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图像与艺术史学研究

在汉画研究中，有“汉画像”与“汉画图像”两种说法。“画像”的称谓来源于金石学的研究，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有“武氏石祠画像”，洪适的《隶释》有“武梁祠的画像”的提法，清末瞿中溶的《汉武梁祠画像考》则把“汉”和“画像”联系在一起。当时这些金石学家大多利用武梁祠拓片进行研究。那时条件有限，不可能对汉画像石的原石进行研究，于是以汉画像石拓片作为研究对象，形成了长时期的金石学研究方法。可见“画像”一词不能显示画像石的原来风貌，更不能反映汉画诸多艺术样式的图像特点，我们在研究中使用“汉画图像”的用语较为合适。在汉画记录与研究过程中，“图像”一词早有使用。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记载壁画内容为“图画天地，品类众生。杂物奇怪，山海神灵”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十一·赋己·宫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516页。。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记述汉代祠堂有“雕刻君臣官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注·卷八·济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6页。，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邛都夷》文载：“州中论功未及上，会竦病创卒，张乔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像。”范晔撰：《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42页。“图画其像”成为汉代的艺术表现传统。《后汉书·赵岐传》记载：“（岐）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同上书，第618页。在浙江绍兴出土的建安十年重列神兽镜，镜面刻饰有神灵与神兽，周铭为“幽湅宫商，周罗容象，五帝天皇，白牙弹琴，黄帝除凶，朱鸟玄武，白虎、青龙”王士伦编著，王牧修订：《浙江出土铜镜·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以生动的文字介绍了镜面丰富的图像。汉代形成的图像表现传统为后代所继续发展，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总结了图像艺术特点：“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言；赋颂有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张彦远：《历代名画论全译》，承载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图像不仅能“备其象”而且能“载其言”、“咏其美”，有直观再现艺术形象的功能，图像成为中国艺术史中形象表现的主要方法。在汉画中可以看到营造技艺的图像，实际上中国传统艺术把图像放在一个相对广阔的层面上关注。先秦著作《考工记》蕴涵的丰富设计思想，以形象性的文字表现出来，呈现出图像性表现的特点。“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考工记》引文，载张道一《“考工记”的科学与人文精神》，李砚祖主编：《艺术与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如建筑平面图般描画出了城市规划布局。“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同上书，第15页。，以生动的色彩描述再现了缤纷的图像画面。在社会的发展中，汉代的建筑规划布局是《考工记》思想的延续，汉代以来流行的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神图像造型与色彩在《考工记》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中国传统艺术视觉图像不单是平面图形，而且是记载和表现世间各种物象的视觉形式。在史籍文献和碑刻铭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先秦的《考工记》、北魏的《齐民要术》、宋的《营造法式》均清晰记录和明确表现了物象的图像艺术特点。清代戴震完成了《考工记图》，其图像艺术特点千余年后直接得到了显示。西方的“图像志”和“图像学”都衍生于希腊语，这两个词含有“样式”、“形象”、“图画”的意思。其实，“样式”、“形象”、“图画”所反映的视觉图形均不局限于平面的特点。西方学者认为，图像志是关于图像的书写、描绘和记录的学问，图像学是对图像的科学研究。在图像志阶段，对图像的书写、描绘、记录是全方位的。在图像学阶段，对图像要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参见［美］约翰·A.沃克、萨拉·查普林《视觉文化分析模式》，谭秀江译，载曹意强、麦克尔·彼得罗等《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麦克尔·波德罗在分析黑格尔的艺术史概念时认为：“他仿佛有两个现成的‘对立’形式……首先是建筑内景与外景之间的对立。关注建筑外景，可以说就是将一座建筑作为物象般的东西加以考虑，因而关注其触角性质；而对于内景的关注则意味着对于空间的兴趣，因此避免平板的、触觉的平面，其旨趣在于‘视觉’。”［美］麦克尔·彼得罗：《黑格尔的艺术史概论》，洪潇亭等译，曹意强校，载曹意强、麦克尔·彼得罗等《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视觉研究的对象，注意对于整体性的把握，既观察建筑的内景和外景的关系，也关注到空间的深度特点。视觉的空间形象打破了平面性，在图像的表现过程中，“建构”、“制形”、“创造”这些观察和艺术处理办法，均对图像产生重要的作用。由此看来，中西在对图像的认识过程中均具有整体把握、全方位关注的特点。在当今全球化艺术语境的影响之中，图像的存在样式、接受模式变得越来越接近。对于汉画图像的研究，有必要站在中西艺术史共同认识的高度去把握汉画的图像特征。汉画图像遗存基本来自两方面，一是汉代墓葬建筑，二是汉代墓葬出土器物。在汉代墓葬建筑中，我们一方面要重视首先建立视觉印象的壁画、画像石、画像砖装饰，同时也要注意石祠、石阙、墓室的建筑构造形式。对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研究，1786年黄易的发掘整理首先致力于恢复祠堂建筑构造原貌，然后进行拓片的制作研究。费慰梅于1941年发表论文《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美］费尉梅：《汉武梁祠建筑原形考》，王世襄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45年第七卷第二期。开始关注和研究武梁祠的建筑特点。蒋英炬和吴文祺于1981年发表论文《武梁祠画像配置考》，蒋英炬、吴文祺：《武梁祠画像石建筑配置考》，《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对武梁祠进行了建筑复原。在此基础上，武梁祠研究深入展开。在汉代墓葬出土与传世的器物上，汉代漆器、陶器、青铜器、服饰等艺术遗存，其造型、技艺和装饰密切关联，造型、技艺、装饰均为图像研究涉及的范畴，必须同时进行深入研究。汉画图像研究墓葬建筑的构造与装饰，探讨墓葬器物的技术与艺术，进入了艺术研究新的阶段。汉画一方面具有充足的图像资料，另一方面又存在丰富的研究资料。汉代的墓葬建筑中，园林、石祠、石阙、碑刻与墓室、石椁、石棺、崖刻在营造制作与竣工完成时，从规划设计到“雕文刻画”洪适：《隶释》卷六《从事武梁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4页。，汉代的画师工匠与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士会共同观赏。汉代墓葬出土与传世的器物，其制造与使用过程也有社会交流。汉画图像的金石学研究，在拓片流传的过程中深入进行，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资料。而现当代的汉画研究，在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领域展开，汉画研究在中外学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汉画图像及其文献研究丰富厚重，显示了中国艺术史学的鲜明特点。艺术史中的图像，可以解释历史的实践过程。布克拉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以图像说明历史的典范之作。该文通过图像，“不但证出了一部震撼世界的意大利文化史，而且创造性地突破了依据年代叙事的传统史学，建立了以论题为经纬编织的文化史新范式”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布克哈特和丹纳》，载曹意强、麦克尔·彼得罗等《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1页。。一般来说，图像的可视性能够生动、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通过对图像风格的分析，把握图像的形式特点，审慎地进行图像分析，可以登堂入室，进入研究的实质性阶段。汉画以图像表现了历史与社会，神话时代的神灵与三皇五帝形象，三代至秦汉时期的征兆与帝王、忠臣、刺客、孝子、列女等故事，现实社会的战争、墓祭、升仙、劳作、狩猎、乐舞、庖厨等活动。同时，汉画图像有一定数量的题榜，还有丰富的史籍文献研究资料。汉画图像结合题榜与史籍文献，可以进行历史的深层次分析。目前在以图像说明历史的实践中，图解文献中已获知的历史现象，以文字去描述已知的图像是较为浅显的方法。汉画图像数量大、类型多、题材广泛、题榜、史籍文献丰富，在研究中如果注重探讨图像风格与形式特点，可以形成艺术史学与历史学的厚重研究成果。对于武梁祠图像，巫鸿总结道：“更有力的证据来自武梁祠画像的独创性：它的许多特征与所有已知的东汉石刻相比是独一无二的。它独特的画像题材包括屋顶上的祥瑞图像、对古代史的系统表现、详尽的榜题和画赞，以及对绘画主题的精心挑选和系统分类（这一点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这些特征与武梁对历史、政治和道德原则的理解密切有关。”［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0页。不同地域的汉画图像各有特点，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共同表现了汉代艺术史与汉代历史。汉画图像的中国本土艺术特征，由汉代的灵动、浪漫进取精神构建。汉画像中完美的平面装饰形式、生动的情节表现场景与深沉雄大的艺术形象有机结合，呈现出整体的风貌。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过程，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南、北文化的磨合、扬弃，至此，由汉画图像为代表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基本特征，并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本土艺术精神。南北朝以后，佛教深入，中国艺术发生了变化，汉画图像保留了本土艺术特点，对于中国艺术史有着特殊的意义。与西方艺术史相比，中国艺术史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尚缺少自己的传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体系。目前，中国艺术史受到中国历史系列中的美术史、画论演变来的美术史、学习西方艺术史形成的中国艺术史等方面的影响。这些所谓的中国艺术史只是从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它们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艺术史发展的学术传统。寻找中国艺术史的学术传统体系，并将其运用到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金石学研究与中国艺术史有密切的关系，金石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艺术史关心的内容，金石学著作反映出中国艺术史方法论的价值。汉画图像是金石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对武梁祠图像进行分析，提出了恢复建筑原貌，考察图像之间的关联，研究图像在各时期与观赏者产生的互动关系等富有启示意义的观点。这种方法是属于中国史学传统的，具有传统史学意义。汉画图像及其研究形成的艺术史学传统，对于中国艺术史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汉画图像形成了一部中国早期的艺术史。图像之于建筑、之于雕刻塑造、之于绘画与工艺美术、之于科技，都可以形成单独的图像史。它们在一起又形成了“绣像的汉代史”，显现了以图像说明历史的艺术功能。汉画图像研究从起源、内容、风格、影响等方面探讨中国艺术特点，建立起了金石学与艺术学的研究体系，总结中国艺术史学的图像研究方法，形成了中国艺术史学研究传统。汉画图像在中国艺术史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汉画图像及艺术史学研究是一个大课题。笔者在完成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出版《汉画像石画像砖艺术研究》黄雅峰：《汉画像石画像砖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图绘天地——汉画的艺术表现性》黄雅峰：《图绘天地——汉画的艺术表现性》，西泠印社2011年版。的同时，开始思索汉画与艺术史学的关系，形成了本书的书稿，以此作为这个问题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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