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在天津创办，曾先后或同时在上海、长沙、重庆、桂林、香港、北京等地出版，至今仍在香港刊行，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纸之一，亦是中国唯一一份具有百年历史的中文报纸。在其存续及发展过程中，详细记录了近代中国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或众多有趣的历史现象，见证了百年中国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变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公报》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其存在本身，包括其与社会的互动，都显示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大公报》作为报纸媒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出现和生生不息，这种历史现象本身，即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大公报》本身就是一个亟待深入开掘的‘宝藏’，吸引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换言之，将《大公报》视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资源并以之为一种基本的分析依据来考察近代中国社会是可取的，且为先前的许多研究所证明。报纸是中国近代才有的一种重要资源，亦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的一种独享的待遇。基于此，我早在南开大学求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诸如《大公报》之类的舆论传媒并重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后来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更极力动员那些感兴趣的学生紧紧围绕“媒体·社会与国家”这一主体思路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经过多年努力，现在终于有机会将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书！本书是在“媒体·社会与国家”这一思想架构下，由我和山西大同大学段彪瑞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张玮副教授以及我所指导的研究生或本科生完成，而最后修改与定稿则由我和段彪瑞两人负责。同时，为彰显我和段彪瑞同志之外的其他研究者的个人贡献，兹将他们参与研究的具体内容录制如次：1902年天津霍乱防治及其社会影响（刘红彦）、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农村合作运动之讨论（许永峰）、1931年鄂豫皖三省大水（董媛）、阎锡山“土地村公有”理论及其实践办法（许永峰）、“客军入晋”与晋南社会（张玮和董媛）、20世纪30年代初期陕南“交农”现象——《大公报》记者“陕南视察记”之分析（张玮和董媛）、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之裁兵运动（王瑞霞）、和乎？战乎？守乎？——“九一八”事变后关于中国抗战问题之讨论（张玮和范瑞）、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张玮和武婵）。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以《大公报》报道、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基本素材的一些专题性研究，且以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的某些重要历史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或范畴，而非20世纪初期《大公报》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研究。岳谦厚2007年8月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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