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武汉棉纺织业问题研究：1915～1938

第一节 选题缘由

近代中国在经历了西方先进工业国的掠夺等一系列惨痛经历后，有感于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国人逐步认识到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并在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传统土地上开始了发展近代工业的艰难尝试。近代武汉工业，最受关注的自然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在武汉留下的颇为丰富的工业遗产，学术界对张之洞以及他所创办的军事、民用工业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研究之细致，可以精确到对典型工厂选址的考证。对张之洞的高度关注，使得学术界用很大精力研究清末的武汉工业，而对民国时期武汉工业的研究，却总是笼罩在以曾经亚洲第一的汉阳铁厂为代表的张之洞留下的工业遗产的光环下，对民国时期武汉其他工业门类的发展缺乏深入分析。

1949年后，武汉在较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为一个部类基本齐全、体系基本完备的工业城市，其中棉纺织业成绩尤为显赫，“历经百年兴衰演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建设，全市已形成了以棉纺织印染为主，包括色织、复制、针织、毛纺织、麻纺织、丝织、服装、合成纤维、纺织机械和纺织器材等行业的综合性纺织工业体系。”

1949年后武汉棉纺织业所取得的成就，固然离不开计划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重点政策的特殊照顾，但如果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没有一定基础，即便有国家的重点扶持，要想迅速崛起也绝非易事。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对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发展产生了浓厚兴趣，要探究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导致它不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从事此项研究有以下意义。

首先，从学术意义上说，研究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诸问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工业史研究。有关区域工业史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正如相关学者所说：“翻开涉足中国早期工业化问题的有关内容，则几乎都是以‘五口通商’为契机而引发的以上海、江浙一带为主要内容的局部工业化史。”

尽管后来又有学者对江西、云南的工业史进行了一定研究，但在典型城市工业史研究方面，对武汉关注度不够。作为民国时期华中地区工业中心和抗日西迁主力，武汉工业地位长期被低估，其取得的成就往往被武汉传统的商业文明和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工业发展的光环所笼罩，导致对近代武汉工业的研究呈现出支离破碎的状况，这给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深入挖掘的空间，在门类繁多的工业部类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棉纺织业进行研究。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发展过程中在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等方面都遇到了很多新问题，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不但有助于加深对近代武汉工业发展的研究，同时也是对近代中国工业史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

其次，从理论意义说，研究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问题是对工业化理论的丰富。“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变革，它与18世纪下半叶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对工业化的研究最早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

基于上述原因，早期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多以英国工业发展模式为典范，汤因比的《英国工业革命讲座》和法国历史学家包罗·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都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但是，“尽管英国产业革命开创了近代工业化之先河，但它的具体发展道路并不是世界近代工业化的唯一范式，促成英国早期工业化发生的具体动因及发展顺序也不足以作为一般的衡量标准。”就发达国家而言，英国、欧洲大陆、日本和美国的工业化道路各有其显著的特点，发展中国家要完成各自的工业化进程，不能照搬西方工业化理论，在这方面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先生探究了落后农业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其著作《农业与工业化》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型经济学科‘发展经济学’开先河的著作”。近代中国为向工业化迈进付出了艰辛努力，作为明清四大名镇之一的汉口一向以商业繁荣著称，民国时期的武汉依然延续了发达商业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发展工业，对工业化也进行了初步尝试，所以，武汉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内地传统商业中心实行工业化的典型，以武汉棉纺织业为中心，探究内地传统商埠进行工业化进程时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关系如何处理？武汉地处内地，在科技人才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上和沿海地区有哪些不同？管理模式经过了哪些演进？武汉制造的棉纺织品在商品结构和市场营销方面遇到了哪些问题？把这些基本问题搞清楚，应该对深化工业化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有作用。

最后，从现实意义来说，本书研究有助于当今武汉棉纺织业摆脱发展中困境。武汉棉纺织业在1949年之后发展迅速，“所拥有的棉纺纱锭数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天津；棉布织机数居第四位，仅次于上海、无锡、南通；棉纱年产量居第三位，棉布年产量居第五位，印染布年产量居第五位，纺织工人数居第三位”。

武汉棉纺织业在20世纪50—90年代，一直是武汉市三大工业支柱之一，“总产值和利税一般占全市的1/4到1/3左右”，素有“工业摇钱树”之称。但进入90年代之后，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武汉棉纺织业开始走下坡路，并有边缘化趋势。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经过梳理后发现除了外部原因外，武汉棉纺织业本身在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所以，从上述四个问题入手研究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对其在现阶段走出困境、重塑昔日辉煌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选题研究时间段为1915—1938年，其间主要经历了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从起点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这种影响从沿海辐射到内地，武汉民营棉纺织业的发展以1915年第一纱厂的创办为标志，比沿海地区晚了一年左右。1915—1938年的这段时期内，武汉外部政治和经济环境总体上较为稳定，虽然也经历了1926年“武昌围城”的战乱、1927年“宁汉对峙”导致的经济封锁和1931年武汉水患造成的巨大损失，但大体上依然具有连贯性，工业发展中的资金来源、技术引进、管理经营和市场开拓尚能在相对一致的经济环境下进行。到1938年，中日全面战争战火波及武汉地区，当地棉纺织企业要么因为军事原因西迁到内地进入战时发展状态，要么沦为日本殖民经济的一部分，整个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客观上割裂了研究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在这段时间，武汉棉纺织业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1915—1923年属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发展期；1924—1928年6月为第一个萧条期；1928年7月至1931年6月逐步走出困境，发展又稍有起色；1931年7月至1936年6月陷入长达5年的衰落期；1936年7月至1938年6月是沿海和武汉工业西迁大后方之前的“畸形繁荣”时期。

从空间上看，之所以以武汉为中心进行考察，是因为其在发展棉纺织业方面所具备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棉纺织业最主要的原材料是棉花，地处盛产棉花的江汉平原，武汉地区发展棉纺织业在棉花供给方面是不成问题的。“湖北居我国中部，江河交贯，气候温和，为国棉之第二产区，产量常在220万石左右，约占全国1/4，每年输出国外及内地各埠，为数极巨。”

清末，随着上海和武汉等地官营棉纺织业的建立，对棉花的需求日益增大，湖北所产棉花首先在武汉集中，然后转运到其他地区，武汉也逐步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棉花集散地。“汉市棉花一项出口额数，曾经一度达到240万石之最高峰，将来武汉若能被建设为全国工商业之中心，棉纺工业渐次发达，此项主要原料棉花之供给，定可不患缺乏之虞。”除湖北本地棉花外，借助陇海和京汉铁路，国内其他优秀产棉区如陕西省和河北省的优质棉花也能源源不断运到武汉地区。得益于便利的交通，武汉所出的棉纺织品也能很快流入销售市场。清末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规模宏大的官营棉纺织业，给民国时期武汉民营棉纺织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技术工人的来源、技术引进的渠道和棉纺织品销售市场的培育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本书所考察的“棉纺织业”，不同于中国古代以农业副业形式存在的手工纺织业，其最大的特点是“动力纺织机器和工厂化生产方式的逐步引进”

，即不但要以机器作为生产工具，同时应具备近代意义的工厂制度。同时，因为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发展的主导力量逐步民间化，所以，本书研究的具体对象主要放在民国时期成立的一批民营纱厂上，因为它们构成了民国武汉棉纺织业发展中坚力量，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裕华纱厂、申新四厂、第一纱厂和震寰纱厂。

第三节 学术前史

民国时期，经济学专家就对中国棉纺织业进行了大量调查，并开始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其中很多成果涉及武汉棉纺织业，如方显廷的《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巫宝三、汪馥荪等人编写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华书局1947年版），龚骏的《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刘大钧的《外人在华投资统计》（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版），王子健、王镇中的《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以及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写的《武汉之工商业》，都对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进行了考察。

20世纪50年代，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以翔实史料着重论述了1840—1937年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历程，并在工业资本等领域的具体研究中涉及武汉纱厂。同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这两套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为研究近代武汉棉纺织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和近代武汉棉纺织业有关的资料汇编和地方志还有很多，如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湖北省志·工业》（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武汉市志·工业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曾兆祥主编的《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6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荣家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和裕大华纺织集团史料编辑组主编的《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近20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学术界风气日趋开放，过去的许多冷门和“禁区”都成为研究重点，这个时期关于棉纺织史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显得颇为丰富。这些著作和文章，有的是从宏观上对近代中国棉纺织业发展进行论述，如《中国近代纺织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版）、彭南生的《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棉纺织业为例》（《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戴鞍钢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林刚的《1928—1937年间民族棉纺织工业的运行特征》（上、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2004年第1期）、《试论列强主导格局下的中国民族企业行为——以近代棉纺织工业企业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有的选取某个地理区域或某个典型企业从微观层面上进行分析，如王菊的《近代上海棉纺业的最后辉煌（1945—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姜铎的《略论旧中国裕大华资本集团》（《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罗萍和黎见春的《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政局与民营企业险中求生的经营策略——以裕华、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兰州学刊》2010年第6期）、宋红伟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应变时局的策略研究——以抗战胜利前的裕大华纺织企业集团为例》（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贺水金的《近代民族工业永纱企业的经营战略——规模化与多角化并举》（《改革》1998年第6期）、汤可可和钱江的《大生纱厂的资产、盈利和利润分配——中国近代企业史计量分析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等。

国外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棉纺织业发展方面颇有心得，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日本学者森时彦的《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利用棉纱和棉花价格变动的丰富史料，揭示了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规律。美国学者陈锦江的《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全面探讨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中官员、政府和商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官局和湖北纺纱官局。费维凯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点带面，以清政府创办的包括华盛纱厂在内的几个著名官督商办企业为考察对象，试图揭示中国早期工业发展在特定领域的部分规律。

通过对已有关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史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著述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并从各种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论述。对近代武汉棉纺织业的研究，除了集中在裕华纱厂外，还散见于以武汉城市和湖北工业发展为主体的综合著述中，比较典型的有苏云峰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台湾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徐鹏航主编的《湖北工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殷增涛主编的《武汉对外开放史》（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而有关近代武汉内地棉纺织基地体系完备的综合研究却尚未问世。如果用工业发展中的相关命题对已有关于棉纺织业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就会发现相关研究工作还有很大挖掘空间。

一 资金问题上，前人研究的成绩和不足

棉纺织业要发展，第一个要义就是资金来源问题，严中平分析了1914—1922年创办的49家纱厂后指出：“新建纺织公司中，以商人的投资为最多。”

关于棉纺织业资金问题的研究成果有秦鸿锠的《民族资本在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和作用》（《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李一翔的《论30年代中国银行业对棉纺织业的直接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关于近代武汉工业的资金问题，罗翠芳探究了近代汉口商业资本的作用和特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汉口商业资本因帝国主义工业品的强大优势，不愿过多投资近代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商业资本大量投资制造业，成为汉口商业界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商人直接投资工业，直接推动了武汉近代工业的发展，一部分商人资本也在此过程中转变成了工业资本。”

陈钧、任放的《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1861年汉口开埠后，国外资本在武汉地区先声夺人，张之洞则主导了国家资本在武汉地区的工业投资，在这之后商人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构成了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所以学术界在研究近代武汉工业资金问题上，往往把视角集中在资金的所有者上，如章开沅等主编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孔令仁主编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徐鹏航主编的《湖北工业史》中，具体研究武汉棉纺织业资金问题的成果尚不多见。

二 技术问题上，前人研究成绩与不足

科学技术在工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引进先进技术就成了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重要工作。“技术引进是工具机器和使用方法与过程两部分引进构成的有机整体”

，这说明发展工业不但要引进物质层面的技术，还要重视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徐鼎新的《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对近代中国科技人才进行了量化分析，并论述了先进科学技术投入到工业领域后所产生的巨大效应。贺水金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在设备、原料、技术和人才等方面进行对外引进，并逐步走向理性，达到对外引进和进口替代相互促进，推动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国产化进程。张东刚、李东生以大生、恒丰、申新等典型企业为例，重点考察了民族棉纺织业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计算出“1895—1936年间，技术进步对近代中国民族棉纺织工业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8.6%”。日本学者富泽芳亚认为，近代中国棉纺织业引进日本先进技术的途径有三种：“①通过日本国内的教育机关、纺织工厂；②通过‘在华纺’的技师、工人的经验；③通过考察日本国内的纺织工厂和‘在华纺’。”另一位日本学者清川雪彦对日商纱厂在技术和市场上的优越性以及从技术优势到控制中国棉纺织品市场过程进行了分析。有关棉纺织业技术问题的文章还有王玉英的《中国近代棉纺织业的技术引进与企业发展》（《厦门科技》2003年第6期）、周宏佑的《近代四川棉纺织技术和设备的演进》（《中国纺织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目前对近代武汉工业技术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基本的文献编纂和史实描述层面，比较零散地分散在《湖北省志·工业》、《武汉市志·工业》这些资料汇编辑里面，徐鹏航主编的《湖北工业史》也有相关内容，但仍属于通史体例的简单描述。关于武汉棉纺织业对科学技术的引进、内化与创新以及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基本属于空白，甚至连一篇专门研究的文章都没有。

三 管理问题上，前人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民国时期在“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论战的大背景下，很多学者在大力倡导中国应积极发展工业的同时，对如何管理工业也纷纷著书立说、献计献策。典型著作有王正廷的《工厂管理法》（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孙洵侯的《现代工业管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张廷金的《科学的工厂管理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等。近来的研究成果中，汤可可以近代无锡的民族企业为例，认为在民族工业诞生初期，以工头制为核心的旧式管理机制因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所以取得较大发展，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头制的弊端越来越显露，这也促使资本家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建立以厂长—工程师制为代表的新的管理制度。

张忠民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企业逐步由传统的工头制、包工制式的管理模式向科学管理模式过渡，并对其成效进行了评估。丁汉镛论述了近代中国纺织企业从传统经营管理制度到建立科学经营管理方式转变的历史过程。赵波、吴永明分析了近代中国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认为这些企业用非家族成员的“泛家族化”模式来管理企业，从而增加向心力，有利于集权管理。有关棉纺织工业管理问题的文章还有尚方民的《近代实业家荣氏兄弟经营之道析》（《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潘必胜的《荣家企业组织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李雅菁的《近代新式棉纺织企业工头制管理方式浅析》（《安徽史学》2007年第6期）。

近代武汉棉纺织业管理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多出现在一些企业史研究成果中，如蔡树立的《抗日战争前汉口福新第五厂和申新第四厂的劳资关系和工人运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4期）、姚会元的《“裕大华”及其经营管理》（《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罗萍的《裕大华企业集团发展之路研究（1912—1937）》（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目前关于近代武汉棉纺织业研究成果往往把视角局限于某一家企业，没能抽象出不同企业在管理方面的共性，缺乏整体视角研究。

四 市场问题上，前人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郑友揆撰写的《1840—194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不但论述了这个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还着重探讨了1929年后银价波动和中国关税自主对民国工业的影响。武汉地区的机制工业品在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后，为了自身进一步发展势必要努力开拓国内市场，这样就和周围的城市尤其是长江沿岸的城市建立了以工业品为纽带的新型贸易关系。在这点上，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史》把武汉同沿江的沙市和重庆进行过比较，但仍有很多问题没有深入挖掘。相关论文不多，有代表性的是黄汉民的《长江口岸通商与沿江城市工业的发展》，他认为，“长江沿岸由东向西逐渐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汉口、重庆4个城市中心为主的狭长工业带。这条工业带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近代化，并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复旦大学张珊珊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以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心》对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的变迁进行了探讨，但该文所考察的出口商品主要是传统的诸如茶叶、桐油等原材料，很少涉及武汉制造的棉纺织工业品与长江流域城市的贸易往来。樊卫国对长江沿岸重庆、汉口、上海三大贸易圈的形成和互动进行了研究，认为“二十世纪初是汉口贸易圈最繁荣时期，以后汉口贸易圈出现一定变化。汉口随着长江近代轮运的发展和平汉、卢汉、京汉、陇海、粤汉诸铁路的修建，其贸易辐射的空间进一步扩大、贸易圈的货物绝对流量缓慢上升，但汉口外贸在全国的比重都节节下落”。伴随外贸地位的下降，武汉在棉纺织业方面也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关于棉纺织业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贺水金的《从供给、需求曲线变动看1914—1925年中国棉纺业的繁荣与萧条》（《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4期）、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庄安正的《南通大生纱厂“土产外销”及其流通渠道探讨——以“关庄布”外销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对近代武汉棉纺织业市场问题的研究有待加深。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近几十年来有关武汉棉纺织业的研究虽然有数量可观的成果并且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相关研究体系尚不完善，研究盲点比较多，在用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这四大命题对其专项研究方面，力度还很不够。

著名经济史专家严中平说过，研究中国经济史要有新材料、新问题和新观点，吴承明后来又补充了一条：新方法。近代武汉棉纺织业的研究在材料挖掘和使用方面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已有的研究近代武汉工业发展的成果中，里面所使用的材料往往大同小异，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三联书店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套《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湖北省志·工业》和曾兆祥主编的《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引用率最高，这些著作是一个时期学术领域的佳作，有可取之处，但科学研究讲究推陈出新，做历史更要有不断挖掘第一手史料的毅力，尤其要特别关注研究领域的档案资料和过去的报刊资料。近代有关武汉的档案主要藏于武汉市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其中武汉市档案馆藏有1949年以前的档案共189宗，17.7万册，这些档案大部分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中有数量可观的关于武汉典型工矿企业、金融机构、行业发展和商业团体的第一手资料。抗战时期迁到大西南的武汉工矿企业的档案很大一部分保存在重庆市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近代武汉工业的档案多集中在国民政府工商部、事业部、经济部和商标局等卷宗中。资料虽然丰富，但在近代武汉棉纺织业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些珍贵资料却被尘封，甚至湖北省档案馆和武汉市档案馆所藏的许多档案资料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以民国时期武汉的棉纺织业为例，当时几家著名企业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以及申新四厂的档案都被系统、完整地保存在武汉市档案馆里，但是，这些资料在学者的研究中尚未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在报刊利用方面，武汉本地的《武汉日报》、《汉口商业月刊》、《工商月报》、《经济评论》等资料的利用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更谈不上对全国性报刊如《工商半月刊》、《实业统计》、《纺织周刊》等资料的发掘使用了。另外，武汉或者湖北地方志、文史资料、亲历过近代武汉棉纺织业者的回忆录也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得到体现。

第四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一 研究思路

本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5年为上限、武汉会战爆发时的1938年6月为下限，把民国武汉棉纺织业作为研究对象，以裕华纱厂、申新四厂、第一纱厂、震寰纱厂这四家诞生于民国成立之后的民营纱厂为中心，着重考察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弄清其发展背景、发展路径、发展成效和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就民国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模式展开探索，总结有别于沿海同行业发展套路的“武汉模式”。具体而言，在研究过程中，围绕以下四大问题逐步加以详细分析。

（一）武汉棉纺织业的资金问题

工业发展首先需要资金启动，以第一纱厂、裕华纱厂、申新四厂、震寰纱厂为代表的四大纱厂的资金运作情况各有不同，这直接决定了它们日后不同的发展模式，所以弄清资金的来源、运作和流向是研究民国武汉棉纺织业的第一步。

（二）武汉棉纺织业的技术问题

工业企业在注入一定资金后，要图发展，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技术人才是势在必行的。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在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内化上的不同特点，揭示了这一时期整个工业的技术使用特征。

（三）武汉棉纺织业管理问题

民国时期武汉工业区别于清末武汉工业的一个最大特征是管理方式的不同。资金充裕、技术先进的洋务企业逃脱不了夭折的命运，武汉棉纺织业是重蹈覆辙还是另辟蹊径？工头制在武汉棉纺织业发展初期曾发挥过一定作用，后来随着其弊端的日益明显则开始向西式“科学管理”过渡，武汉棉纺织业在用工制度、生产管理、工资管理、财会制度上都经历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在具体棉纺织工业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则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

（四）武汉棉纺织业市场问题

经过了资金的运作、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引进，武汉棉纺织业已开始正常运转，生产的工业品能否被市场接受是最为关键的，否则前面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武汉制造的棉纺织品市场销路如何？有哪些优势？把武汉棉纺织品的市场问题阐释清楚，厘清其和进口产品、沿海制造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武汉棉纺织品向国内西部地区流入是必然趋势。

在对上述四大问题分析基础上，本书最后以宏观视角，分析1915—1938年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与不发展，并对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在全国同行业中的地位和在近代武汉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做一个全方位的考察。

二 研究方法

本书根据工业发展涉及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这四个理论命题，并结合民国武汉棉纺织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运用历史学、金融学、统计学、技术社会学、管理学和市场营销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同时采用计量分析的形式对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与不发展问题进行整体考察。具体而言，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主要使用以下几种方法。

其一，实证方法。通过广泛地寻找各种第一手资料，然后对其深入挖掘、梳理和提炼，对涉及武汉棉纺织业的资本数量、生产设备、人才数目、产品流向等数据力求准确，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复原一幅较为客观的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发展的历程图。

其二，计量分析方法。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力求精确评估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发展程度，在占有丰富和连续完整的史料基础上，计算出诸如生产指数、资本增长指数、工业产品生产量、利润率等指标，使问题的阐述更有说服力。

其三，比较分析法。通过武汉本地纱厂和沿海纱厂、外资纱厂的比较，以及武汉本地不同纱厂间的比较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不同性质的棉纺织企业在处理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问题上采用的方法不同，其结果也大相径庭。

三 创新点

（一）从“汉口模式”到“武汉模式”

近代武汉的工业发展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与其他地区工业发展一样，经历了重重艰难，取得了缓慢发展。即使缓慢发展，但仍然被笼罩在武汉高度发展的商业文明光环下。任放教授在近代化启动问题上提出了“汉口模式”，认为“中国存在以商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模式，汉口堪称典型”。

汉口“依托自身的商业实力，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完成了近代转型。在此基础上，汉口镇又以商业优势拉动武汉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武汉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并跻身全国著名的大都市之列”。对于近代武汉地区的工业，任放教授认为，“大多数属于小规模经营，资金有限，雇工人数超过千人者尚少。更重要的是，英国模式的以煤铁重工业为主导的两大部类生产格局在汉口并未出现，汉口近代工业格局以轻工业为重，重工业积少积弱。这种轻工业强、重工业积少积弱的工业格局一直延续至今日”。

对于任放教授的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其在诠释清末尤其是汉口开埠后该地区近代化的推进模式方面非常准确和到位，但“汉口模式”是否适合民国时期整个大武汉地区的近代化转型有待进一步商榷。首先，武汉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商业传统的城市是人所共知的，它的商业文明自然高度发达。但是这种商业实力单靠外界的刺激，在民国时期国内民族工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是否能有效地推动武汉近代化发展，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商业发展不会自然而然地或不可避免地走向工业化。”

如果没有近代工业来吸纳过剩的商业资本，武汉所积累的大量商业资金依然像过去封建社会那样，仅仅用于商人和上层人士的买田置地或奢侈品的消费。如果没有近代工业对市场上的商品进行技术升级，武汉市场上充斥的恐怕仍然是茶叶、桐油这些传统的商品，武汉扮演的依然只是传统商路中“二传手”一样的货物集散地角色。如果没有近代工业对科技发展和先进管理方法的强烈需求，武汉地区也很难涌现出一定数量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新式学堂和技术培训学校。所以，商业是发展工业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其次，如果以英国等西方“早发内生型”工业国为参照物，近代武汉地区的工业自然微不足道。由于各国国情和所处历史条件的不同，像英国那样的工业发展模式别国是很难复制的。所以，英国模式没有在武汉再现，不应该是近代武汉工业不发展的证据。至于近代武汉工业的不景气，很多学者都提到这个问题，如果简单从投入资金和使用工人数目上考虑，近代武汉工业同上海等沿海城市相比较，的确是工厂数量、工人人数偏少，但必须明确的一个事实是，近代武汉不但是华中经济中心，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中的一环，国际经济风云的变幻，不可能不会影响到武汉，1929年是全世界经济危机的开始，同时也恰恰是武汉经济发展的分水岭。以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为例，它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有仅次于上海的繁荣，也有过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全国地位江河日下的窘境，武汉棉纺织业衰退时，全国其他地方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同样是困难重重。所以民国时期武汉棉纺织业的地位要由它在全国同行业中所占份额的大小进行衡量，同时还应当把它放在国际大环境下，从整体史的路径进行分析。除此之外，民国时期武汉商业的过度繁荣，不但不会推进现代化进程，反而会导致商业投机盛行、金融机构的重“商”轻“工”、本地商业资本的外流和过度商业化等问题，这一点在民国武汉棉纺织业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民国时期武汉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归根结底，依然是来自工业的持续发展，这一点在武汉棉纺织业发展的成效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所以本书认为以工业发展为核心的“武汉模式”才是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这个模式适用于内陆地区传统商埠的现代化进程，按照由“商”促“工”、以“工”带“商”、“工商齐进”的步骤，最终完成由“商”“工”一体化的质变。

（二）近代武汉棉纺织业发展语境下的“二次进口替代”

现代经济学中的进口替代是指利用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发展国内工业生产取代进口工业品，近代中国的进口替代工业最先发生在上海等沿海地区。这样，武汉市场上不但充斥着大量“洋货”，同时沿海地区进口替代工业品也纷纷到武汉抢占市场。近代武汉工业崛起后，本地的工业品逐步替代上海制造的国产工业品，这就形成了中国内陆城市工业对沿海工业的“二次进口替代”现象。本书以武汉棉纺织品为中心，就“二次进口替代”出现的原因、发展路径和影响进行研究。

（三）地方史路径的突破和“市场西拓”概念的提出

争取突破地方史研究路径，把近代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置身于中国工业化历程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去，而不是仅仅把课题定义为狭隘的近代武汉地方工业史。一方面，国外资本和中国沿海城市的资本角逐武汉的工业市场；另一方面，武汉棉纺织业也深入内地或开设代销机构，或投资创办分厂，以各种方式去寻找生存空间，这种向西发展的现象不同于抗战时期武汉工业因为战争而进行的被动的“军事西迁”，是一种遵循经济规律和工业布局理论的一种有选择性的主动西进，可将其定义为“市场西拓”。“市场西拓”和“军事西迁”有何联系？相互之间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有待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