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学者看杜威

刘放桐北京师范大学王成兵教授告诉我，他选编的关于杜威哲学的当代意义研究的文集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约请我给这个文集写一个序。如何理解杜威哲学的现当代意义问题，尤其是在西方哲学的现代变革以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这个大背景下重新理解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根本意义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我多年来总在思考的问题。就这个机会，我把个人的几点初步想法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第一，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是对皮尔士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如何看待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实际上要涉及整个美国实用主义的一般意义，即知道回答什么叫做实用主义？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相当复杂的问题。说其简单，是因为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众多德国哲学家那种刻意追求严密完整的体系，以致使其理论显得深奥莫测、晦涩难懂不同，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在表述自己的理论时避免抽象思辨，其含义相对简单明了。他们对什么是实用主义都作过清晰明确的阐释。许多哲学辞书和教科书对实用主义的释义也大都一目了然，有一般哲学常识的人理解起来都不会感到困难。由于五四以来实用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较大流传，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进行的政治和思想批判运动几乎都把实用主义当作重要批判对象，因此许多没有研究过西方哲学、对其他西方哲学流派了解不多的人，对什么叫实用主义往往都会有一定印象，能给出某种回答。这些回答虽不见得严密、准确，但往往能涉及实用主义的某一种意义。说其复杂，是因为实用主义哲学家们对实用主义的意义的具体说法彼此并不完全一致，所强调的意义更是各不相同。这不仅是后期的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对早期的实用主义（古典实用主义）有重要的改造和发挥，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在对实用主义的理论的表述形式、重点等方面也往往不同。例如，在皮尔士实用主义中意义理论具有相当突出的作用，詹姆士往往强调实用主义作为真理论的意义，杜威因强调实验和探索而把实用主义称为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同一哲学家在不同角度和语境下对实用主义的含义往往也有不同表述。杜威在谈到思想、观念的真理性在它们能充当人们的行为工具时，称自己的理论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当他谈到作为有机体的人与环境、或者说经验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时，他称自己的理论为经验自然主义（Empirical Naturalism）。我们当然可以用实用主义的这些特定的理论形态来表述实用主义，为了使对实用主义的理解有更多的具体性，也应当具体地研究和阐释这些特定的理论形态。但是实用主义的这些特殊的表达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们往往在突出了实用主义的某一特殊意义时而忽视了其他意义、有时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某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某一种特定的理论当作实用主义的一般理论，甚至当作是整个实用主义的核心理论，那就可能以偏概全、或者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势必对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产生某种曲解。实用主义在中国过去长期被简单否定，从社会背景说是由于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预，从理论根源说是由于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实用主义的某一或某些的确存在的特殊的意义，而忽视或者没有去追问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相当广泛的哲学思潮的根本意义。如此说来，准确地回答什么叫实用主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此，为了把握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我们不能只着眼于某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理论，更不能只着眼于他们某一方面的理论，而要揭示贯彻于实用主义的各个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学说的各个方面的理论意义。这就要求我们透过实用主义的各个方面、或者说它的各种特殊理论去揭示它们的共同的理论取向。在实用主义的各种意义中，我觉得只有对行动、行为、活动、过程的强调，也就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才是它们的共同理论取向，因而也只有这种意义才是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中国哲学界过去在谈论实用主义时往往把它归结为一种真理论，似乎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把真理与有用相提并论的观点就是实用主义的根本观点。英国哲学家罗素和布拉德雷以及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等人在批评詹姆士和杜威时也是抓住这一点。其实这些哲学家对詹姆士和杜威的真理论的理解都有片面性。这点暂时撇开不论，单就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的真理论本身来说，也不能说就是他们的根本性理论。他们把真理当作行为的工具，已经表明他们认为行为具有比真理更高的意义。真理的目标是适应行为、行动、实践的要求，只能由行为、行动、实践来检验和证实。真理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一个由此及彼的发生过程；真理不是处于人的行动之外，而是处于行动之中，是在人的行动和实践中获得的。总之，一切真理都以人的行为、实践为转移。离开实践来谈论真理，那真理就失去了任何现实意义。例如，在皮尔士看来，任何认识和真理如果不能引起行为和习惯，就没有任何意义。“思维的整个机能在于引起行为习惯，而与思维相关、但与它们的目的无关的一切，则是思维的累赘，而不是它们的部分。”（5.400）5.400，即《皮尔士文集》第5卷第400段，全文同。杜威也一再强调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完全在于其引起行动的功能。“其实，作为效用的真理，指的是把观念和理论可能用来为经验的改造作出贡献。”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Volume12，p.170。随着语言分析哲学在美国的流行，用语言分析理论、特别是意义理论来解读实用主义的风气在一部分美国哲学家中相当流行，皮尔士关于观念、真理的意义应当由实践来证实的观点被当作是一种意义理论。因而皮尔士哲学、甚至整个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意义理论。中国哲学家中也有人赞成并援引这种观点。应当承认，这些哲学家的观点有一定理论根据，他们对实用主义的某些阐释也很有价值。然而，意义毕竟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可以运用于一切领域。如果因为一种理论具有意义就说它是意义理论，那任何理论都将是意义理论。这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所以谈论某种意义理论时，首先应当限定意义所指，也就是意义的意义是什么。当语义学家谈论意义的意义时，他们同样不能不赋予语义以某种所指的意义（不管是作为对象语言的意义还是作为情感语言的意义）。皮尔士曾被语义学家引为权威。他有时用符号来表示意义，但符号的意义归根到底还是要超越符号本身而于符号之外。总的说来，从皮尔士起，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谈论的意义仍然是相对于人的行为习惯、实践而言的。皮尔士明确地说：“对一个概念的最完备的说明在于对这个概念所必然引起的习惯的描述。”（5.491）“一个事物的意义简单说来就是它所涉及的习惯。”（5.400）离开了行为、习惯或者说实践，所谓意义就变成了无意义。因此后来詹姆士、特别是杜威并不强调意义理论。杜威后期甚至批评了分析哲学家们的意义理论。在和Arthur F.Bentley合著的《认知与所知》（Knowing and The Known）一书中，明确地提出“意义”这个词含混，建议根本就不要使用参见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Volume16，p.266。。如果把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归结为意义理论，恐怕他不会同意。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虽然都批判作为存在论的传统形而上学，但他们又都企图建立一种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端的新的形而上学。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同样通向人的行动、行为、实践。杜威的经验和自然概念当然都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但它们与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有着原则区别。它指的既不是物质的存在，也不是观念的存在，而是人作为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或者说贯通作用。在此，有机体（经验）是处于一定环境（自然）下的有机体，环境是受到有机体作用的环境。二者不是分离开来的独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相互作用、贯通的过程之中，而这正是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过程。因此，从存在论上说，杜威等人的哲学的根本之点同样在于对行动、生活、实践、过程的强调。一些西方哲学家把杜威哲学归入所谓过程哲学之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其他方面的理论同样以生活和实践为中心。例如，杜威的探索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家的方法（例如传统逻辑的经验归纳法和理性演绎法），也不同于现代分析哲学家的现代逻辑或语言分析方法和现象学家的现象学方法，其根本之点就在杜威把探索过程当作是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统一的过程，而这正是行动、生活和实践的过程。总的说来，杜威等实用主义哲学家最关注的是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中，或者说处于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生存和命运。如何通过人本身的行为、行动、实践来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其所面对的世界（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排除人所面对的种种困惑、疑难和障碍，由此使人不仅得以继续生存下去、而且还能求得发展，这些就是他们的哲学最关注的根本问题。实用主义正是由此被称为是关于人的实践和行为的哲学。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莫利斯说：“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人类行为肯定是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莫利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1970年英文版第10页。如果说皮尔士和詹姆士以及其他一些实用主义哲学家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大体上只是当作哲学的一般原则的话，杜威哲学的突出特色就是把这一原则贯彻于人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各个重要领域。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通过曲折的道路才返回生活世界不同，与只关注逻辑和语言的意义分析的分析哲学家更不同，杜威的哲学直接面向现实生活。杜威一生在哲学上所关注的不是去建构庞大的体系，也不是去从事语言和逻辑的意义分析，而是满腔热情地从哲学上去探究人类在现实生活和实践各个领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杜威的全部论著中，关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道德、科学技术、审美和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的论述占了绝大部分。他的哲学的精粹和生命力大都是在这些论述中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杜威哲学对美国现实生活的一些重要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现实影响。也正因为杜威哲学直接面向现实生活这种特色，当它传入中国后，它对中国的现实影响也远远超出任何其他西方哲学。第二，杜威的哲学改造适应了西方哲学现代变革的潮流。杜威把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关注放在哲学的核心地位，这不仅是继承和发展了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强调行动和实践的哲学的基本倾向，也适应了包括美国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化的潮流。这一转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用库恩的话说是范式的转换。关于这一点，我在近些年来发表的一些论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已反复作了说明，为避免重复，此处只简单提及。我这里所谓近代西方哲学，指的是从笛卡儿到黑格尔时代的哲学。这个时代通常被称为理性主义的时代，用罗蒂、德里达等人的话说，就是体系哲学、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主体性形而上学、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时代。现代哲学泛指黑格尔以后至今的整个时代（包括汉语中的当代）的哲学，这个时代就是对以形而上学等为特征的近代哲学采取批判态度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具体如何划分似乎不是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意见分歧较大的是如何从总体上对它们加以评价。西方哲学家由于哲学立场不同对近现代西方哲学也会有不同看法，无论对近代哲学或现代哲学都可能采取批判态度。但他们一般不会全盘否定，对现代哲学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待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态度情况较为复杂。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遗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近代哲学大都既有批判又有所肯定。但是对于西方现代哲学，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起大体上就只是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因而必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使他们对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的理论基本上采取否定态度。他们在晚年已意识到资本主义并未腐朽，甚至还有较大生命力，因而对同一时期西方哲学家的哲学不应简单否定，他们对此表现过更正的意向，但未来得及充分发挥。他们逝世后，他们晚年的这种转变没有引起注意。随着左的思潮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越来越得势，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西方哲学越来越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被认为是由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由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观点在近一个世纪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几十年来对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采取全盘否定态度与这种左的思潮的传入直接相关。因此，为了在中国对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必须排除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所造成的扭曲，对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现实的历史进程重新进行研究，揭示其本来面目，并由之重新作出评价。我在最近十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在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后，我提出了两个与以往受到左的扭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正好相反的观点。第一，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折不是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由进步转向反动，而是哲学思维方式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它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多数哲学流派各以特有的方式力图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企图以此摆脱以构建无所不包的体系等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所陷入的种种困境，为哲学的发展开辟新道路。第二，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虽然存在着重要区别，但二者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种种局限性、体现时代精神的发展方向上殊途同归。我已在其他地方反复论证了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或者说转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不仅适应了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引领了这一转型的潮流。杜威一再强调他对西方哲学的变更是一种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哲学的改造。由于杜威的哲学的改造直接继承了皮尔士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我们在此先简单提一下皮尔士。皮尔士哲学带有明显的由近代到现代过渡的特色。他既企图以符号学来改造康德的先验论，并由此构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但又明确地反对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并把对笛卡儿的批判当作是对以基础主义、绝对理性主义、体系哲学等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他反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直观性和绝对性，特别是反对把知识看作是作为主体的个人的自我确定，而强调应当将其看作是“共同体”中充满活力的不断商讨的过程，也就是具有现实性和社会性的实践和探索过程。知识并非确定的、绝对化的和终极的东西，而只能存在于这样的探索过程之中，不断受到否定和批判。皮尔士企图由此实现其对传统哲学的改造，将其从有关确定性的知识论转向有关现实性的实践论，也就是将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改造为一种强调探索和实践过程的实践哲学。他所要论证的正是人类探索的现实过程，也就是从科学和理性出发具体探索展开这一过程所需要的各种现实要求。换言之，不是去探究这一过程的具有确定性的标准，而是探究这一过程是如何现实地展开的。而这正是他的实用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含义。他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态度以及他自己的全部哲学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基本思想倾向。这种倾向正是欧洲哲学家在19世纪中期即已表现出的现代哲学的倾向，皮尔士则是在美国体现这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关于杜威如何发挥皮尔士的实践哲学，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种种局限性，并引领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的潮流，从他的哲学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他对探索理论的阐释就是对皮尔士最早提出的探索理论的全面和充分的发挥。在杜威哲学中，探索过程是主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既是认识过程，又是实践过程。探索不仅使主客、心物等统一起来，也使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从而不仅克服了传统哲学的各种形式的二元论，也克服了传统哲学的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使哲学发展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实验主义、工具主义也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对经验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经验和理性、思想和行动、认识和实践、知识和价值等的二元对立的超越，对主体性形而上学、思辨形而上学的超越。而所有这些超越都是通过作为有机体的人与其所面对的环境的交互作用实现的。杜威把人和自然、经验和理性等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不断发生和发展的无尽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人的生活和实践的过程。我们不妨以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为例来进一步说明。经验自然主义的主旨正是克服各种形式的二元论。它不把经验当作知识或主观对客体的反映（认识），也不把经验当作独立的精神（意识）存在，而当作主体和对象，即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杜威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作为有机体的人在生存中总要遭遇到某种自然和社会环境，必须对之作出反应，以适应环境。人与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就是经验。生活和行动着的人与他的环境（自然或社会等）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是一种将彼此联系在一起的“贯通作用”（transaction），表现为一个主动和被动的过程。经验正是这样一种“贯通作用”和过程。上述一切二元对立都在这一贯通作用中得到了消解。而这种贯通作用、能动和被动的过程正是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过程。总之，一切对立只有在交互作用（interaction，相互作用）、或者说贯通作用之下才真正存在，也只有在这种交互作用和贯通作用之下才能得到解决。杜威的交互作用或者说贯通作用观实际上就是人的现实生活观、人的实践和行动观。杜威正是通过这种生活和实践观完成了对传统哲学的改造。杜威的上述观点体现于他的理论的几乎一切方面。作为一个例证，我再提一下他所谓的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s）。在西方哲学家中，有两个重要哲学家提到要进行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一个是康德，另一个就是杜威。康德的“哥白尼革命”的主要观点是：以往哲学的根本特点是认为主体必然围绕着客体（对象）转，突出了自我、主体性原则的笛卡儿哲学也不例外。因为他仍然把回答主体如何与客体相符合当作必须回答的认识论的首要问题，而康德则认为客体应当围绕着主体转，因为他肯定对象由先验自我本身所创造。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标志着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完成。杜威则认为康德的革命不是按照哥白尼的方式。因为生活于地球之上的主体（人）只能以地球为中心来看世界。康德以主体中心论代替了客体中心论实际上倒退到了托勒密的以地球为中心的方式。杜威肯定康德对人类理智的能动性的强调，但认为康德强调过分，以致使人类理智脱离了作为其存在背景的自然。而在他看来，人只有在其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有能动作用。哲学上的真正的“哥白尼革命”正在于肯定这种交互作用。如果说康德的中心是心灵，那么杜威的新的中心指的是自然进程中所发生的交互作用。正如地球或太阳并不是绝对的中心一样，自我或世界、心灵或自然远不是这样的中心。一切中心都存在于交互作用之中，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在《确定性的寻求》一书中，杜威有一段著名的话：“旧的中心是心灵，它是用一套本身完善的力量去进行认知的，而且它也只是作用于一种本身同样完善的事先存在的外在材料上的。新的中心是自然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否定的交互作用，而这个自然进程并不是固定的和完善的，而是可以通过有意操作的中介导致各种不同的新的结果的。正如地球或太阳并不是一个普遍而必然的参考系的绝对中心一样，自我或世界，灵魂或自然……都不是这个中心。在交互作用着的许多部分之间有一个运动着的整体；每当努力向着某一个特殊的方向改变着这些交互作用着的各个部分时，就会有一个中心浮现出来。”杜威：《确定性的寻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由此可见，杜威所谓哲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就是以他所主张的心物、主客、经验、自然等的交互作用，或者说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既取代客体中心论，也取代主体中心论。不是把先验的主体或自在的客体而是把主客的相互作用、把人的行为和实践当作哲学的出发点，不是站在唯物主义一方或唯心主义一方，而是通过行动、实践来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不是转向纯粹的意识世界或脱离了人的纯粹的自然界，而是转向与人和自然界、精神和物质、理性和非理性等都有着无限牵涉的生活世界，这大体上就是取代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黑格尔以后许多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思潮从各自不同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各种形式的二元论、绝对理性主义和纯粹非理性主义、绝对主义和独断论、客体中心论或人类中心论等近代哲学固有的特征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道路大体上也正是使哲学返回到现实生活世界的道路。而杜威的哲学则最为突出而明确地体现了这种特征。第三，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殊途同归。谈论杜威在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不能不将其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革相比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受到左的干扰，对实用主义必然全盘否定，杜威的哥白尼革命被简单地归结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由于不能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眼界，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这一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被降低到认识论的一个环节，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意义由此被曲解。为了对这两种变革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并揭示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首先需要对这两种哲学的实际所指有适当的了解。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当作指导思想，如果不克服以往那种对它的扭曲，自然谈不到客观地来评价这两种哲学的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简单揭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真实意义。关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革的理论含义，最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摈弃了其唯心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近代唯物主义，摈弃了其形而上学，由此建立了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成为一个整体的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表述当然有理论根据，但仅这样说还没有充分揭示这一变革的深层意义。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追问：他们是怎样实现上述批判继承并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统一起来的。历史和理论的考察使我们明白，这个变革的决定性环节在于他们通过批判地总结近代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的教训、特别是在于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的深刻分析和总结，他们由此摆脱了抽象思维和感性直观、绝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等的界限，强调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在哲学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对以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意义的深刻分析，使他们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了与以往哲学家根本不同的认识。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联系起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之点，在于他不是从纯粹的、抽象的物出发而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人的感性活动）出发。相对于旧唯物主义之为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而言，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等以往辩证法的根本之点同样在于马克思是通过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客观的实践来理解辩证法的，因而既能揭示主观的辩证法，又能揭示客观的辩证法，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主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充分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在马克思哲学中，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对辩证法的揭示与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对物质的客观性和先在性的揭示是统一的。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他的唯物主义则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总之，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整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不仅因强调人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还因强调人的实践使物质、自然的存在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而具有存在论（生存论）意义。马克思通过把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根本观点标志着他在哲学上实现了一次全面的深刻的变革。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那必然会认为二者是根本对立的。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眼光看，杜威的哥白尼革命没有肯定物质第一性，也没有肯定主客体（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因而必然是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的。以往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全盘否定，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外，还有停留于用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个认识论的原因。其实，包括杜威在内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类似情况。由于他们往往忽视了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哲学本来意义之间的区别，把后者归结为前者，才使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一种过了时的形而上学，当作是一种教条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哲学。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家经常处于一种敌对状态，相互批判，这固然有其客观原因，因为二者之间的确存在重要区别，但在一些情况下是由于没有超越近代哲学的眼界，彼此既误解了对方、甚至也误解了自己。然而，如果人们能够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眼光，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本来面貌去理解它们，就会发现这两种哲学之间尽管存在着重要区别，但在把生活、行动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全部哲学的根本观点，并以此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种种局限性和片面性上，二者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也正是由于这种共同之处，使这两种哲学能够产生任何其他哲学都无法比拟的实际影响。尽管它们的这些实际影响有时也会由于种种误解而被遮蔽、甚至被扭曲，但这些实际影响终将摆脱遮蔽和扭曲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比任何其他现代哲学学派更大的实际影响，这并非出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宣传，而是见证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当然会遇到失败和挫折，但这往往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和挫折，而是一些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意义所必然受到的惩罚。其中最突出的例证莫过于苏联的解体。因为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联当局对外实行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对内实行极权主义的政策，这些都背离了当代世界和苏联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尽管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背离了把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核心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一些原来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之陆续遭到挫折原因同样在此。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尽管有些失败和挫折，但并不证明马克思主义已失去生命力。马克思在西方被评为世纪伟人，萨特、德里达等西方最著名的学者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主要原因也正在此。至于实用主义产生的影响，可以从美国人民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从空地上把美国建设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来说明。实用主义虽然不是唯一的美国哲学，却是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欧洲各国的哲学大都曾传入美国，并在美国占有一席之地，有的（例如分析哲学）在特定时期甚至可能在哲学讲坛占有支配地位，但它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被实用主义所同化，成为实用主义的组成部分。就实际影响来说，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始终占有优势地位。一些美国哲学家也承认，美国人不管其口头上拥护的是什么样的哲学，但骨子里相信的仍然是实用主义。只有实用主义才是美国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而实用主义的最大特色就是使哲学从玄虚的抽象王国转向人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世界。实用主义的主旨就在指引人们如何去面对现实生活世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疑虑和困扰。实用主义当然具有各种局限性，人们也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批判它，但正是实用主义使美国能在许多方面取得成功，这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美国以外，实用主义也能产生广泛而长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了。自从实用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它的关注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根本特征使它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哲学流派。五四时期输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流派除了实用主义以外，还有实证主义、生命哲学、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逻辑分析哲学等众多流派。当时访问中国的西方著名哲学家，除了杜威以外，还有罗素等人。但他们的影响主要只是在相关学科的少数知识分子中。而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的影响则遍及思想文化的众多领域。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当时访问中国的杜威本人还是杜威的中国学生胡适等人，其对实用主义的宣传远远超越所谓纯哲学的领域。他们所做的主要不是教人去研究实用主义的哲学理论体系（事实上实用主义不同于其他哲学，它没有这样的体系），而是引导人们去研究如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胡适当时所提倡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符合实用主义的真谛的。这倒不是说实用主义拒绝任何主义。事实上美国实用主义凝聚了美国建国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整套原理原则。杜威在谈论各种现实问题时都紧紧依据其实用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我们说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但杜威不同于其他许多哲学家、特别是近代哲学家，他从不把原则、主义绝对化，而竭力使它们与现实生活和实践联系起来。杜威当时在中国的讲演最吸引人的是关于科学、民主、教育等现实问题的论述，而这些论述都很有现实生活和实践的针对性，正好适应了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对科学和民主等的诉求，所以对推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实用主义超越纯思辨领域而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的特征，使它卷入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冲突，与马克思主义长期处于对立的位置；它也必然受到在中国占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然而这种涉及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现实问题的批判反过来又使这些领域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实用主义所主张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方法往往发生重叠，以致人们有时难以明察它们之间的区别。毕竟人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除了应当关注一般原则外，还应当关注、甚至首先应当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法，探究如何使问题的解决既能符合社会和公众发展的利益，又能保障个人的合理要求。例如，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时，应当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发展市场经济，至于“姓社”“姓资”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放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去解决。而在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建设市场经济的方法）方面，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张力。因为，二者都把现实生活和实践放在首位，都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都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因而二者之间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可谓殊途同归。其实，即使就原则而言二者并非在一切方面都是针锋相对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保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利益，而就杜威而论，他的实用主义从来不主张在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条件下去维护个人私利。相反，他一直提倡私利要服从公益，个人和社会应当相得益彰。其实，杜威的社会理想也并不是维护现存资本主义，而是建立一种能保障社会成员的具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使他们受到平等和公正的对待、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的“伟大共同体”（Great Community）参见The Later Works of John Dewey，Volume2，pp.315—350。。尽管杜威的这种理想社会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能实现，但它仍能获得社会上许多阶层的人的同情，杜威也由此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改革家。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利用实用主义的人，并不都是资产阶级庸人和鸡鸣狗盗之徒，也包括许多忧国忧民和务实求真之士。这也就是为什么实用主义在中国会有挥之不去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应当克服从左和右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在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形势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坚持用它来当作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因为这无疑是使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更为辉煌的胜利的基本保障。但与此同时，对杜威的实用主义不仅不要简单拒斥，反而应当在防止其消极作用的条件下充分研究其可能发生的积极作用。关于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值得从各种不同角度和层面上来研究的重要问题。从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哲学的根本观点来说，二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殊途同归。它们在一般哲学理论上是否也有共同之处呢？这是中外学者已在开始探讨的问题。一谈到将马克思的哲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作比较，人们总是想到杜威对马克思的态度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否有共同之处。但从事这种比较往往会遇到较大困难。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不可能预见到20世纪才进入盛期的杜威，而杜威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原本地研读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因此，很难从他们的论著中找到直接相互印证的材料。但是，如果将马克思的学说与杜威的学说都体现了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发展的趋势，都是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和超越来说，仍然可以找到他们之间的重要的共同之处。例如，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所谈论的自然界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那个人化的世界。杜威在肯定自然界不以人的存在为转移而自在地存在关系前提下提出的关于主客（有机体和环境）相互制约、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理论与马克思所阐释的辩证法至少是不直接抵触的。杜威的“伟大共同体”虽然不同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但至少他自己把它当作是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的一种努力。这里的关键仍然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的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结构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按照近代哲学的眼光去看待杜威的哲学，则二者除了对立以外很难还有其他。但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哲学的根本意义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按照实用主义的根本意义去理解实用主义，那这两种哲学作为体现现代哲学发展趋势的哲学，在一些重要方面可以说殊途同归。据我的了解，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对杜威思想的兴趣日益浓厚，有的专家在承担各级相关科研课题，有的专家在指导研究生以杜威思想为选题从事专门研究，《杜威全集》的翻译工作也已经基本完成。王成兵教授一直对实用主义哲学有着很浓厚的学术兴趣，很多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对杜威哲学的关注。他这次所选编的文集也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集所收集和整理的文章涵盖了比较丰富的内容，既讨论了杜威哲学的文本解读问题，也讨论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把握杜威思想自身的当代意义问题，还讨论了杜威哲学与当代哲学派别和思潮的关系问题，同时也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展示了杜威哲学的当代价值。我与其中的部分作者都已有过学术上的交往，对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我也有所了解。我认为，不管读者最终是否认同这些作者的观点，但是，我们应当感受到，这些作者确实是以自己的研究方式做认真的研究工作，在对杜威进行严肃的哲学思考。希望他们的研究工作对我们的杜威哲学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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