就无法面对研究对象的高度。

二 研究现状

具体到小说研究领域，涉及史传传统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史传文学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郭丹的专著《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画卷》。该书分为本体论、流变论。在上、下两编中，作者全面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史传文学。上编从文化背景、生成机制、本体意识、形式、文学性的历史、史学中的美学、横向研究方面，阐明了史传文学的立论问题。下编则以具体作品，勾勒了史传文学的发生、发展、成熟、典范、转折、回落。尤其要提出的是作者对“史传文学”与“小说”间存在复杂关系的探寻、辨析有很多自己的创见，比如论者谈道：“由于形成了以形象和情节解释历史的传统，史传文学作者在记叙人物和事件时总是避免平板地介绍，而是采用故事化的手法叙述，这就使作品中人物常常具备鲜明的性格。茅盾说过：中国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民族形式的一个特点，‘就是使得人物通过一连串的故事，从而表现人物的性格。’历史叙述的故事化、情节化，加上鲜明的人物形象，史传文学便具有很强的小说成分与小说模式，所以说，史传文学更应该是中国小说的直接源头。”

这样的论证是很有历史感的。稍有遗憾的是，与上编的理论梳理相比，下编的作品论述、源流钩沉则略显平淡、新意不足。

其二，对小说与史传传统关系的研究。较早提出“史传传统”对中国小说影响的学者是陈平原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的下编中尝试将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运用到对晚清至五四时期小说的研究中去，也提出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观点，并将其实际性地概括为两大传统，即“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又言：“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和书信的文体内涵都比较确定，‘史传’和‘诗骚’可就不那么好界定和把握了。说它们是一种文体，那是千年以前的古事了。至于‘新小说’家和五四作家面对的，可能是编年史、纪传、纪事本末等多种历史编纂形式和古风、乐府、律诗、词、曲等多种诗歌体裁。不过我们选择作为历史散文总称的‘史传’与《诗经》、《离骚》开创的抒情诗传统——‘诗骚’，原因是影响中国小说形式发展的决不是某一具体的史书文体或诗歌体裁，而是作为整体的历史编纂形式与抒情诗传统。小说初级阶段的借鉴史书与诗歌，也许可以作为不同文体的互相渗透看待；可千年以下，‘史传’与‘诗骚’的影响于中国小说，已主要体现在审美趣味等内在的倾向上，而不一定是可直接对应的表面的形式特征。考虑到‘史传’、‘诗骚’对中国人审美趣味的塑造以及对中国叙事文学史发展的制约，似乎不应作文体看；但考虑到引‘史传’、‘诗骚’入小说的倾向古已有之，追根溯源又不能不从文体入手”，并进一步阐明：“我论及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制约，使中国诗人倾向于把‘叙事’转化为‘纪事’和‘感事’，最能代表这一倾向的即是‘诗史’之说。‘纪事’追求历史感和真实性，‘感事’追求形式感和抒情性。写得好可能诗中有史或史中有诗；不好则可能有诗无史或有史无诗——这两者都同样限制叙事诗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陈平原先生的尝试与概括是极为精准的，都涉及研究对象根部的问题。尽管论者本人也意识到叙事模式研究的单一与某些偏颇、不当，但是，将其放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考量该书的研究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开创性的研究，已然奠定了“史传传统”与小说关系研究的起点和理论高度。而论者在1998年初版、2004年9月再版的专著《中国散文小说史》中亦进行了小说与散文的跨文体研究，言及“中国古代没有留下篇幅巨大、叙事曲折的史诗，在很长时间里，‘叙事’几乎成了史书的专利，以至千古文人谈小说，没有不宗《史记》的……决定了‘史传’传统……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而且“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正如鲁迅所说的‘有两种特别的现象’，即‘反复’与‘羼杂’。为了使得这种变迁的轨迹及其复杂性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这里尝试突破线性时间的限制，不完全依年代先后叙述”。这样的研究思路与尝试，不啻深化了对史传精神与小说笔法关系的延续性研究。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就结构该书的叙述策略，论者尤其强调了“穿越文类边界”的意图背后所隐含的恰是不同文类的互相影响以及它们对其文学传统的承续和发展。他指出：“在谈论散文发展时，关注小说的刺激；而描述小说变迁时，则着眼于散文的启迪。这种叙述策略，最大的陷阱是穿凿附会。需要一个过渡形态，使得穿越边界的行为，不至于显得过分鲁莽。在这方面，作为中介的‘笔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我看来，正是借助这座桥梁，超越小说与散文的‘边界’，才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笔记’之庞杂，使得其几乎无所不包。若作为独立的文类考察，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但任何文类都可自由出入，这一开放的空间促成文学类型的杂交以及变异。对于散文与小说来说，借由笔记进行对话，更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这是一个双方都可介入、都与之渊源甚深的‘中间地带’。”又谓：“从晚清开始的文学革命，使得二十世纪中国的散文与小说，与唐宋明清同类作品差异甚大，以至研究者大都倾向于‘分而治之’。本书不采取这一策略，而是为贯通古今。这里涉及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理解，即强调在‘从古典到现代’的文学变革中，传统依旧以某种形式发挥积极作用。不管是借‘活着的传统’沟通古今，还是以‘传统的转化’体现发展，关于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的历史叙述，都不应该终止于晚清。”这样的见识与眼光，无疑为对此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提示出了更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研究方向。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方锡德先生于《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一书中较早开始了对现代小说文学性的历史化研究。在该书第三章“史传意识”中，作者论述了现代小说的史传传统，从小说与史传亲和的传统、史传小说因素的再发掘、“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实录写真的现实精神、美丑必露的审美原则、心存泾渭的春秋笔法等方面，将现代小说对史传传统的继承，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该书较有特点的论述是将古代小说的美学特征与现代小说的美学内涵较好地联系起来，但是通观全书，作者的研究思路还是比较单一，大多遵循了同一个研究方式，即：先是谈论古代小说的思想、美学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现代小说中与此相关联的质素，同时在观点提炼上大多依据古代文论的说法，并没有显示出现代小说自有自足的特性。但是这种思路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近几年涉及该方面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在研究思路与观点提炼、论点命名上大多没有跳出这个思维框架。因而，在具体研究立场的选择上仍然是要立足当下，以此立场来反观和回溯史传传统对当代长篇小说的影响，尽管这种立场仍要从对该文学传统的梳理开始，但是当代意识和反观思路应是研究中力图贯穿、体现的。

将研究现状的考察放在当代小说研究领域中对当代长篇小说与史传关系的研究，基本上还没有。只是在论及当代小说历史观方面的论著中对史传传统有不多的关涉。如路文彬在其《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中国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承传与变革》的导论“中国小说及历史关系探源”第一节中，谈到了史传作为小说资源的问题

。作者全面勾勒发达的历史叙事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但作者过于强调它对小说发展的限制，而没有强调这也是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在精神内核上的本质不同。但是，就这部专著本身而言，论者对当代小说历史观的把握，还是极为谨慎的。在关于当代小说的历史意识问题上，张德祥先生的论文《论新时期小说的历史意识》值得注意。他从两个方面较早对新时期小说的历史意识有全面分析。他认为，从历史意识的形态与小说内容的深化来看新时期小说的历史意识可分为三种形态，即潜在（伤痕文学）—自觉（反思文学：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升华（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历史审美）。从历史意识功能的审美实现来看它们具体表现为审美态度、审美空间和审美距离三方面内容，以上共同构成了历史意识抽象的哲学内涵。而张清华先生的《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一书则可以说是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历史叙事的重要论著。尤其是论者在上篇部分，对当代红色叙事中的历史观、新历史主义叙事的现象与特征都有十分独到的见解。而论者在中篇对余华、苏童、格非、莫言等重要作家的历史叙事进行了扎实而精彩的论述，更为有力地支撑了该论题的丰富性和多面性。

另外，将古代小说与当代小说一并谈论，着重研究古代小说所形成的传统以及它所具有的本体内涵、美学特质等，并将此本体内涵概括为影响当代作家对书写历史和时代的关注，这方面的论文如韩玺吾《古典小说的发展路向及其对当代小说的影响》。论者谈道：“艺术的发展，并非全然得益于新的技法的出现，其中，还有着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且真正推动艺术的向前发展，决定艺术发展的轨道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决定因素往往是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当代小说而言，之所以会出现一种由传统出发，而走向传统的反面的创作态势，更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小说创作所一直遵循的规律，即以史传文学传统为轴心而前后运动的文学发展规律。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文人而言，史官文化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而这种史官文化一旦以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个民族的潜意识深处之后，每个人也就永远无法摆脱其影响。中国人崇古崇旧的心态，中国人脑海里永远无法退色的循环历史观，实际上都是这种心理定势的曲折投射，文学的创作自然也是如此。”

并说：“考诸文学史的演变，虽则‘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然则文学的发展总有着传统的前后相因。顾颉刚先生曾提出过‘历史的层累说’的观点，实际上，文学的传统也正是在层累中代代相因的。诸如诗性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等，无一不在文学的前后相续中代代承传。然而，在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于这些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时，我们应该也不要忘记，因这些内部规律所导致的文学自身的发展历程在文学影响中的作用。考察古典小说的发展路向对当代小说的影响，我们当可显豁地见出这一点。”以上的论述虽有些繁复，但论者的研究角度和思路却值得认真借鉴。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在某一具体观点的分歧，而在如何去把握这种显而易见却又殊难圆融呈现的传统之影响。

可以说，随着当代文化语境的骤变和分化，对当代文学所在的历史处境日益变得难以作整体描述，这已经被研究者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而对文学历史场景的铺展和文学研究历史语境的思辨也愈加困难。在这方面，文学研究应该持有怎样的立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孟繁华先生的论文《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现象研究之一》

，不仅有力地回应了这个问题，而且论者通过发现具体作品中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的变化，从而将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性、时效性、批评性与长篇小说研究的理论化、历史化、美学化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而论者的另两篇论文《作为文学资源的伟大传统——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向后看”现象》、《总体性的幽灵与被“复兴”的传统——当下小说创作中的文化记忆与中国经验》与陈晓明先生的论文《遗忘与召回——现代传统与当代作家》，更是在文学传统的当代性角度下论述了当下文学的创作问题。他们对当代文学历史语境的清晰判断，敏锐地触碰到当下文学作品中透露出的传统意味，尤其是对传统的“幽灵学”意义的转用，形象地表达了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关系研究的迫切性、有效性，当然，也从另外的角度暗示了这一研究的难度以及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由以上对研究文献的大致梳理来看，史传传统作为文学传统的存在是一个真命题，它对当代长篇小说的影响也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结合以上对研究现状的论述可见，对于史传传统与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整体研究还远远不够。很多观点、研究思路都是散见于不同研究者的文字中，而体系化、专门化的研究并不多。在既有的一些论文中尽管已有对史传传统的梳理，但是这种梳理偏于源头的论证，而忽视流变的展开，其中的通观意识还不明确。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代意识和小说意识的缺乏，过于强调传统和历史的影响、限制，而没有对传统的当代性、小说的本体性给出合理、适当的阐释与论述。同时，研究者对于史传传统的思考、界定大多是在史传结合的思路下展开问题的，而没有看到史传本身所含有的“史和传的内在背离”特点，也就是说，史传传统本身就存在着“史”和“传”的区分。因此，仍然是比较粗略地谈论问题。除了在史传传统的梳理方面存在以上的问题外，当代长篇小说历史书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历史话语、历史意识、历史叙事、历史观这些命题的使用比较混乱。也就是说，很多论者要么单独抽取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谈论，而忽视了这一方面与其他命题的关联性，有将问题单一化的嫌疑；要么在同一个研究中涉及了其中的多个方面，但是使用起来却显得随意空泛，似乎是所有的方面都可以拿来互换，这使研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之所以有此弊病出现，原因是在概念的使用和区分方面缺乏辩证性、系统性的思考，没有将历史话语、历史意识、历史叙事、历史观放在一个体系内，也没有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包含性。其次，在处理具体作品时，选择和评价的尺度问题。即便是已经相当丰富的当代经典性长篇小说历史书写研究，也依然是宏观的命题居多，而深入作品内部的细节较少，尤其是对作品中审美化的历史表达分析不多。

由以上对研究现状的梳理可见对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关联研究并不充分。过于强调传统的源头性和原点性，而对史传传统之于当代长篇小说影响之下所呈现出的当代流变形态则缺乏充分阐释。且目前的当代长篇小说研究多现状式的评论，研究视点也多拘囿于单一的文体学角度，缺乏文学传统视野下源流梳理的纵深度和文类呈现的层次感，忽略了这一文体在史传传统影响下与中国小说传统的内在关联。同时，对史传传统的思考和界定多是在史传结合的思路下展开，而未对史传本身即含有的史和传的内在背离特点予以关注和阐发，也未将其做不同侧面的区分，这就使文学传统的研究很难进入微观辨析的层面，这也在一定程度限制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与史传传统的关联研究向更深层次的拓展。因而，通过对已有研究现状的评述和爬梳来看，“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关联研究”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这里面包含着许多还应加以深入探讨的关键性问题。

因此，本书以史传传统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影响、变化为参照，着力考察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历史书写和小说美学，在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和文学资源的逆向回溯背景中，力图寻觅当代长篇小说作为文学经典的力量所在。可以说，史传传统于中国小说发展的不同流向奠定了当代长篇小说面对传统、面对西方时无法摆脱的内在规定，即以小说写历史的本体追求以及当代长篇小说家对“生长出中国的小说艺术”的审美表达。而立足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维度，发掘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与史传传统的关联性，尤其是史传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复杂影响以及影响之下史传传统形态的当代变异和史传精神的深层回归，不仅可以通观中国小说历史书写的发展脉络、文体要素，而且能够发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文体演进中对史传传统的吸收特质。一方面，仍在纵向的历史内在联系中考察研究对象提供的新质，置于文化语境与文学背景中阐明其中孕育的复杂历史意识；另一方面，在历史线索的勾勒中关注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之间所表现出的二者内在文学精神的愈加相近与外在形式关联的渐趋消隐问题，发掘当代长篇小说对史传传统的承续、转化甚至变异、背离。通过对这种复杂影响的微观层面的呈现，提示出当代小说研究的历史语境和文学传统思路，进而在影响的多面向研究与文学资源的逆向回溯视角下，辨析当代长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学科意识构建中为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实践所提示的可能性，并在资源对话与学科关联的问题语境中对其可能性中所存在的内在缺陷进行一定的学术反思。

可以说当代长篇小说所借鉴和吸收的文学资源既有庞杂性，又在庞杂当中隐含着一定的单一性甚至是天然的局限性。而通过对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现代阐释与当代关照来辨析史传传统对中国小说的深层影响，更可以为目下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研究提供更具研究历史感的客观参照，也更能在阐述中葆有中国小说传统自身的内在绵延性，进而从文学史背景和当代文学学科意识的关联研究中实现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间的逆向回溯与资源对话，从而对因过于强调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文学经典的现实效用而导致的当代文学研究中隐含着的文学传统缺失问题进行一定的研究路径修正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