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体论”研究：以近代国家建构为视角

第一节 研究课题的确立及意义一 问题的提出本书所探讨的“国体”不是现代西方政治学里的概念，而是日本自幕末以来直至战败期间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专指日本以天皇统治为核心的国家体制、社会体制以及价值体系等。对日本的“国体”是什么以及日本的国体为什么优越进行阐述的各种思想、言论统称为“国体论”，它是日本对自身国家特性和民族独特性的自我阐述。一概称为“国体论”的各种论说其实观点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完全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却都有如下共通点：把日本看作以天皇为现人神的神国观、对天皇万世一系支配的强调、对统治关系的伦理化解释（以“家族国家观”为代表）、以日本为本国的差序的世界秩序论，等等。国体论在明治维新后被确立为近代日语语境里的“近代”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指具体的历史分期，指封建时代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日本史上就是指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结束这段时期，而太平洋战争失败以后的日本则称“现代”（也有的将1955年自民党成立之后称为“现代”）。除却具体的历史阶段划分之外，日语里的“近代”还包含了另一层抽象层面上的含义，相当于英语里的modern time、modernization，包括了中文概念里的“现代”、“现代性”乃至“现代化”，含义非常庞杂。这第二层含义在中文里则多是用“现代”表达，考虑到近年来学界在讨论日本问题时也开始使用“近代化”一词，为了用语的统一，避免混淆，本书一概用“近代”和“近代化”分别表达以上两个层面的含义。日本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与政治合法性理论。自近代天皇制在制度上确立之日起，日本就自上而下开始了对国民的长期国体教育，要求国民对国家和天皇的绝对忠诚，直至战败。通过对国民道德的教化，国体论全面规定了日本国民的思维方式，渗透进民众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结构中，不仅如此，作为日本近代唯一的正统思想，对于任何被认为有触动“国体”之虞的思想和个人都作为异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与压制。但有两个现象与国体论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占据的显赫地位极不相称。第一，尽管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凌驾于所有思想之上，并有官方文件对“国体”做解释，但“国体”的定义始终暧昧不清，这不能不说是个悖论。日本近代围绕“国体”一直在不停地争论，关于什么是日本的国体，日本历史上做出的解释不计其数，而且都声称自己对日本“国体”的解释才是正确的。从幕末的尊王攘夷运动、1889年明治宪法的制定、1911年的天皇机关说争论，到1935年以明确国体含义为旗号的“国体明征运动”（也叫第二次天皇机关说事件），国体论的宣扬达到顶峰，文部省于1937年特意发行了《国体之本义》作为解释国体的教科书，但对国体是什么依然没有做出清晰的回答。不仅如此，日本战败后1946年围绕着新宪法的制定又发生了一场“新宪法有否改变国体”的争论，争论到最后仅得出一个折中的结论，即国体有否变化要看国体怎样定义：如果国体仅指政治的方面，即如果仅以统治权的所在来区分国体的话，那么国体无疑是变化了的，因为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治权”，而新宪法里则规定主权归“全体日本国民”；但如果国体指的是道德和精神层面的话，由于天皇依然“是国民憧憬的中心，是与国民心心相印的”国务相金森德次郎语，这也是他代表政府发表的见解。关于这次争论的详情，可参照横田喜三郎：『天皇制』（新版）,ミュージアム図書編集部1997年版。，所以国体就没有变。从幕末在历史上第一次勃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体论在日本已盛行了120多年，但国体的定义却始终模糊不清，愈争论愈不明，最终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确实引人深思。正因为如此，丸山真男曾想就近代天皇制中“正统与异端”的主题进行写作，却最终没有完成，就是因为某种思想和人被贴上“反国体”的标签打成异端的事件层出不穷，而“国体”的定义却一直含混不清，直到1945年战败都没有定论。因此据说丸山在20世纪80年代末终于放弃了“正统和异端”的说法，改称为“没有正统的异端”。原武史：「 『国体』 の視覚化——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天皇制の再編」，網野善彦［ほか］編集 『王を巡る視線』 所収，岩波書店2002年版，第136頁。与之相对，有的学者则以概念的混用来结束这个问题，比如和辻哲郎就认为，“从谁总揽统治权这一点来看的国家形态，应该用世界通用的‘政体’概念来表示，不应该用这个暧昧的国体概念”和辻哲郎：「国体変更論について佐々木博士の教えを乞う」,『和辻哲郎全集』 第14卷所収，岩波書店1962年版，第358頁。京都大学法学部担当宪法讲义的佐佐木惣一博士在《世界文化》1946年11、12月号上发表了“国体变更”（「国体は変更する」）的论文。和辻针对佐佐木的“国体变更论”做出回应，在《世界》1947年3月号上发表这篇“关于国体变更论请教佐佐木博士”，之后佐佐木在《季刊法律学》1948年6月刊上回应，发表“国体问题的诸论点”（「国体の問題の緒論点」），和辻于同年7月以论文“关于佐佐木博士的教示”（「佐々木博士の教示について」）做出回应。和辻的这两篇文章和其他几篇关于天皇制的论文都以“国民统合的象征”为题收入《和辻哲郎全集》第14卷。。“用国体这个词语，是把‘国体问题导入迷路的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国体概念，还是不用的好”和辻哲郎：「佐々木博士の教示について」,『和辻哲郎全集』 第14卷所收，第373頁。着重点为原文所加。。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单纯的词汇问题。和辻哲郎指出的国体词汇混用的现象确实是国体定义不清的原因之一，但这远没有触及国体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每次国体争论都不可避免地先从定义国体开始，但这仍然不能消弭下一次国体论争的出现，而国体论在历史上的数次勃兴，都出现在国内外危机增大的重要关节点上，仅凭这一点就暗示了国体问题并不是个单纯的概念界定问题，它的反复出现、每次出现的时机、定义始终暧昧多元，其实都与日本近代国家建构中面对的课题与存在的问题点相对应。作为近代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国体论所关涉的不是纯学术问题，而是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政治与社会构造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重大课题。还有一个现象与国体论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的统治地位不相称，那就是“国体”一词在战后从大众舆论层面上逐渐后退，到今天已几乎不再被提起。1936年伊东多三郎在他的著作《国体观念的史的研究》一开头就指出：“国体是什么？这一词语的含义现在无须再进行说明，凡是日本人都知道。”伊東多三郎：『国体観念の史的研究』（1936年），转引自色川大吉 『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66頁。但在战败后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一承载着巨大历史信息和责任的“国体”一词就渐渐不再出现在舆论中，现在日本虽然还用“国体”这个词，但已经成了“国民体育大会”的简称，与战前的“国体”一词完全无关。换言之，曾是天皇制的核心概念、并从明治以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压倒一切思想的“国体”一词，在战败短短二三十年后却几乎变成了一个死语。像“国体”这样戏剧化命运的存在在整个日本思想史中恐怕也并不多见。近代日本的“国体”不仅体现为政治制度，同时还是一套保障制度运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它不仅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与政治合法性论述，还渗透到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在民众的思维方式与社会行为模式之中。近代以前的中国虽然也经历了漫长的皇权统治，却并不存在像日本“国体”这样的现象。其实，国体论中含有大量非历史、非理性化的内容，如日本建国的神话、皇统2600多年的计算方法以及天皇是诸神之子的“现人神”等说法，经日本实证史学的调查和研究后早已证明是虚假的。久野收曾说过，“天皇信仰与科学相冲突就不必说了，它所含有的内容甚至明确地与常识相冲突”久野収、鶴見俊輔：『現代日本の思想——その五つの渦』，岩波書店1956年版，第136頁。。但这样一种与“科学”甚至“与常识相冲突”的观念竟然会在日本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的过程中被树立为意识形态，这一现象本身即值得深思。如果仅给国体论贴上“封建”、“复古”、“反动”的标签而不深入对它进行考察，就会忽略国体论与日本近代国家之间的重要关系。为什么“国体”作为日本近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地位如此重要，但定义却始终暧昧不清、无法统一？为什么不能像西方政治学里用来称呼国家形态的词汇那样具备明确清晰的内涵？本书试图从“国体”这个概念出发，厘清它在近代前后的用法，并试图指出，“国体”不仅是一个概念，同时也是从明治时期开始建构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对近代国家建构这一课题的回应。由于日本在政治、社会、宗教等方面有其独特的特征，它在向近代国民国家过渡的过程中无法完全照搬西方的近代化模式，这使明治建立起的近代国家不仅与西方相比具有诸多看似相近实则不同的特征，也使它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同属东方社会的中国。这一近代化历程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在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国体”概念上直接得到了体现。这就是为什么“国体”不能在西方政治学里找到一个对等的概念，而且无法完全归入法学政治学范畴的原因。因此本书将以近代国家建构为主线，对国体论在近代历史上反复兴起这一现象做出考察，思考它在日本国民国家建构中的作用。二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不过，研究这样一种在现代生活中几近废语、死语的概念，是否有价值呢？或者说，在战后70年的今天，还执着于那段历史的旧事，是否有意义呢？对于历史上不断消失的思想和风物，葛兆光曾有过“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的提法，建议将思想史中对于加法的注意力适当转移到减法上来。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他所说的“加法”指历史上不断涌现的新思想、新事物、新文化，而“减法”（subtraction）则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我在想，思想史为什么不应当把对于加法的注意力，适当地转移到这些减法上来呢？看看这些逐渐被有意或无意淡忘的、被边缘化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和社会生活秘密处的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发掘中，也许一些失落的历史会被打捞出来，仿佛在古墓中挖掘出来一些器物的碎片一样，当它们被拼合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的真相。”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葛兆光提出这个问题所针对的是思想史研究中的现代性叙事方式。他指出在以往的哲学史和思想史中有一种对“新”的崇尚，人们“通常只关心追踪和叙述那些层出不穷的新思想和新思想家”,“撰者总是希望在历史中叙述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思想发明和知识发现”，仿佛思想和知识“一样依从着进化的规律，越靠后就越进步”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而有些在过去可能是自然的、大众化了的意识或风俗习惯，由于在后世的道德观和礼教看来已难以接受、或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的限制，这些古风会渐渐地在后世的历史叙述中被边缘化甚至消失。由于用后设的观念来看以前的历史，人们容易认为消失了的东西对现在是不重要的，或者常用进化论的观点看待那些消逝了的事物，认为它们之所以消逝是承受不住历史的考验，是对今天没有用处。在“理性”、“文明”、“进步”等现代性观念之下，与这些观念相符的事情就能够进入历史记述，而有些史实则被减去，成为“被理性的历史埋没的历史”。于是历史和思想史既在做“加法”，同时也在做着“减法”，所以葛兆光提出了要适当加强对思想史中“减法”问题的研究的看法。对国体论的研究就相当于做“减法”的思想史研究：国体论在战败前占据了思想的正统地位，不仅频繁出现在天皇诏敕和官方文件中，而且以政府的力量向日本国民甚至殖民地人民强行灌输，使“国体”成为一个“凡是日本人都知道”伊东多三郎语，转引自色川大吉 『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66頁。的词语，但在战败之后，“国体”一词却由于种种原因逐渐退出公众舆论，甚至已不再被使用。在战败已过去70年的今天，除了一小撮试图恢复战前体制的右翼、皇道派以及极少数政治家还在提倡恢复“国体”之外，一般国民则除了“国民体育大会”之外，大多不知“国体”为何物。然而语汇的消失并不一定等于语汇所负载的社会意识的消失。因为除了那些以概念的形式表达自身的意识之外，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没有自我表达的意识。弗洛伊德在个人行为心理学中揭露出个人的潜意识，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则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对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和潜意识做了分析和解剖。［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正是这些无意识和潜意识往往能催生巨大的政治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体”一词的消失，很难说就绝对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借用索绪尔语言学里的概念，可以把“国体”这个带有声音和形象的词汇看作“能指”，它所表达的概念内容、在人们头脑中引起的一切想象是“所指”。“能指”表示语言文字的声音、形象，“所指”则是语言的意义本身。［瑞士］菲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2页。“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不固定，当人们说一个语词时，常把“能指”与“所指”在脑中连接起来，但当“能指”发生变化甚至消失时，其“所指”未必一定跟着发生变化或消失。与此相关的是，“国体”一语的消失并非自然的结果，而是带有明确的人为因素在内。符号消失之后，人们对其“所指”的意识就不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需要充分的自觉性和政治敏感度。在这个意义上，“国体”在语言层面的消失反而使人们对国体意识的影响变得不敏感。当这种意识改头换面以别的形式获得释放渠道的时候，往往会借“民主”、民族的悠久历史传统等面目来获得正当性。国体论并不是历史的陈旧物，这一做“减法”的思想史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从幕末时期开始，每当日本面临重大国内外危机的时刻，都会出现国体论勃兴的现象，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围绕着与国体的关系展开的，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在认识近代日本的国家原理与性质时，国体论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国体论的确立与演变与日本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互为表里，也可以说它是有日本特色的近代化政治理论。国体论与日本近代国民国家的建构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不单纯是一种意识形态，还和日本民族的独立与延续、“使日本不失之为日本”的课题即民族认同的课题紧密相连。由于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还形成了政治运动的弘扬国体的运动，更可称之为“国体民族主义”日本学者已在使用“国体民族主义”一词。如丸山真男的论文《现代日本的革新思想》（「現代日本の革新思想」,『丸山真男座談』 第六冊，岩波書店1998年版，第7頁）以及韩裔日籍学者姜尚中的著作《民族主义（Nationalism）》（『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3頁），等等。。本书试图揭示国体论这种复杂的性格特征，以此对日本近代国民国家建构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在思想上体现出来的独特的国家观等问题做出解释。国体论曾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本书力图避免简单地罗列这些事实，或只以“极端反动”等简单的评价结束对国体论的考察。因为尽管含有大量“前近代的”、“反动的”因素，但从逻辑上来讲，国体论是为了完成日本的近代化而被选择的，考虑到国体论在日本近代所拥有的重要地位，如果它仅仅是封建复古的意识形态，很难想象明治初期学贯东西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会拿它来服务于日本的近代化。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理清这样一种包含了大量“前近代”因素的思想是如何适应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战略和政治统治，以及为什么国体论可以做到这一点。通过从政治、社会、宗教三个层面对国体论的深入剖析，相信可以对近代日本的国家原理和性质有更深入的认识。2.国体论虽是日本特有的意识形态与观念，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日本自身，还包含着非西方世界的后发国家追赶在经济和价值观上都具有渗透力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国体论是以民族和国家独特性为诉求的日本民族主义的体现，它唤醒了民族意识并加强了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当面对外来的压力，或是与异文化进行大规模接触时，一国对自身民族和文化独特性的认识就被激发出来，没有形成固定政治单位的民族会进而要求建立一个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相一致的国家（nation state）。许多非西方世界的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往往是在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之下被激发出来的，它们向近代国家的过渡无法采取自然演进的形式，而不得不进行人为的建构。这一过程中，统治阶层面临着学习西方并同时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双重课题，国体论所体现的就是日本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在这个课题上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类似国体论的现象未必是日本一国所仅有的，而是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变换着形式和名称出现。它既有日本的独特性，同时从后发国家回应近现代化课题的视野来观察的话，又具有某种普遍性。3.在现实的层面上，对国体论的研究有助于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和靖国神社等问题的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很难有绝对的断裂，也很难有绝对的创新。“国体”对日本近代的精神结构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给战后的日本社会投下了复杂的阴影。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是妨碍中日间达成共识的几个关键问题，再加上日本保守及右翼势力在政治上的有意利用，使这些问题更加纠结难解。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想突破就事论事的论述，就要深入到形成这些问题的思想土壤中去寻找根本症结。在直观的层面上，这几个问题可能与国体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深层次上，它们却是植根于国体论的思想结构之中。历史问题的核心是皇国史观，它是强调神国论和万世一系天皇统治的国体论的直接衍生品；被称作“护国之神”祭祀在靖国神社中的人，正是为了实现所谓国体的理想而殉身的人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如何认识日本国民并非纯粹出于被迫而产生的“协赞”行为，更是离不开对日本国民在“国体”教育之下生存状态的认识。由于“国体”在战败之前并不仅仅体现为政治制度，而是渗透到历史、宗教、伦理道德等领域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所以历史、靖国神社和8战争责任的问题与“国体”相关就不是件难以理解的事了。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战败导致了日本政治制度的改变，但由于国体论是以诉诸日本书化，传统独特性的方式来构建国民认同，所以在战后不诉诸政治，而是以民族文化传统为旗号的许多与战前国体相关的诉求就具有了相当的隐蔽性。比如，战后过去几十年后，日本出现了一股国家主义的潮流，其中很多都和战前的“国体”价值直接相关，更有人因此指出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比如战后废除了战前作为神武天皇即位日的纪元节（2月11日），但在1966年纪元节又作为“建国纪念日”复活。1988年昭和天皇病重并于翌年去世时，日本全国上下被要求节制一切娱乐活动，整个社会陷入一片“自肃”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3頁。中文译本译作“自慎”，参照［日］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刘金才、徐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气氛当中。1999年制定国旗国歌法，把与战争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之丸”和“君之代”分别恢复为日本的国旗和国歌，并且发生了多起对在升“国旗”奏“国歌”时拒绝起立的教员进行处分和管教的事例。2000年前首相森喜朗在发言中提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和“如何保卫我们的国体”，引发舆论抨击。2006年教育基本法被强行改正，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通过教材和仪式加强了对爱国心的强调。这些逆流是否等于“国体”意识的复活？如果不对“国体”概念的源流、内容和实质做出历史的剖析，将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解答。但这同时也需要对产生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做出考察，由于这一考察的课题之大已非本书所能涵盖，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将仅对“国体论”作历史的考察，期待本书对国体论的考察能为观察战后日本的政治现象提供一个历史的视野，国体论在战后的残留影响容笔者作为今后的课题继续研究。三 研究对象的设定本书以日本近代以来的“国体论”为研究对象，考察的范围设定为幕末至战后日本新宪法制定这百余年的时间。对此需要做以下几项说明。首先是“国体论”与“国体思想”以及民众的“国体意识”的区别。国体论是以论文、著作或争论的形式展现的国体思想，因此本书列入文本考察范围的多是有代表性的意识形态制造者和拥护者，即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的著述和言论，而民众对天皇的朴素感情则不作为直接考察对象。这是因为，第一，国体论在幕末的首次勃兴，就是以知识界对时局回应的形式出现，明治时期被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更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向民众推行，民众的国体意识更多的是政界和知识界宣扬国体论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日本战前和战中的民族主义存在突出的自上而下的特征，丸山真男等知识分子称之为“国家主义”乃至“超国家主义”，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第二，国体论虽然也掺杂着感情的因素，但其“原则上是以论文著作的形式出现的”，是以理论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论说（尽管这些“理论”未必具有科学性），而国体思想“更多的要从国民复杂多样的生活中去发现，就资料来说不如国体论那么单纯”里見岸雄：『国体思想史』（『日本国体学』 第二巻），展転社1992年版，第38頁。。对国体思想的研究较之政治思想领域，更接近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领域，因此里见岸雄在他的“国体学”中将“国体论史”和“国体思想史”分别对待。然而这种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其实国体论的意识形态功能之所以强大，与它把握了民众朴素的情感有着重要的关系，而理解战时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全民“协赞”、战败后对天皇的感情，虽然属于国民的国体意识领域，但依然可以在国体论的框架之内进行讨论。第二点需要说明的是“国体”的多义性及定义。19世纪的政论家白哲特（Walter Bagehot，或译作白芝浩）在谈到“民族是什么时”说，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要马上对它做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转引自［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代序言》，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这句话几乎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对日本“国体”的注解。与“民族主义”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相似，“国体”亦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就笔者管见，“国体”的多义性至少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有关。其一，国体论自幕末以来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与日本的政治实践存在着互动关系，为了回应不同的时代课题，其强调的重点有所转移，逻辑内容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修补。这使得国体论的内容在100多年的历史中变动不居，因而显得有些面目不清。其二，从词语本身来看，“国体”一词的多义性在于两种用法的并存：一是作为西方现代法学概念的译语，一是在西方法学传入之前在日本就已存在的用法（不妨暂称之为“传统用法”）。日本在近代以前就已使用“国体”一词，表示国家的状态、样式或是国家的体面，等等。但在西方现代法学传入日本之后，日本的法学者在翻译德语“Staasform”——表示以国家的主权所在来区分的国家形式——这一西方现代法学用语时，采用了本土语境中已有的“国体”一词，这两种语境的混用使得“国体”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法学用语，而是被赋予了浓厚的价值色彩（如“体”、“用”之分），囊括了法律、政治、伦理、道德、历史、风俗等多个领域的职能。其三，国体论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其解释及运用皆具有鲜明的目的意识，可以说它的面目不清也是有意为之的结果。正因为含义不清，才能无所不包，这正是丸山真男批判日本式思想存在“无限抱拥”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61年版，第14頁。特质的一个典型体现。其适用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边界，才能适应不同情况，伸缩自如。而且，国体论的定义虽然含混不清，却毫不妨碍它在打压异端时发挥冷峻强大的威力，或者说，正因为它的内容没有明确的限定，才能随心所欲地将各种思想和人物定为异端进行打压。因此丸山真男指出：“将‘国体’用特定的‘学说’和‘定义’逻辑化的行为，直接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将国体限定和相对化，因此都被谨慎地避免。”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61年版，第33页。而安丸良夫则解释为，天皇的权威是各种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与意志，利用天皇作为权威中心而人为形成的，所以为了对应社会上多元化的力量，天皇必须具备超越性和多义性。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81頁。因此，想要为本没有边界的国体论设定清晰的边界，或是硬要将本来缺乏体系性和理性的国体论整理成逻辑清晰的体系，都是无益之举，反而会远离国体论的核心与实质。国体论正是以一种缺乏体系和逻辑性、内容含混不清的存在，无论是在积极的统合民众方面还是在消极的压制异端方面都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意识形态作用——这才是国体论真正的问题所在。正因为“国体”这一词语的多义性，才更值得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视野。那么，对于国体论这样一种不具备严密逻辑和完整理论体系的思想，是否就无从定义呢？实用主义的开创者皮尔士（Charles Sandres Peirce）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他说：“如果一种概念因为不清晰而使人困扰的话，可以试着思考这个概念的对象给我们人类的行动带来了什么（一般性的）影响。这样想到的影响的总体，就是这个概念的含义的全部。如果对于某一概念（的对象），想不出它的影响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概念原本就没有什么意义。”转引自久野収、鶴見俊輔 『現代日本の思想——その五つの渦』，岩波書店1956年版，第74頁。皮尔士这段话提出了从与行动的联系中考察思想的意义，成为实用主义的格言。它本来的含义是，如果思想不产生实际的效果，就不认为它有意义和作用。这里姑且不对实用主义做评价，但对于国体论这样一种缺乏逻辑的一贯性、无所不包又没有统一定义的思想而言，这段话却提供了一个对它进行定义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从国体论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来为它下定义。简言之，国体论是一种对日本国家特性及其基本构成进行解释的论说，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它的目的是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采取的制度与政策提供正当性，同时凝聚民众的国家认同。它发挥了阻止社会分化、削弱阶级冲突、动员民众力量、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的作用。虽然国体论的内容繁杂不一，甚至相互矛盾，但从总体上看存在一些基本的共同点，即强调日本民族历史、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在神国观、天皇制、家族国家观以及政教合一等方面。第三点需要说明的是研究时限的设定。虽然国体论者总是号称日本的“国体”始自古代、“国体”的用法自古代至近世一直都有使用，但实际上，“国体”与“国体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体论是近代前后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是适应日本近代化这一课题而出现的，而古代就开始使用的“国体”一词则完全不具备国体论所指的含义。换句话说，国体论者只是借用了自古就有的“国体”一词，在为之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这个意义上，无异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虽然国体论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是从明治时期开始确立，但早在幕末时期就已出现了具有近代元素的国体论，主要以后期水户学会泽正志斋的《新论》和吉田松阴为代表，他们的思想为幕末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提供了思想依据，并成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所以本书将国体论的研究时限定自幕末时期起。但这个时期的国体论只能算作有近代因素，并不真正具有近代的性质，所以本书将它看作国体论的前期形成阶段，作为一个背景在文中交代，重点则放在明治时期以后。对于后期水户学对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影响，尾藤正英呼吁应给予高度重视，认为日本后来对“忠君爱国”的极端提倡以及军国主义的理念，其实都是水户学提出的“尊王攘夷”思想在近代的变形，这些形成了国民道德的核心，并与国体观念一起通过教育普及到国民中间。笔者十分认同尾藤的这一论断，就国体论而言，后期水户学为“国体”概念赋予的含义极大地形塑了后世国体论者的论述，但如果着眼于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国体论的整体功能，则仍不能不更多侧重于近代。1945年的战败作为战后历史的起点，标志着战前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的国体的崩溃。但本书并未将研究的下限设在1945年，而是定在比战败稍晚一些的新宪法制定（1947年），原因在于新宪法的制定引发了对于国体的又一轮争论，也是有关国体论的一次重要争论，因此将这次争论作为本研究的终点。虽然战败宣告了绝对主义国体的崩溃，但并不等于国体意识的立即消失。尽管宫泽俊义和丸山真男等学者将日本签署投降协定的1945年8月15日称作“八·一五革命”，但1947年的这场国体争论本身已经表明，这场被知识分子称作“革命”的历史事件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激励和理想的体现，它与真正的革命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当然，这场争论的结束也并不意味着国体论的消失，本书将这一事件作为考察的下限，只是为了突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国体论的消失与国体的消失绝非同一件事，也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本研究大致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属纵向考察，介绍“国体”的概念变迁与国体论的学说史，即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五章，属横向考察，以专题的形式，围绕日本的近代国家建构，选取国体论的三个重要侧面，分别是国体论的政治层面、国体论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社会的关系）、国体论的宗教层面，深入分析其特征、结构与功能。第三部分即第六章为结论部分，围绕国体论与近代国家建构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指出日本近代国家建构的独特性，以及国体论在国家建构中的功能。第二节 先行研究的现状与问题由于“国体”在战前属于禁忌，所以对于国体的思考、质疑和研究在战前都被禁止，只有在天皇制国家体制因战败而崩溃、国体的禁忌被破除之后，对国体论的真正研究才算开始。但是，尽管国体论在战前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战后的学界里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从结果上来看，国体论并不是一种理性化的理论，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充满了以自我民族为中心的情绪化表达，这使它较难引起研究者的学理化兴趣。其次，它曾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利用的意识形态，不仅是中国学人，许多日本学者在战后提起国体论也马上会产生某种不快的印象。当然，这种对国体论的厌恶情绪也有对侵略战争的反动的因素在内，但在结果上，这造成了学界轻视国体论研究的整体倾向。因此，虽然自德川中期以来，颂扬日本民族优越性的国体论书籍汗牛充栋，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战后对国体论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深度上都非常有限。政治思想史学家桥川文三在1985年的论文《国体论·两个前提》中力陈“国体研究的必要”，他敏锐地注意到，国体论的研究并不单纯是学理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为了不让‘国体’倒退到再次成为‘征服、斗争、帝国主义’的象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国体’的自然化。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力陈‘国体研究的必要’。”橋川文三：「国体論·二つの前提」,『橋川文三著作集』 第二巻，筑摩書房1985年版，第118頁。而这一呼吁的背景，是当时学界对于国体论较为普遍的反感乃至轻视的态度，国体论的研究意义尚未得到重视。而令人深思的是，在那之后，国体论的研究相较20世纪80年代之前不是增进了而是更呈减退之势，仍常是对它贴上个“封建”、“反动”、“复古”的标签就束之高阁，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将其排除在了研究视野之外。总的来看，迄今为止学界对国体论的研究中，常见的态度有以下几种。一种态度可称之为“反感非理性型”。认为国体论中充斥了大量非理性因素，是一套自说自话的逻辑，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纯粹心情式的表达，因此容易以非理性、神秘主义、前现代为由回避国体论的研究，把它排除在理性至上的现代科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实际上，在政治领域中存在着大量非理性化的因素，这毋宁说是政治的常态。很多时候促成政治行为的恰恰是这种狂热的、不受理性支配的因素，有时甚至仅仅是某种情绪。这些都难以进入现代科学的理性视野范围内，但它们不仅确实存在，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所在。正如同卡尔·曼海姆所说，真正属于政治范畴的行为恰恰发生在“理性化尚未渗透进来、我们不得不在没有规则可循的情况下作决定的区域内”［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姚仁权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页。。革命和战争都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当前的民族主义中也可以发现大量这种非理性化因素的存在。那种认为行为在任何时候都在合理、规划好的状态下按既定轨道运行的想法，非但不是政治的，也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追本溯源式”的研究，将国体论的内容向上追溯，发现日本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敬神崇祖的思想，因此下结论说国体论是日本民族自未有文字的太古时期就有的一种传统思想，没有意识到它其实是近代“发明的传统”。追究国体论的思想来源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做法的问题是只看到了国体论与近代以前思想的相似之处，却没有意识到其不同之处。卡尔·曼海姆曾说过：“（前略——引者注）如果人们醉心于把类似的思想动机追溯到它们最终的起源，那么，要找到每一种思想的‘先驱者’总是可能的：没有以前已经说过的话，也没有以前不曾说过的话，我们所要研究的合适的主题是观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理智生活怎样和以什么形式与现存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相联系。”［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姚仁权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脚注。在国体论第一次在历史上兴起的幕府末期，志士吉田松阴和大儒山县太华曾有过一场国体论争，那时山县太华回应说，“国体一语，宋时之书等往往有之，然我邦之书中未尝见之，此语之用当始于水府”。山県太華 「講孟箚記評語」，转引自尾藤正英 「水戸学の特質」，今井宇三郎、瀬谷義彦、尾藤正英校注 『日本思想大系53 水戸学』 所收，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556頁。“水府”，即指水户，水户学指幕末以水户藩为中心形成的一门学问，也称作“水府学”。可见，尽管“国体”一语早就有之，但从幕末开始大量使用的“国体”毋宁说是一个新造的词，这一新造才正是体现了国体论本身的近代特征。所以桐原健真的如下见解是中肯的，即“国体”“（前略——引者注）根本不能算做代表近世日本思想的观念，就更谈不上是代表日本思想整体的观念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那些在‘国体’一词在思想上诞生之前的日本思想，也用‘国体’这个概念来连成一个系谱来论述的话，无疑是犯了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逻辑上的矛盾”桐原健真：「東方君子国の落日—— 『新論』 的世界観とその終焉」，明治維新史学会『明治維新史研究』 2006年12月第3号。。所以，如果对于国体论的批判忽视了“国体”一词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如同国体论者一样将国体的渊源追溯至神代，或是到自古的民俗中去“寻根”，那么尽管是怀着批判的目的，在结果上却容易与国体论者的逻辑合流。这种所谓的批判将历史处理成了一条线性的河流，看似前后贯通，实则是凝固和僵化的。因为它看不到历史事实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因此要想真正认识和批判国体论，就必须揭示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剥离“国体”身上附着的悠久历史的外衣，将作为国体看待的国家体制的历史渊源与国体论的渊源分别对待。还有一种态度是侧重国体论宗教性格的一面，这种态度是在日、中以及西方学界中共有的现象，为论述方便起见不妨称之为“宗教偏重型”。它的表现就是将国体论问题化约为国家神道问题。如京都NCC宗教研究所NCC宗教研究所是NCC-J日本国家基督教理事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in Japan）的一个研究机构。的Martin Repp在评论Claus Antoni的著作《神道与日本的国体概念》时指出，“国体”在西方学界一直是比较被忽略的课题，而且“一般来说大多把关注点放在从明治到二战期间神道被政治化滥用上”。Martin Repp（NCC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Japanese Religions,Kyoto）,“Reviewed work（s）: Shintô und die Konzeption des japanischen Nationalwesens（kokutai）.Der religiöse Traditionalismus in Neuzeit und Moderne Japansby Claus Antoni,”Asian Folklore Studies,Vol.58,No.1（1999）,p.245.尽管Claus Antoni的这本著作关注了“国体”作为新创造的意识形态的一面，但他还是以神道为主线写作的。Joseph M.Kitagawa则认为，日本的“National Community”（国体）的建立是一个神话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神话化的过程。Joseph M.Kitagawa（1974）,“The Japanese‘Kokutai' 〈National Community〉 History and Myth,”History of Religions,Vol.13,No.3.（Feb.,1974）,p.224.这一观点代表了当前为数不多的国体论研究中对国体论认识的一个基本侧面。诸多论文中常常出现的“misuse”或“恶用”一词都很好地传达了研究者对这一宗教政治化问题的态度。然而，这种以宗教外观示人的意识形态，其本源恰恰是政治性，而非宗教性。因为这种所谓的“恶用”不是政治权力无端肆虐的结果，反而恰恰是政治家经过各种试错之后选择的解决当时日本所面临实际问题的办法，这其实是当初的设计者有意为之，国体论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承担了重要的政治职能，恐怕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正如天皇制是“不以权力的形式表现权力”一样，国体意识形态是一种不以宗教的形式表现的宗教，丸山真男将它称之为“非宗教的宗教”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61年版，第31頁。，即它本身不是宗教，但在所发挥的功能上来讲与宗教一般无二，这一判断可以说切中了问题的实质。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仅将国体问题，尤其是将历史上与之相关的神道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化约为宗教问题，则不仅事关历史认识问题，而且会在政治上酿成极其现实和严重的后果。因为将国体问题宗教化的并非仅仅是宗教学家，现在日本的某些政治家也在有意无意地采用这种策略。因为就正常而言，一国国民的宗教信仰问题属于一国国内问题，不仅别国无权干涉，在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就连本国的政治权力都无权干涉。所以如果历史上的神道之所以背负恶名是因为战前和战中被政治“恶用”了，那么随之而来的逻辑必然是：战后在神道已经和国家分离的情况下，神道被政治“恶用”的历史就可以翻篇，不再成为问题；参拜靖国神社，对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军人加以祭拜，就只是个单纯的个人宗教信仰问题，或是日本传统民俗问题，不仅中韩等国无权指责，就连日本政府也无权干预。但问题绝非如此。如果仅把国体及神道问题归入宗教领域，对国体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战争责任等问题的追究就会进入死胡同。所以对国体论的政治性的追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战争责任问题在日本到现在都不能得到根本的清理，与对政治性的揭示的不充分有着重大关系，而试图将其宗教性从政治性上完全剥离的做法，则无疑也将在政治上造成遮蔽战争责任的后果。一 日本学界的研究1.国体论的基础文献国体论的相关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国体本身的阐述，即对日本的国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等内容进行的论述；另一类是对国体论的论述，即对历史上官方或学者的国体论进行评判的论述。不妨把这两者称之为国体之论与国体论之论。这两类中都既有国体的支持者又有反对者。第一类多发生在战败之前，参与论述的既有官方也有民间学者，官方以敕语、训令和法律等形式，自上而下地进行国体教化；此外还有儒学者、国粹论者、宗教家、神学家、法学家等，或出于内心的信仰，或由于时势所趋，或由于学术理由，发表对国体的见解（多是维护），不一而足。正是这些论述实际参与了国体论的形成与巩固。而第二类论述大多出现在战后，这是因为对国体和天皇制的讨论和评价在战败后才得以解禁，对国体和天皇制的客观评价战后才成为可能。当然，战前也有对国体论的批驳，战后也有为“国体”辩护的论述，国体论的评判者同时也可能发表自己对国体本身的看法，所以如上分类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并不具有严格的界限。下面将按照这两种分类，对国体论的历史与现状作一概观。但在这之前，先将国体论的基础文献列出似为妥当。这里的基础文献指的是最大限度地做了国体论收录汇集工作的文献，可以作为原始资料，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考虑到将其放入以上两种分类的哪一类都不太适合，故先列出。第一，是内务省神社局1921年编纂的《国体论史》。它溯及了国体的用法渊源，并从德川时代开始，一一收录了不同学者对国体的各种论述，并加以简要评论。所收条目繁多，对于了解国体论史全貌很有帮助，是一部基础文献。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出版于1921年，之后的国体论没有收入其中。虽然国体论的兴起和正统性地位的获得都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但从政治思想对政治实践的影响来看，国体论对政治实践的作用反而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最为突出。第二个问题是此书由内务省神社局编纂，虽然对待史料的态度严谨，但站在官方立场上为官方意识形态作史，自然是褒扬国体论的赞同者贬抑批判者，并非秉持科学的态度达到研究的目的。第二，是里见岸雄（1897—1974）的国体学丛书。里见岸雄于1936年创立日本国体学会，1941年任立命馆大学法学部教授，次年创设国体学科。战后率日本国体学界编写了共13卷的《日本国体学》丛书，其中第1卷《国体学总论》、第2卷《国体思想史》、第3卷《国体论史》，都是研究国体论的基础资料。他的《“国体”的学语史的管见》一书中也详细收入了“国体”用语在不同时代的用例。他试图创立“国体学”学科，建立一个统一的国体定义，所以对国体的定义和用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在《国体学总论》里，包括注释和引用在内，他收录了自古至今476例国体用法。里見岸雄：『国体学総論』（『日本国体学』 第一巻），日本国体学会展転社2005年版，第255頁。按照内容和意思，他将这些用例分成30种用法；按照学问的不同领域，将国体分了八大类。里見岸雄：『国体学総論』（『日本国体学』 第一巻），日本国体学会展転社2005年版，第261—262页。里见的著作里增加了内务省《国体论史》里没有收入的昭和时期与战败后的内容，内容详尽，但是他没有将国体定义的模糊不清作为日本近代化的结构性表征来看待，国体论对日本政治实践和国民精神的影响，也完全没有进入他的视野。再加之他本人是主张将日本国体向世界扩张的皇道派国体论者，所以虽然其资料丰富，对待史料态度严谨，但其观点却难以令人赞同。他1928年出版的《对国体的疑惑》一书中，将国体定义为“日本民族于国家生活树立的普遍妥当的人生指导原理，或是统制原理”里見岸雄：『国体に対する疑惑』，展転社1928年版（2000年刷），第24頁。，并主张国体“通之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是“万国之民应顶礼膜拜的大原理”里見岸雄：『国体に対する疑惑』，展転社1928年版（2000年刷），第101页。，在这种理论之下极力鼓吹国体向朝鲜等殖民地的扩张。第三，是日本学士院1979年编纂的《帝室制度史》，共六卷，其中第一卷专讲国体，分为国体之语义、国体之渊源、国体之本义、国体之尊严、天皇与国土、天皇与臣民六个部分。书中将国体定义为“万世一系的天皇君临我帝国，皇统连绵，与天壤无穷，君德覆盖四海，臣民克赞皇谟。义则君臣，情同父子，忠孝一致，以扶持国家之进运。此乃我帝国特有之事实”日本学士院編：『帝室制度史』 第一巻，吉川弘文館1979年版，第9頁。。此书主要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神皇正统记、天皇诏敕为凭据，虽也援引神道家、水户学者等的著作，但总体上来说是一部皇家自我叙述的国体论。除此之外，也有其他的国体论史著作可资参考，如船口万寿的《国体思想变迁史》船口万寿：『国体思想変遷史』（国体科学叢書第八巻），国体科学社1930年版。，河野省三的《国体观念的史的研究》、《日本的国体》河野省三：『国体観念の史的研究』，電通出版部1942年版。此书是当时的文部省推荐图书。河野省三：『日本の国体』，明治神宮社務所1962年版。，牧健二的《（增订）日本国体的理论》牧健二：『（増訂）日本国体の理論』，有斐閣1944年版。，国学者、日本思想史学者村冈典嗣（1884—1946）的《日本思想史研究Ⅳ 日本思想史概说》村岡典嗣：『日本思想史研究Ⅳ 日本思想史概説』，創文社1961年版。、《日本思想史研究Ⅴ 国民性的研究》村岡典嗣：『日本思想史研究Ⅴ 国民性の研究』，創文社1962年版。，国学院大学的《国体论纂》国学院大学紀要（特集号）: 『国体論纂』 上下巻，国学院大学1963—1964年版。，永井亨的《日本国体论》永井亨：『日本国体論』，日本評論社1928年版。，等等。2.日本学者的研究可以说，国体论是个既旧且新的课题。说它旧，是因为国体论意义上的“国体”一词作为“能指”已在当今的言语世界中消失，甚至变成了一个“死语”。在近代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体论，尽管在从幕末算起直到战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其地位一直无可撼动，但现在却被搁置在研究的角落里少有问津。说它新，是因为国体论的研究历史并不长，只是战败以后的事。由于天皇制国家体制因战败而崩溃，国体的禁忌因之破除，因此在战败后初期，言论一旦获得自由，对天皇制的批判旋即大量涌出。但尽管如此，抛开情绪的宣泄不算，以国体论为题的批判性研究并不多。战前的日本共产党及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共产党和讲座派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天皇制的批判。作为一种成体系化的思想和主义，日本共产党和讲座派知识分子是在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全面压制下公然与之进行正面对抗的唯一一股力量。最早提出“天皇制”这一用法的，就是日本共产党的纲领。这主要指1932年的“关于日本局势及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纲领”，简称为“32年纲领”，是由共产国际所作、日本共产党翻译而成。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在“纲领草案”提出的是“废除君主制”。“31年纲领”中已开始多次使用“天皇制”这个词语，但这个时候的“天皇制”未必是作为集中表现近代日本国家权力特质的抽象概念来使用的。所以在说到提出“天皇制”这一用法的纲领时，主要指“32年纲领”。直到“32年纲领”之前，当时的共产国际和日本共产党还没有把天皇制与一般的君主制的概念区别开来。纲领中把1868年以后天皇制的特质总结为“掌握无限绝对的权力、对劳动阶级进行压制及专制支配的官僚机构”，并明确提出了以粉碎天皇制为日本共产党的第一任务。“天皇制”这一称呼的提出表明了日共已认识到日本天皇统治的国家体制具有与一般君主制相区别的特征，这也使得“天皇制”成了为后来的日本历史研究赋予方向的一个重要概念。认识到天皇制“相对的独特性”的“32年纲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并没有触及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性格，尤其是其“半宗教的作用”。它仅仅把天皇制看作权力机构，仅从官僚机构以及警察、军事机构的强大权力来观察天皇制，从而将视线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之上移开——那就是天皇制不仅是一种权力支配的机构，同时还是一种精神构造。1932年到翌年刊行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中，虽然并没有使用“天皇制”这个用语，但其历史认识的框架是和“32年纲领”相呼应的。以《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为代表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有以下三个特点安丸良夫：『現代日本思想論——歴史意識とイデオロギー』，岩波書店2004年版，第104頁。：（1）从经济范畴的角度来把握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代社会；（2）把近代日本国家看作是以半封建的农村为基础的绝对主义国家，天皇是其集中体现；（3）整体来说强调前近代性，而且强调矛盾的激化及对革命的展望等。但这种知识分子的论述并不能如实反映现实的政治状况和社会意识。日本共产党是天皇体制下最受压制的少数派，所以将天皇统治的体制对象化以及对体制构造的认识，才首先从站在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内部产生。但是也正由于这种认识出于“少数人的抵抗感觉”宮村治雄：「天皇制論の遺産」，鷲見誠一編 『転換期の政治思想——20世紀からの問い』 所収，創文社2002年版，第31頁。，它对民众中间国体意识根深蒂固的事实没有警觉，从而过高估计了民众对天皇制进行抵抗的可能性。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最终没有建立起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它对天皇制的批判因为无法突破民众日常生活感觉的坚实堡垒而碰壁，以至于反而在民众中被孤立，甚至后来在自己队伍内部出现了以佐野学、锅山贞亲为代表的大量“转向”国体的事件。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反映了日本共产党和讲座派对天皇制的批判尽管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但与民众在长期国体教育下形成的日常生活的实际感觉相脱离，所以没有在民众中形成与这一正确批判相连带的感觉空间，使得这一批判成为高高在上的、脱离民众实际生活的坚硬理论，没有抓住民众的感情，从而导致了立场正确的批判在实践中的无力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这表明，仅仅从权力和制度论的角度，无法触动天皇制的内核，还需要把它作为近代日本精神构造的问题来研究。对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天皇制认识进行了广泛研究的犬丸义一指出，对这个局限性有所克服的是流亡到中国的日本共产党员野坂参三。犬丸義一：「マルクス主義の天皇制認識の歩み」，遠山茂樹編 『近代天皇制の展開』所収，岩波書店1987年版。1937年野坂的论文中提到了天皇制作为“国民的半宗教性质的崇拜对象”，是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最早出现。在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做了“民主日本的建设”的报告，区别了作为“封建的专制独裁的政治机构”的天皇制和现人神天皇的“半宗教的作用”，指出前者必须马上废除，后者“我们必须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野坂根据对日本俘虏的询问调查指出，在俘虏中相信日本胜利的占一半，信赖最高指挥官的不过31%，而天皇崇拜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同点，他论文中的论述即根据这一事实而来。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0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也在《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中以讶异的态度提到了日本俘虏的这一特征。［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书化的类型》，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25页。因此犬丸把注意到天皇制“半宗教的功能”的野坂，看作战败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天皇制认识的“最高点”。但野坂尽管在这一点上作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也只是限于指出一个一般事实，他并没有就为什么会形成“半宗教的作用”以及发挥了怎样的功能作出分析，这仍然无法弥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在天皇制认识上形成的重大缺陷。丸山真男一派的研究——日本共产党对天皇制的批判中所忽视的精神构造的问题，不能说在战后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因为政治正确的批判性话语丝毫不能触动被批判对象，是战后左派知识分子中一直有的一种尴尬。但是在战后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那里，这个问题得到了重视，那就是丸山学派。应该说，对讲座派和丸山派天皇制研究的批判性研究大量存在，且不乏精辟独到者，但在近代天皇制研究领域，讲座派和丸山派的影响力非常之大，不管是赞同还是批判，讲座派和丸山派的研究都是无法回避的。就国体论研究而言，丸山真男的贡献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单用制度论来分析近代日本的政治问题存在着盲区，因为“国体”既不是单纯的制度也不是单纯的暴力机构，它还内在于国民的精神内部，驱动并限制人们的行为。丸山真男：「現代の政治」,『丸山真男集』 第七巻所収，岩波書店1996年版，第183頁。因而他的研究重心就在于分析近代日本的精神构造。丸山指出，“战败后涌出的对日本天皇制国家构造的批判基本上都是从共产主义或是少数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进行的，都是集中在经济基础的问题上，或是仅限于‘政治性的’暴露”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増補版），創文社1964年版，第495頁。，所以他才将追究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原因作为自己的课题。与他有着类似视角的还有藤田省三、色川大吉、安丸良夫等人。丸山真男可以说是战后知识分子中对“国体”问题最为持续关注的学者。韩裔日籍学者姜尚中认为，丸山自从在战后以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崭露头角以来，其毕生的课题可以说都是与“国体”进行斗争。姜尚中：『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125頁。这一评价是准确的，因为丸山认为“国体”意识形态对日本近代以来的精神结构造成了虽不明显但却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绝没有因战败而消失。他极负盛名并被广泛阅读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日本的思想》等著作，都包含了他对国体的深入剖析和批判。其中又以《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 《日本法西斯的思想与运动》《日本的民族主义——其思想背景与展望》《日本的思想》等论文尤为集中。对丸山真男的国体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概括。第一，在丸山那里，对“国体”的批判与他对所谓的日本“传统思想”的批判密不可分，因为国体正是日本思想界中思想杂居性问题的实体化表现。他指出，日本式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思想的杂居性，即诸多思想以排列组合的方式共存着，却缺乏真正的对垒和交锋，外来的思想是在被抽取了它所由产生的历史文脉和思想史前提的情况下被作为成品吸收到日本思想中去的，因此思想丧失了与现实的联系，与所谓的日本“传统思想”抱合在一起，他把这称之为“无限抱拥”性。通过这样的揭示，丸山从根本上拒绝了如“制度—精神”、“传统—欧化”或是“日本对抗西欧”这样的二元划分模式，这是因为在如上所示的日本式思想中，并没有纯粹的日本的成分，也就没有真正的足以与西方相对立的“日本传统”可言；而且制度也有其精神史的脉络和前提，只有创造制度的精神和制度中的精神，而将制度和精神截然分开，正是日本以扭曲的形式实现的近代化所采用的方法。因此在丸山那里，抽象化简单化了的“制度—精神”、“传统—欧化”模式只是一种虚假对立，它并不能成为讨论日本近代问题的历史的方法，也无法揭示天皇制的真正本质。正是通过对日本式思想中这种高度抽象化了的、与现实脱离的理论存在的揭示，他同时隐含了这样的提示：以先验的、政治正确性的、高高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理论批判的模式，对日本的思想无法形成真正的批判，而丸山所拒绝的这种“理论信仰”，正是战后日本的天皇制批判中的问题所在：尽管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批判性知识分子的知识操作却与民众的日常感觉脱离，以至于不仅在战中无法撼动他们所批判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在战后也无法遏制如“自由主义史观”等狭隘民族主义的泛起，在后者从感情上轻易抓住民众的时候无法将理论批判工具形成有效的武器。这一尴尬现象的存在进一步印证了丸山所批判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思想上无法具有生产性。因此他对于包括“国体”在内的日本思想的揭示，不仅同时等于对日本近代化病理的剖析，同时也具有认识论上的深刻意义。而“国体”在意识形态上正是继承了这种无限的抱拥性，在内容上，它不以任何特定的思想或主义对自己作出限定，它的定义难以明确界定，却能与任何思想建立交集；在功能上，不仅能包罗万象、无限渗透进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要求臣民的无限忠诚，还能在打压异己方面所向披靡，在其需要时任何思想都能被指责为国体的异端，丸山将其称之为“没有正统、却有异端”。第二，尽管“国体”和“国体论”在日本属于专有名词，但是丸山并没有把日本的国体论看作日本仅有的现象，他反而在世界史上为其赋予了位置。在丸山真男生前尚未整理发表的文献中，丸山指出，日本的国体论虽然非常特殊，但并不是全然孤立的现象，在美国也有类似国体明征运动的现象。丸山真男在讨论近代日本的“正统”与“异端”问题时，区别了“L正统”与“O正统”两个概念，前者指制度上的正统（Legitimacy），后者指教义上的正统（Orthodoxy），而“国体”对应的正是近代日本的“L正统”，国体论则是“O正统”的问题。丸山认为不能将国体与国体论区别开，因为国体论讨论的恰是何者为日本的“L正统”的问题。而对近代日本的国体讨论进行思想上的分析时之所以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样貌，正是起因于这里。東京女子大学丸山真男文庫，資料番号：720-2-0-0，資料名 「O 正統とL 正統（含·国体論）」，第44、46、52頁。丸山将日本国体的构成要素总结为四点：（1）皇统一系：就史料所记来看，没有对皇统的篡夺者，除了在南北朝这一例外的时期之外，其他时期并无正闰问题。（2）神敕的正统性：如果天皇制只有第一个要素，则只能意味着“时间长的就是好的”，不过是韦伯所说的传统型正当性，而实际上天皇制在这一点之上还加了其他要素，其一就是神敕的正统性，即天照大神赐予皇孙的神敕，历代天皇统治都宣称继承了这一神敕，由此将继承型卡里斯玛与传统型正当性相结合。（3）对历代天皇圣德的强调：这一点来源于佛教中的慈悲思想和儒家思想中的德治主义。（4）忠孝一致：这一点是对臣民的要求，也可与第三点合并，它宣扬君主是臣民的君，亦是父，要求臣民奉献忠孝。東京女子大学丸山真男文庫，資料番号：720-2-0-0，資料名 「O 正統とL 正統（含·国体論）」，第51頁。第三，丸山对国体的批判亦与他对日本近代化病理的批判密不可分。丸山借助西方的政治哲学剖析日本的近代病理，指出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存在中性国家观的缺失、权力与权威的一体化、伦理与权力的相互渗透等问题，指出国体垄断了价值体系、“国体”精神侵犯了国民的内心世界、“国体”意识形态阻碍了自主的个体形成等弊病。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 増補版所収，第13—21頁。他指出，日本的近代化就是在自上而下迅速的制度近代化和保留社会底层共同体的“前近代”因素之下实现的，它包括两个动力——理性化的动力和心情的动力。因为近代化而几近崩溃的平衡，以自上而下进行国体教育和自下而上抽取共同体情感的形式被不断调整，这是一种“统治技术”。“权威与规范、主体的决断与非人格的‘传统’未分化地结合在一起，没有被要求二者择一，并且又与‘家’、‘家族团体’或‘乡党社会’（伊藤博文）联系在一起，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无限定性’就隐含在这其中。”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61年版，第35頁。但他同时也指出，近代日本的“国体论”，实际上不单是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它还包含着日本民族的自我保存问题，因此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日］丸山真男：《幕末维新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与日本的近代化》，区建英译，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这一揭示为国体论研究做出了进一步的提示，那就是：如果不将国体论在日本民族的自我保存上的功能纳入视野，不对它抓住了日本国民的民族感情这一事实有明确意识，单靠意识形态揭露的方法，不能概括国体论的全貌并触及它的核心。石田雄、藤田省三、神岛二郎等被看作丸山学派学者，他们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战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丸山真男所提出的两个动力（理性化和心情）于1956年在藤田省三那里以天皇制国家的两种支配原理的理论得到了发展和细化。藤田省三在《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中指出，明治政府创立的天皇制国家，从国家的构成原理上来看，是两种不同的原理相互对抗又相互抱合的发展过程。一种是政治的原理，即把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一种装置（Ap-parat），或者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来对待；另一种是共同体的原理，把国家作为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的、跟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生活共同态（Lebensgemeinschaft），或者是以这种共同态建立人们的认同。藤田省三：『［新編］天皇制国家の支配原理』，影書房1996年版，第26頁。藤田省三在这里专门对“共同体”和“共同态”两个概念做了区分，他认为Gemeinde相当于共同体，Gemeinschaft相当于共同态（这延续了大塚久雄在“共同体的基础原理”中的解释），并把共同体作为个别的、具体的存在，如部落，而把这些个别的共同体的秩序原理扩大后形成的更加一般化的社会形态叫作共同态。藤田所用的Lebensgemeinschaft指建立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基础上的“共同态”。参照藤田《（新编）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第62页注42。藤田省三把这两种异质原理看作决定天皇制支配的两个契机，以二者消长的动态关系作为线索透视了日本的政治近代化进程。对于近代天皇制两重构造的分析并非仅属于藤田省三。20世纪50年代就已有久野收“显教和密教”的理论，并对战后研究形成了广泛影响。“显教的天皇”、“密教的天皇”以及丸山真男的“天皇制不负责任的体系”一起成为风靡战后思想界的用语，费正清、赖肖尔等西方学者也沿袭了这些说法。在犹太教和佛教中都有显教和密教的概念，G.Almond曾用它分析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久野收转而将它用于分析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他认为，对明治建立起的天皇制国家和天皇的地位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解释，久野收认为这是明治政治家的一种统治技术，他们明里把天皇解释为拥有绝对无限的权力和权威，这是“显教”，暗里把天皇看作国家的机关，权力要受议会和宪法的限制，这是“密教”。在国民的中小学教育和军人教育中，使用天皇主权说的“显教”，而在大学等高等教育和高等文官考试中，则使用“密教”。在明治时期，“显教”和“密教”二者尚可维持微妙的平衡，但到了明治末期，“显教”开始对“密教”发出挑战，两者的斗争变得明显和扩大，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显教”则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1935年发生的国体明征运动就是“显教对密教的征伐”。久野収、鶴見俊輔：『現代日本の思想——その五つの渦』，岩波書店1956年版，第132—134頁。以“显教”和“密教”的妥协与斗争来透视近代政治史上权力的升降，很具有启发性，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为认识明治以来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设置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在这样的视角下，日本近代的统治原理可以看成由“显教”和“密教”二者的平衡被打破并走向“显教”独大的过程，这大致符合历史的实情。对于“显教”和“密教”受众的划分同时也印证了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在“国体”思想上存在认识的分裂。这一事实在丸山真男分析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承担者时也被指出。丸山真男：「日本ファシズムの思想と運動」,『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 増補版所収，第63—64頁。但“显教”、“密教”的解释模式过于夸大了国体论在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那里的工具性地位，按照久野收的理论，似乎在政治和知识精英层次上，作为“显教”和“密教”的国体论是泾渭分明地存在着的，他们总是对国体论存有明确的工具意识。久野收：“因为许多学者不能违背学术的良心，不能兼容这两者，结果有很多成为牺牲品。”久野収、鶴見俊輔：『現代日本の思想——その五つの渦』，第136頁。但实际上并不尽然，许多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坚定地排斥国体论，但在认同上却对“国体”怀有真挚的感情，很难说他们对“显教”的认同仅是一种战术和“场面话”，美浓部达吉和津田左右吉就是典型的例证。对此鹿野政直评论说：“在这两个人那里，真心话和战术的界线是微妙的。”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内』，岩波書店1999年版，第137頁。这个现象就像一个严肃的天文学家同时可以信奉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一样，而单纯用显教—密教的模式并不能涵盖这一现象。显教—密教的模式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修正。政治学者高畠通敏在1975年指出，按照这一模式，接受了显教的大众应该具备狂热的信仰并对大众运动造成影响，但实际上日本法西斯的一大特征，就是并非建立在从底层发动的大众运动基础上。高畠认为真正存在着的是已经内化到人们行为模式中的集团精神，因此他尝试把这一模式修正为显教—“潜教”。高畠通敏：「天皇制における潜教的性格」（『東京新聞』 1975年1月11日）,『討論·戦後日本の政治思想』 所収，三一書房1977年版，第193頁。所谓潜教，就是指集团内部众所周知但是不说出来的事情，而显教则是指集团可以说出来的目的，也就是“场面话”。这两者以抱合的形式共同存在于人们当中，而不是像显教—密教模式那样被大众和指导者所分有。就这样，高畠通敏把国体问题的视野扩大到日本人的集团行为模式当中。因为他看到，在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东南亚人们眼里，日本战前表现在军团中的自私性和战斗性，在战后延伸到企业和日本人学校中继续发挥着作用。无独有偶，法学者长尾龙一也曾指出，在战后日本，对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企业的忠诚取代了对天皇和国家的忠诚，成为新的行动原理，并把战后日本出现的“纵式社会”、“娇宠”理论等日本人论称作“新国体论”性质的日本人论。長尾龍一：「国体論史考」，青木保〔ほか〕編集 『近代日本书化論2 日本人の自己認識 』 所収，岩波書店1999年版，第85頁。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不能展开，只是想指出对战前战后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值得关注。以上这些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研究，都出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就是说，都是五六十年前的研究了。虽然战败使天皇制批判一下子喷涌而出并于1945年末达到高峰，但“天皇制论”从1947年上半年开始出现了急速的退潮。宮村治雄：「天皇制論の遺産」，鷲見誠一編 『転換期の政治思想——20世紀からの問い』 所収，第38頁。而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高度增长的影响，日本的自信心得以恢复，主张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来自日本固有传统和文化的理论超过了对日本近代化的批判占了上风。尾藤正英在20世纪70年代曾慨叹，“在战后20多年的近代史研究成果中，仍未发现对国体思想的真正的探究”尾藤正英：「水戸学の特質」,『日本思想大系53 水戸学』 解説，第559頁。。而桥川文三则在1985年仍旧力陈“国体研究的必要”。橋川文三：「国体論·二つの前提」,『橋川文三著作集』 第二巻所収，第118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国体论研究的退潮。国体论研究的退潮与国体论盛行一个多世纪的史实极不相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对于国体论必须具备这样的视角，即天皇制的问题光从权力和制度层面来论述是不够的，还需要把它作为日本人精神构造的问题来研究，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下才可能正面触及国体论的问题。这一工作意味着必须将自我认同对象化，对于日本学者而言，由于直接牵扯了民族感情，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因为战前国体论的绝对化地位，战后对国体论的破除需要一个相对化的视野，战后的民主化本应是个好机会（丸山真男将其称为第二次开国），但这个使自身相对化的契机却由于美国为了建立反共防线改变了对日方针而再次失去。第二，作为日本人来说，国体论很容易成为他自身的一个盲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尾藤正英就认为，之所以产生国体论研究的空白，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国体的概念一直都被当作太过于自明的东西了。尾藤正英：「水戸学の特質」,『日本思想大系53 水戸学』 解説，第559頁。这反而妨碍了人们去思考它的究竟。第三，就是“民主对封建”的二元对立图示的影响。战败后由于急于摆脱战前的阴影走上民主化道路，对国体论意识形态的揭露是符合当时的时代氛围的。丸山真男1946年的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之所以在思想界造成那样大的影响，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战败天皇制禁忌被废除后思想界对自由空气的迫切需求。但是在那之后，急切的民主化使得国体论过早地成为了历史的陈旧物，对于其近代性的揭示不仅难以与当时的时代氛围相契合，而且对其封建性反动性的揭露也似乎随着民主化成果的逐渐显现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民众史学家的研究——国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以色川大吉、安丸良夫历史学家安丸良夫（1934—）的《近代天皇观的形成》（『近代天皇像の形成』，岩波書店2001年版）是从民众史角度对天皇制所做的研究。安丸年轻时曾深受丸山学说的吸引，他把自己《近代天皇观的形成》称作“安丸版的的《日本的思想》”。安丸也从日本人精神构造的角度剖析天皇制问题，他与丸山真男有着相同的问题意识，但安丸的民众史的研究思路使他在分析方法、史料和逻辑构成上都与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不同。等为代表的“民众”对于民众，吉本隆明不称“民众”而称呼“大众”。研究对此存在着与丸山真男不同的看法。历史学家色川大吉是日本战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民众史”、“民众思想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为日本战后历史学中阶级斗争史和人民斗争史领域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色川大吉以三多摩地区为中心，对明治时期的地方民权运动和负债农民的运动进行了积极的史料调查，于1968年发现了明治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一个全新的史料——五日市宪法草案。该宪法草案的起草者是属于平民阶层的千叶卓三郎，属民间私拟宪法，已具备成熟的人权思想，这一史料及人物的发现为明治时期民众的刻画提供了新的依据。色川大吉通过其著作《明治的文化》（1970）、《新编明治精神史》（1973）以及论文《天皇制的思想》（1974）、《近代日本的共同体》（1974）、《日本的民族主义论》（1977）等，试图树立一个“日本近代思想的整体像”，与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相对抗，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从1975年开始，色川的关心转向了昭和史。色川大吉对丸山真男国体研究的质疑主要是就《日本的思想》做出的。他认为丸山研究的创造性就在于给日本的“国体”赋予了本质性的、结构性的意义。然而色川在两点上与丸山的认识有着根本不同。（1）丸山认为“国体”无限地渗入了民众的内在世界，成为他们精神的机轴，而色川大吉并不作如是想。他认为那是伊藤博文等统治阶层想要实现的一个目标，但实际上“国体”最终仍然只停留在一种虚假意识上，直到最后也没有消除一种受到质疑或动摇的不安。色川大吉认为：“从民众一方来看，他们是在相当深的程度上接受了‘国体’的虚构（fiction），但是在最后的一点上他们没有把灵魂交给天皇制。在最深的部分，天皇制没有真正掌握日本人的心，‘国体’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变成民众精神的机轴。”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92—293頁。他认为只有在面临战争这种非常事态下，民众才接受“国体”成为他们“精神的机轴”。关于这一“非常事态”，吉本隆明指昭和时期的战争，色川大吉则指的是日俄战争。色川认为，日本“共同体”的精神机轴，不是“国体”，而是柳田国男所说的祖先崇拜，具欺骗性质的天皇制是没那么容易到达日本民众的内心深处的。而且日本的天皇制即便在确立之后，对于民众蜂起的迹象一直抱有过度的不安和恐惧，这为官方意识形态刻下了独特的烙印。所以被刻下烙印的不是民众，而是国家。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98頁。（2）关于共同体论。丸山认为“国体”的最终细胞是“共同体”，并把这一“共同体”当作停滞的根源。在这一点上竹内好与丸山是一致的，竹内好认为如果日本的社会还存在着这种“共同体”，那么“天皇制”的根就不会断绝。竹内好、鶴見俊輔対談 「十年の幅で考えて」,『展望』 1969年12月号。转引自色川大吉 『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94頁。色川认可“‘国体’的最终细胞是‘共同体’”，但要说这一“共同体”消解了所有对立、抹杀了改革的可能的话，色川认为这不可能，并认为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见解。色川把日本的共同体大致分为三个时期：①形成与变革期——明治维新到自由民权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有新的能量和变革的可能；②停滞期——明治后期至昭和初期的20世纪40年代：天皇制和寄生地主制得以确立；③解体期和变化期——包括战败在内的20世纪40年代以后。他认为丸山对日本“共同体”停滞的印象来自以上第二个时期，但明治维新时的情形却并不如此，那时“明治维新”和“自由民权”的理念自不必说，就连“昭和维新”的理念中都含有对天皇制具有破坏作用的因素。如同五日市宪法草案的产生一样，在日本历史上民众不乏主体性的运动，所以色川认为日本的共同体并没有被天皇制全面渗透，共同体既是对前近代性的统治起支撑作用的组织，同时也是抵抗的组织，这是日本共同体的两面性。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版，第294—301頁。因此，色川认为丸山所说的天皇制并不是明治前期创成期的天皇制，而是更加接近于法西斯时期的天皇制。换言之，色川并不认可丸山把“国体”当作日本近代天皇制核心的观点。他批判丸山只看到了自上而下的近代化与理性化的过程，没有看到为了呼应这一过程日本还有自下而上的近代化的努力。色川指出的对于民众史的忽视不能不说是丸山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问题所在。小熊英二在《“民主”与“爱国”》中就曾指出在丸山真男和大塚久雄身上存在着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反感”，民众史学家就是在这一点上对丸山学派形成了冲击。而色川更是由此对丸山的方法论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他认为丸山的方法是把西欧市民社会中好的方面拿出来作为一个类型，再到日本社会中把它的不好的方面拿出来作为一个类型，用前者的“优”对比后者的“劣”，用前者的“高明”描述后者的“病理”，批判丸山未免落入了西欧中心主义。色川的这一批判是丸山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最常受到的批判，然而，尽管丸山的国体研究存在着色川指出的简化历史的问题，但这种指摘并不能减弱丸山对近代天皇制病理的批判力度，也不能形成对丸山国体研究的整体否定。丸山对日本国体论的批判产生于他对时代氛围的敏感性和对现实政治的紧张感。虽然日本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然而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对日方针转变为以反共为主导，时代氛围的变化使日本对战争责任的追究进一步变得困难，丸山的问题意识正植根于对这一现实的批判和对抗。因此丸山的国体批判不能被作为纯粹的历史研究对待，它更是一种作为政治批判和政治斗争的研究，其研究的结论不能与其问题意识和分析工具分离开独自接受评判。限于篇幅，本书在此无法过多涉及丸山真男对日本式思想的批判性研究，读者可参看国内学者孙歌的《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这篇对丸山的批判性研究进行的深入探讨被作为序文收入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中。由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战前的日本共产党及讲座派马克思主义学者、战后的丸山学派还是与丸山学派存在分歧的民众史研究，对“国体”问题的讨论都没有停留在对定义的纠缠上，而是必然与他们对天皇制的整体评价连在一起。其实，要对国体论作出评价，必然意味着研究者要对整个日本近代史和日本天皇制作出评价，因为作为一个用语的“国体”所反映的是更深层次上的近代天皇制的整体构造问题，这也是本书以思想立场来整理国体论研究的原因。老一代自由主义者——与以上相对，“老一代自由主义者”（old liberalist）老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有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田中耕太郎、安倍能成等。对“国体”多是拥护的，日本伦理思想史学家和辻哲郎可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和辻哲郎在战时就出版了《尊皇思想及其传统》（1943）、《日本的臣道》（1944），战后又出版了拥护象征天皇制的《国民统合的象征》（1948），这三部著作之后收录在《和辻哲郎全集》第14卷中。对于“国体”这个问题，和辻自称因为“国体”意义的含混，他在很多时候避免使用这个词。但在战后围绕新宪法是否改变国体，他于1947年与持国体变更论的法学博士佐佐木惣一进行了一场著名的争论。他对佐佐木的两篇回复文章，收录在《国民统合的象征》中。他反对佐佐木的“国体变更”说，认为战后所谓的国体变更，变的只是明治以后日本建立的政体，而不是日本历史上真正的国体；他主张文化的、非政治的天皇，也就是天皇不掌握政治实权、只作为国民爱戴的精神实体才是天皇制的本质，他认为战后的象征天皇制正好回归到这一本质上来。就这样，通过从文化的、心情的角度刻画天皇制的本质，他巧妙地得出了“国体在战后没有断绝”的结论，达到了维护象征天皇制的目的。对于“国体”这个概念，和辻主张用世界上通用的“政体”概念代替，他甚至认为如果早使用“政体”的说法，就不会出现国体明征运动了。在这里，和辻表现出他对国体问题思考的极大局限性——他把国体在历史上引起的混乱和争论仅看作是词汇使用的问题。和辻否定战前有宗教化倾向的国体和狂热的皇道主义，这有着积极意义，但他创造出一个与政治无关甚至超越了国家框架的文化的“国体”概念，和辻认为“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才是天皇本质的意义，而这即使在日本这个国家分裂解体的时候也仍然存在，所以真正的国体未必一定要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它必须是与国家不同次序的东西。所以这个统一不是政治的统一，而是文化的统一。「国体変更論について佐々木博士の教えを乞う」,『和辻哲郎全集』 第14巻，第367頁。从而在否定战前国体的同时把战前“国体”应当担负的历史责任悄无声息地消解掉。因为既然战前的国体是日本历史上的异化，那么日本在战败后改为象征天皇制，自然就恢复了常态，这种“拥抱战败”的观念，无法承担对日本现代病理进行解剖的重任。但他诉诸文化和民众心情，寻求与战前在文化上的连续性，这一做法在日本战败初期萎靡低迷的精神状况中却有巨大的接受空间，因此在战后被继承下来，并有复苏迹象。与之有类似看法的还有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将20世纪30年代到战败之间称作“最近十余年的特殊形势”，认为这段时间是日本历史的发展脱离了常轨，是由于幕末维新期的复古神道派和军部、超国家主义者单方面地主张天皇为现人神、主张天皇亲政等才造成的，并不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讲座派和丸山学派是把“最近十余年的特殊形势”错当成了普遍形势。南原繁虽然同属于“老一代自由主义者”，但他对民主“主体性”的探求，使他具有与一般的象征天皇制拥护者不同的特点。战败时南原繁是贵族院议员和东京大学的校长，也是参与战败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针对战败给日本带来的巨大转变，他指出战后国体是变化了，但他关心保持日本历史和传统连续性的问题，他指出，君民契约说不适合日本的传统，因为在日本很少把君主和人民对立起来思考，他提出了“国民共同体”论，以对抗人民主权论。他认为战后的日本不像西欧那样是人民从君主手里夺取权力，而是国民重新觉醒到自身的存在，在自己的意志之下保留了天皇制。这就是国民共同体，或叫国家共同体（Volksgeemeinschaft,national community）。这个共同体里的天皇，已经除去了战前的神道色彩和宗教色彩，他的地位的保留，就在于他是“国民意志的共同体的象征”。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共同体民主主义”，与民主主义并不相悖。丸山真男、福田歓一編：『聞き書 南原繁回顧録』，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第338—339頁。虽然南原与和辻在国体是否断绝上意见相反，但在建立一个以天皇为核心的国民共同体、并以此实现日本民族的连续上是相通的。其他——以上几种立场成为之后国体论研究的基本知识背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国体论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角度。1.国体论的建构性的角度如桥川文三（1922—1983）在《国体论·两个前提》和《国体论的联想》橋川文三：「国体論·ふたつの前提」、「国体論の連想」,『橋川文三著作集』 第二巻所収，筑摩書房1985年版。两篇论文中指出，明治宪法创造出的“国体”，绝不是日本民众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意识的延续，而是与他们的氏神信仰和宫廷崇拜异质的东西。而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渡边浩（1946—）则在《“教”与阴谋——“国体”的一个起源》一文中指出，国体论就是为了实现基督教在西方实现的“人心统合”与“维持道德”的功能而被创立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国体论及其教育就是改头换面的基督教。渡辺浩：「『教』 と陰謀—— 『国体』 の一起源」，渡辺浩·朴忠鍚編著 『日韓共同研究叢書11 韓国·日本·「西洋」 その交錯と思想変容』 所収，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5年版，第403頁。历史学者三谷太一郎在这之前也已经提出了“天皇制”是与欧洲基督教“在功能上的等价物”的观点。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岩波書店1997年版，第200頁。因此渡边浩指出伊藤博文并非为了设置国教而创出“国体”，而只是看中了它可以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因此渡边浩将国体论的确立称为“‘教’与阴谋”。2.国民认同以及民族主义的角度大阪大学大学院国际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米原谦（1948—）于2002年出版的著作《近代日本的认同与政治》中，第一章名为“在国体论与公民宗教之间——以nationality 为中心”，即是对国体论的探讨。他以日本近代的国民认同为视角，借鉴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宗教”的观点，重新解读了国体论。认为“国体论是对沦为殖民地的敏锐危机感的产物，是背负着近代化和国家独立双重课题的日本所创造的一种公民宗教”米原謙：『近代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政治』,ミネルヴァ書房2002年版，第5頁。。他有选择地收入了一些思想家围绕着nationality和国体展开的议论，这些思想家并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宣扬者，而他们对“国体”的重视使作者看到了“国体”曾被寄予了统合和建立国民认同的期望。但在日本成了殖民帝国以后，国体论就是在国家认同领域发挥排斥和打压作用的一个典型。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熊英二（1962—）的《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则指出了面对甲午战争后日本拥有殖民地的事实，原本奉行单一民族国家逻辑的国体论不得不对自身逻辑进行修补，改为多民族论，适应了帝国膨胀的需求。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 〈日本人〉 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1995年版，第136—151頁。有不少学者都关注了国体论在应对新的时代课题时发生的逻辑转变，这方面的著作如昆野伸幸的《近代日本的国体论——“皇国史观”再考》昆野伸幸：『近代日本の国体論—— 〈皇国史観〉 再考』,ぺりかん社2008年版。、关口Sumiko的《国民道德与性别：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関口すみ子：『国民道徳とジェンダー ——福沢諭吉·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等。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松浦寿辉（1954—）也注意到，国体论在近代以来的每次兴起，都出现在日本面临存亡的危机或是主观认为有这种危机的时候，因此他指出国体论是对外来危机的一种反应，而且是一种“过敏”的反应，它具有对外在威胁的“易感体质”。松浦寿輝：「国体論」，小林康夫、松浦寿輝編 『メディア-表象のポリティックス』所収，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309—331頁。而“比起它是什么来，‘国体’更重要的是要用这种过敏和由此产生的僵硬的防卫意识来定义”松浦寿輝：「国体論」，小林康夫、松浦寿輝編 『メディア-表象のポリティックス』所収，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313页。。松浦指出，不像日之丸旗能代表日本一样，“国体”作为一个记号，其所代表的内容却模糊甚至空洞，因此“国体”作为一个表征符号而言是一个有缺陷的词语；但同时，“国体”正是由于表征功能不全才发挥了自身的功能。松浦寿輝：「国体論」，小林康夫、松浦寿輝編 『メディア-表象のポリティックス』所収，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317页。松浦由此指出，“国体”是一种美丽的、有强大力量的空话，它是在危机意识的促发下为了凝聚共同体而打出的大旗，然而这个大旗所描绘的图案，除了它自身之外并不意味着任何其他东西。松浦寿輝：「国体論」，小林康夫、松浦寿輝編 『メディア-表象のポリティックス』所収，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316页。3.由传统社会向近代过渡的角度圣学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吉田博司（1948—）的《近代日本的政治精神》，运用卡尔·波普尔“封闭型社会”和“开放型社会”的概念，指出昭和时期国体论的抬头，意味着由于近代化的各种矛盾和在国际上被孤立、已经不堪“开放的社会”重负的近代日本理性的败北。但是他同时指出，国体思想并不仅仅只是由完全封闭的政治原理支撑的极端的东西，明治期的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期的民本主义，都主张在国体（天皇主权）和议会制民主主义之间调和。在激烈的历史社会变动和帝国主义国际环境中，日本能够免于遭受分解、分割和革命的悲惨命运，国体这一封闭的政治原理所起的安定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吉田博司：『近代日本の政治精神』，芦書房1993年版，第6—7頁。4.宪法及宪政研究的角度有些学者从宪法研究的角度对国体论进行研究，如法学者长尾龙一和增田知子。他们常以某位法学者的国体论为出发点，考察国体论与日本近代宪政之间的纠葛。长尾龙一（1938—）对国体论的论述主要见于著作《日本法思想史研究》、《日本宪法思想史》和论文《国体论史考》。長尾龍一：『日本法思想史研究』，創文社1981年版；『日本憲法思想史』，講談社1996年版；「国体論史考」，青木保〔ほか〕編集 『近代日本书化論2 日本人の自己認識』 所収，岩波書店1999年版，第63—85頁。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增田知子（1959—）在《天皇制与国家》中，分析了法学者穗积八束和美浓部达吉等人的论著，指出近代日本的国家体制是以国体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君主专制主义与原理完全不同的立宪主义的复合构造。増田知子：『天皇制と国家』，青木書店1999年版。5.历史上对“国体”的不同理解的角度国学院大学日本书化研究所教授大原康男关注对国体理解的差异，他认为，仅仅从天皇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无法透彻了解近现代天皇制，只有从法的、政治的国体观中解放出来，才能窥见天皇的本质。大原康男：「明治憲法と天皇制」，国学院大学日本书化研究所編 『近代天皇制と宗教的権威』 所収，同朋舎1992年版；「天皇統治と象徴天皇の間」，国際交流基金 『国際交流』,1995年第68号。他指出自明治以后，多义的国体观大致收敛为两个轴：（1）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国体观，把“万世一系的天皇进行政治统治”看作日本的国体；（2）历史、伦理意义上的国体观，即在第一种意思之外，还将皇位的观念、君民的伦理关系、法律、政治体制、惯习等包括在内，是日本存在构造的总体。这两种国体观一直保持着分化的状态，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能统一起来。大原康男：「明治憲法と天皇制」，国学院大学日本书化研究所編 『近代天皇制と宗教的権威』 所収，第162—164頁。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教授姜尚中（1950—）则专门区分了作为体制的“国体”和作为文化的“国体”，指出体制的“国体”体现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等文本中，但与此同时还有一种“美学的”国体论，它以“反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态度”出现，诉诸日本独特的文化，但也包含着转化为“全政治主义”的可能性。借助对国体论的二元性的解释，姜尚中指出“国体”在战后一边在形式上与以前断绝，一边又在本质上保持了连续。姜尚中：『ナショナリズム』，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7、88—94頁。姜尚中是战后出生的在日韩国人，近年来在日本公共舆论界颇有影响，他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书是专门论述国体民族主义的专著，他对国体论的研究也具有与日本本土学者不同的视角。在二元的“国体”当中，姜尚中更关注的是作为“文化”的“审美的”国体，他创造出了一个词语，叫“心情（こころ）主义”，即把“非政治”或“反政治”的审美化了的情绪性体验作为日本人国民认同的根据。他对历史上四个阶段的国体民族主义做出分析之后认为，以“心情主义”为基础构建的君民一体的共同体，才正是日本的“国体”，而且这一层次的国体不会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迅即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姜尚中对日本战后民主化的出发点做出了犀利的批判，他指出天皇发出停战指令的“玉音放送”其实正是意图维持国体的宣言，而1946年的“年头诏书”也是强调“心情”的共同体主义，所以姜尚中把它看作是与美国协调后做出的新国体诞生宣言。姜尚中：『ナショナリズム』，第92—93頁。由于日本战后以象征天皇制的形式保留了天皇，并且现任天皇（1989年成为天皇，年号改为平成）秉承不涉入政治的宗旨，在民众中保持了谦谦君子与和蔼长者的形象，作为个人获得了民众的尊敬，所以日本学者从今天的天皇制中较难生出对历史上的天皇制专制主义和国体论进行批判的动机。也由于战后民主化的发展，日本人由于自身的认同所系，也很少认为国体意识形态仍然是今天日本知识分子的课题。这就是战后过了70年后，除了右翼的叫嚣一直不变之外国体论很少进入学者研究视野的原因。然而在21世纪初，由一个非日本裔的在日学者出于对日本现实政治的关心，选择了国体论作为研究日本民族主义的视角，这本身即具有耐人寻味的意义。以上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情况。以下是中国学者对日本国体论的研究情况。二 中国学界的研究国内学界较少专门以日本的“国体论”为研究对象，可以说对于“国体论”，国内学界基本上尚未将其从“天皇制”的研究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看待，对于国体及国体论的阐述多散见于对日本天皇制、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国民特性和宪政制度等的研究。如向卿的《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向卿：《日本近代民族主义（1868—18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武心波的《“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武心波：《“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陈秀武的《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陈秀武：《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等。除此之外，有些论文针对某位国体论者如会泽正志斋、北一辉等的国体论进行研究，或对国体论的某一项内容进行研究，如建国神话、家族国家观、皇国史观等。但综合来看，从整体上呈现国体论在历史上的全貌的研究尚未曾见。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日本研究中，竹内好曾举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戴季陶的《日本论》和周作人的散文集为中国人所写的日本论的三“白眉”，并说“若要从其中只选一本的话，戴季陶当首屈一指”转引自许介鳞《谁最了解日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黄遵宪1887年的《日本国志》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写于1887年，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895年才出版。（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在“国统志”篇开宗明义地论述世界各国的国家形态，指出日本是绝无仅有的存在。戴季陶1928年的《日本论》已对日本的国体论有所提及。但他基本上把国体论看作是君权神授思想在日本的体现，没有看到国体论在政教关系上是与西方君权神授思想呈现相反方向的，这一点将在本书的第五章“国体论的宗教层面”中详述。同时，戴季陶没有看到国体论的意识形态性和建构性，也没有将它和宗教上的敬神思想区别开来，认为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是由“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但是此书没有给国体论贴标签，而是抱持着一种开放性的视角，指出日本书明必须要立足于“世界人类的普遍性”，否则就“一定要落到神权迷信上去”，但同时也指出了这一种自尊心也是日本“民族存在发展的基础”，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思想里“复古情绪中所含的创造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页。在这些研究之外，姚宝猷1935年的《日本“神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姚宝猷：《日本“神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专刊第二期抽印本，1935年版。和王迅中1942年的《日本历史概说》王迅中：《日本历史概说》，正中书局1942年版。也值得参考。前者从历史、地理和民族传说等方面阐述了日本神国思想的来源，并指出了其对日本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形成的影响。后者则有对日本战前政治体制的论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研究中，就著作而言重要的有哲学家朱谦之（1899—1972）的《日本哲学史》朱谦之的《日本哲学史》最早于196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年人民出版社发行了新版。和天津社会科学院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朱谦之的《日本哲学史》是国内最早的日本哲学史的通史著作，书中没有系统地涉及国体论，只评述了会泽正志斋《新论》和北一辉《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体现的国体思想。由于囿于“哲学史”的范围，书中对国体论者的涉及比较有限，而且由于研究的开创性质，有的观点值得商榷。其一是，他认为会泽“整个思想体系都属于封建剥削的思想体系，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言”，这种评价有失偏颇。要想对以会泽为代表的后期水户学的国体论有中肯的评价，部分地需要跳出幕末时期，将视野向后延伸。水户学的国体论是幕末尊王攘夷思想的重要源泉，它不仅在幕末幕藩体制面临内外危机的情况下成功地统一了人心，而且被明治维新进一步继承，确立为近代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会泽的国体论尽管具有复古和封建的一面，但同时又是近代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早期体现。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其思想已经部分地超出了封建秩序的框架，对近代以来的国体论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如果只着眼于其阶级性和保守性，仅仅贴上“封建的”标签予以否定，难免会遗漏对近代以来日本政治精神进行探索的绝好线索。其二，朱谦之对于水户学的定位是朱子学走向极端神道化走向保守的结果，但实际上，水户学前期虽明显属于朱子学系统，但后期已相当脱离了朱子学的框架。尾藤正英更是指出，所谓的水户学属于朱子学的系统，是水户学的主倡者为了获得认可而故意制造出来的一种幻象。因为作为一种新的主张，尤其是倡导者的身份属于中下级，为了立足就不得不依靠某种传统的权威。“大义名分”本不是朱子学的用语，而是日本的新造。今井宇三郎、瀬谷義彦、尾藤正英校注：『日本思想大系53 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560—561頁。对于后期水户学的评价，后来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就较为成熟。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时间跨度大，从古代天皇制至战后象征天皇制，是一项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基础研究。作为天皇制面临危机时出现的思想和思潮的代表，收入了会泽正志斋的《新论》、北一辉的《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美浓部与上杉的国体论争等内容，并做出了介绍和评论。就论文而言，值得关注的是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潘昌龙的《试论〈明治宪法〉 中的国体论思想》潘昌龙：《试论 〈明治宪法〉 中的国体论思想》，此文本为油印版，印于1988年8月，后作者略加修改后发表于《外国问题研究》1989年第1期（此刊1999年起更名为《日本学论坛》，于2009年起又改用原名《外国问题研究》）。因发表于期刊上的论文日期较新，下文所引页码均指期刊版。一文。潘昌龙在论文中对国体论的内容和性质进行了定义，他指出：“‘国体论’严格地说是产生于日本封建末期、近代初期的一种‘复古’的社会思潮，是在封建体制已不能适应历史进步和民族独立面临危机的背景下，在各种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凝聚成的一种保卫民族独立，挽救封建统治的封建的政治观念。就对内来说，它力图使天皇统治永久地合法化；对外来说，它力图以大和民族神国、神系、神魂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抗拒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为代表的近代文明意识。应该承认，它是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部份。”潘昌龙：《试论 〈明治宪法〉 中的国体论思想》,《外国问题研究》1989年第1期，第17页。文中指出“虽然对‘国体论’还很难给它下一定明确清晰的概念，但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基本信条”。一是“神国思想”，二是“尊皇思想”，三是“大和魂论”。潘昌龙：《试论 〈明治宪法〉 中的国体论思想》,《外国问题研究》1989年第1期，第17页。在国内对国体论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潘昌龙的这篇论文史料丰富，研究深入，观点明晰，是难得的一篇。由于其研究对象囿于明治宪法，不以提供一种整体的国体论视野为目的，而且仍把国体论看作封建的、复古的思想，因此存在一定缺憾。但即便如此，相对而言，文章对国体论的产生、性质和内容做出的评价比较中肯，尤其是指出了它是“披上政治神话的外衣构造成的一种人为的民族精神”，同时又“是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份”，这种全面的视角难能可贵，也使其观点颇具深度。但可惜的是文中对此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而且作者之后没有将这项研究继续下去。另外还有几篇正面涉及国体论的论文。社会科学院汤重南的《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汤重南：《浅谈近代日本的国体——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研究》1999年第4期。以军国主义的建立为主线对日本近代的产业革命、教育体制、法政体系等的建立进行了论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允起的《幕末明治初期的“宪法”与“国体”》张允起：《幕末明治初期的“宪法”与“国体”》，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十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在立宪思想的框架之内对“国体”进行了讨论，因而不得不遭遇“国体”的多义性以及在立宪思想上呈现似是而非的困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宪生的《论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起源——读会泽安 〈新论〉》张宪生：《论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起源——读会泽安 〈新论〉》,《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4期。对国体论的先驱者会泽正志斋的《新论》做了评述。还有哈尔滨师范大学王琪的《日本国体论源史考》王琪：《日本国体论源史考》,《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尽管文中对国体论的渊源进行了追溯，但对日本古代、近世和近代不同的“国体”用法没有做出区分，而且对日本接受西方法学影响后从主权角度定义的国体以及日本传统语境下的国体用法也没有做出区分，于是难免导致使用上的混乱。王新生的《“神之国”与“国体”惹风波》王新生：《“神之国”与“国体”惹风波》,《世界知识》2000年第13期。则对2005年时任首相的森喜朗的“国体”发言做了简介。除此之外，许多论文尽管没有专以“国体”为对象，但也部分地涉及了日本的“国体”，如：王金林的《近代天皇制的理论结构》王金林：《近代天皇制的理论结构》,《日本学刊》1995年第6期。《江户幕府末期日本的国学和国学神道》王金林：《江户幕府末期日本的国学和国学神道》,《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王金林：《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皇室神道的形成与天皇的神化》王金林：《皇室神道的形成与天皇的神化》,《日本研究》2007年第1期。，陈秀武的《论日本大正时代的知识分子》陈秀武：《论日本大正时代的知识分子》,《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文中有对北一辉的评介。10《记纪神话中的日本政治意识初探》陈秀武：《记纪神话中的日本政治意识初探》,《日本学刊》2007年第1期。1 以及著作《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陈秀武：《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武心波的论文《“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武心波：《“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日本学刊》2007年第3期。，等等。在港台学界，还有中兴大学历史系林正珍的《近代日本的国族叙事——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国族叙事——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李永炽的《日本的近代化与知识分子》李永炽：《日本的近代化与知识分子》，台北水牛出版社1991年版。、台湾大学名誉教授许介鳞（1935—）的《谁最了解日本》许介鳞：《谁最了解日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系王小林的《“职分”、“世间”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王小林：《“职分”、“世间”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2005年7月第36卷第2期。，等等。三 西方学界的研究西方学界对“国体”在日本的重要性也有所体察，1937年颁布的《国体之本义》在1949年就被翻译成了英文。Kokutai no Hongi: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entity of Japan，由John Owen Gauntlett翻译，哈佛大学出版社1949年出版。后又于1974年推出新版。Kokutai no Hongi: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he national entity of Japan,translated by John Owen Gauntlett,edited by Robert King Hall,Newton,Mass.: Crofton Publishing Co.,1974.但总体而言，国体论在西方学界仍是个相对受忽视的研究课题，从仅有的一些研究来看，研究者多是有在日生活经验并深谙日本历史、政治和社会特点的西方人，如B.H.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和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10—1990）。前者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最著名的日本研究者之一。后者是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曾于1961—1966年间出任美国驻日大使。另一些对国体论有所研究的就是进入西方学术界的日本籍学者，如 Bob Tadashi Wakaba-yashi的Anti-Foreig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Early-Modern Japan: The New Theses of 1825。而这仅有的一些研究，也大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某些国体论者的国体论的介绍性研究，另一种就是以西方对宗教的理解套用在国体论身上，其结果就是分不清日本的国体论与真正的宗教的区别，从而多将观察的重点放在神道在昭和时期的被“恶用”上，把国体论消解到国家神道的问题中去。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由于近代化的相异背景，国体论作为日本这个后发国家向近代过渡过程中的产物，对于那些被作为近代化模板的西方国家而言还是稍嫌陌生的。B.H.张伯伦在写于1912年的文章《一个新宗教的发明》Basil Chamberlain（1912）,The Invention of a New Religion,London: Watts ＆ Co.,17 Johnson's Court,Fleet St.,E.C.中，指出了明治时期伊藤博文等人所树立的天皇信仰其实是一种新的宗教，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自然产生的现象。这篇文章在西方及日本学界都具有很大影响，就是因为它指出了国体的人为性质，对其意识形态性做了很好的揭示。对日本的国体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一是把它看作日本固有的传统，一是看作近代的新制，后一种看法的代表人物就是张伯伦。赖肖尔在《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中并没有专门论述“国体”，只简单地提到“国体”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制度”，但他对日本近代前后的政治体制和天皇做了大量的论述。赖肖尔把日本作为“非西方”世界里近代化的成功典范，但他认为在近代以前，“日本人在他们的政治遗产中，没有任何民主思想的基础，也缺乏民主实践的经验”，在日本的封建时代，不存在不容剥夺的权利，在上下级之间也只是单方面地强调下级的绝对服从，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人们很难想象有哪种制度比日本向西方开放前夕的政治形态更缺乏民主思想和民主体制的基础了”。但尽管如此，像明治维新这样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重大变革却能够被民众所接受，就是因为明治时期的统治者利用了“他们自己的古老的天皇统治制度”。相对于中国不得不借鉴外国的意识形态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日本“由于利用了本国的意识形态，无疑减轻了这次剧烈变革可能造成的痛苦和创伤”［美］埃德温·O.赖肖尔、马里厄斯·B.詹森：《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孟胜德、刘文涛、汪绍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229、230、79页。。由于是“恢复”皇室统治，所以明治维新所采取的变革就显得十分合理，尽管这在事实上导致了日本社会的全面改革。尽管日本近代以前的传统文化在赖肖尔那里被评价为“缺乏民主”，但社会学家贝拉却把在日本传统社会内部寻找促发近代化的因素作为自己的课题。众所周知，贝拉的《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深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的影响，其问题意识就是看日本的宗教中是否存在着像新教伦理那样的与资本主义相契合的精神和伦理。因此在“宗教与政治”一章中，贝拉将武士道以及幕末国学、水户学的国体意识作为分析对象，认为在当时封建割据和阶级差别的情况下，“国体”意识通过将忠诚集中到天皇身上，促进了权力的延伸和理性化。由于将天皇作为神、君主以及家长，贝拉认为日本“国家的概念就是把宗教的、政治的及家族的思想不可分割地熔铸在一起”。“‘国体’就是宗教实体和政治实体的同一化。”［美］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5—128页。贝拉在此书中把宗教作为功能的概念加以利用，只要能够为人类行动提供终极价值和在人类遇到终极挫折时提供安慰，不管是否自称为宗教，都被贝拉归入宗教一类，因此国体论出现在“宗教与政治”一章中就可以理解了。但是虽然国体论有以宗教为手段实现政治目的的一面（贝拉将其称之为推动了“政治的理性化”），但反过来也使得日本近代的政治带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原本是为达到政治目的而被创造的国体论后来出现了以手段取代目的的巨大转变，恰恰成为将日本近代政治推向非理性化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称为“推进了日本的政治理性化”，是需要综合两方面的结果做慎重判断的。丸山真男评价贝拉此书时，说作者不愿意面对日本模式的缺点或者说不愿去计算日本近代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所言的。同时丸山也指出贝拉在书中所用的“理性化”和“现代化”是带有极大模糊性的概念。［日］丸山真男：《评贝拉的 〈德川宗教〉》，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附录三，第296页。尽管赖肖尔和贝拉都有意识地把日本作为“非西方世界”的国家看待，但都难免带了到日本寻找西方经验的对应物的意识（贝拉在《德川宗教》中寻找欧洲新教主义的日本版），他们虽然对日本的近代化保持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审慎的态度，但对日本近代化特征中那些貌似与西方近代化相符、但在意义和结果上有重大不同的表现，往往关注不够，或是根本没有作为问题对待。综上所述，因为国体论在战败前是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对国体进行的客观评价和研究在日本战败后才成为可能。但相较国体论在战前对于民众思想发挥的强大力量，战后对国体论的研究并不能算是深入，对国体论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国体”一词为何语义不清的问题上，前人的研究除了词汇混用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独断性之外，并未提供其他的解释，而且也多是只涉及了国体的一个方面（政治、宗教或宪法），但本书试图强调的是，国体论是日本为完成近代国家建构而创立的，正是由于日本选择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近代化模式，“国体”才无法在西方的学问领域里找到一个对等的词汇，正因为“国体”是作为包括了政治、社会、宗教等方面的整体而存在的，“国体”才是一个无法仅仅归于法学政治学的词汇。而这个暧昧不清的概念所反映的，正是日本作为一个非西方世界里的后发国家不同于西方世界的近代化特征。这种解释和视角在先行研究中尚未曾见。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一 研究方法本书不专门以某位国体论者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而是将幕末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历史上屡次兴起的国体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视为国体论这一特殊的思想史现象在一百多年发展链条上的一个个不间断的节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直以来人们所批判的国体论，从其被揭示的特征和功能上来看，常常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体论，或是指以家族国家观为特征的国体论，而实际上这只是近代天皇制发展到法西斯阶段的国体论，是国体论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的形态。在这个阶段，国体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自我民族中心主义扩展到了顶峰，其非合理的一面也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如在1941年文部省教学局编纂的《臣民之道》中，连吃饭、睡觉都成了与国家有关的事。“日常我等称之为私生活的，归根到底都是臣民之道的实践，都是翼赞天业的臣民的事务，都具有公的意义。……虽是一碗饭、一件衣，也不单单是自己之物，即便在游闲、睡觉之时，也不是离开国家的私我，一切都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我等在私生活中也须勿忘归一天皇奉仕国家。”但问题是，这个阶段国体论呈现的是一个极端状态，它的反动性特征当然在这个阶段最为明显，但国体论最初是为克服封建制的危机和回应近代国家建构的课题而出现的，而这个历史功能在它的极端阶段已被其反动性特征所压倒。如果仅从这个极端状态中去观察，就相当于仅从结果来看问题。当看结果的时候，事物的运动已经结束，因而呈现静止的面貌。当它尚在进行中时包含的许多歧异的方向和多元的问题，在完成了的形态中恐怕都消失了，呈现出来的只是单一的面貌。国体论从结果上来看，当然是反动的、自我民族中心主义的、独断和狂妄的言论，但是如果止于这个结果，日本近代化的特殊性和为了近代化在政治上所做的复杂取舍就完全无法进入视野。实际上，国体论出现在近代天皇制的预备期、摸索期、形成期、停滞期和法西斯期的每个阶段，在这个跨度达120多年（如果从1825年的《新论》开始算起）的时间里，国体论一直在发展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功能。这只有将国体论视为一个整体才能把握。本书拟采用政治思想史的方法，分析日本的近代化为什么会需要国体论这样一种思想，它又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对日本政治及精神领域发挥了何种功能和影响。当然，处理时间跨度这样长的一种庞杂思想，难免会牺牲某些有意义的细部，但要想真正把握国体论的实质，除了将它当作一个整体、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它的历史功能之外别无他法。从约120年的国体论史中剖开一个纵切面，要比仅从某一思想家的作品出发考察的横断面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国体论作为意识形态，具有掩盖某种现实的作用，所以它的实际意义并不完全等于被宣扬的内容。因此，本书将采取两种姿态，一方面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思想的内部，把握其逻辑内容和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则立足于思想外部，着眼于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双向运动，关注思想的社会功能。因此，对于国体论的考察必须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一方面，需要分析它的价值观体系以及对它形成支撑的个人与国家的理论，厘清国体论的思想来源和发展演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观念和意识形态，国体论还产生并发展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因此对它的考察还必须联系特定的历史状况和政治实践，分析它作为一种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互动。本书力图深入国体论这一研究对象的内部，在“理解”的基础上（虽然理解并不等于赞成，但理解仍十分重要）做出思想批判，试图避免抽象的意识形态暴露和情绪化的政治表态。因为以抽象的方式对国体论名下的一切思想统统划为意识形态，站在它们的对立面进行否定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遮盖了这些思想在历史中所担负的功能和历史责任。对于国体论的真正批判必须进入历史的具体状况之中，否则，预设了二元对立立场的抽象批判，不能透彻把握批判对象的本质，反而容易陷入与他们所批判的国体论者同样的逻辑。通过国体论对日本近代政治文化做一接近，这种方法是否具有可行性呢？前人研究指出，一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概念，是这个社会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现。通过这一概念，我们能获得接近这个社会文化的媒介。石田雄在《近代日本的政治文化与言语象征》中专门以“国体”这个语词为例，指出了语词与其背后的政治文化的关系。他也点明，通过考察一个语词随着时代变化而形成的轨迹，可以获得这个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线索。石田雄：『近代日本の政治文化と言語象徴』，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7—9頁。“国体”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概念。从明治时期天皇制国家确立起直到日本战败为止，国体论一直是日本正统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它是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也是权力的正当性依据，并通过国民道德教化长期控制了日本的国民意识。国体论与日本政治权力之间具有的这种亲缘关系，使它成为考察近代日本政治文化的一个绝好视角，是理解日本近代精神构造时回避不了的问题。本书的目的首先是从思想内部的逻辑演变来把握国体论的历史变迁，试图通过对国体论这一思想所经历的历史变迁，透视日本自明治维新始直到战败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到底具有怎样的精神构造。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我们必须要注意两个问题。因为从语词本身的语义演变中透视社会的政治文化，有其视角上的局限，只有在对这一局限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才会获得时代的正确信息。第一个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口号所宣扬的内容未必等于实际的时代状况，出于种种现实的考虑，口号往往超前或滞后于现实，也就是说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所宣扬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二者之间并不能直接画等号。比如明治宪法中虽然确立了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为日本的国体，并在《教育敕语》中讴歌君民的情意和忠君的道德，但在这两个文本出现的明治初期，天皇由于在长期的武家政治中被架空，并不具备它们所宣称的那种权力，对于民众更是如同“云上人”，并无文本中宣称的那种密切关系。因此，虽然语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但也必须分辨语词本身具有的“虚像”和“实像”。这就需要引进作为社会意识的语词与社会存在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视角。对于国体论这一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形态，要一方面从“内部”出发，分析内部价值及逻辑整合性，另一方面要从“外部”，揭示这一思想的社会背景、发挥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功能，以及这一思想背后隐藏的主观动机和意图。另外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国体论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了异质因素的复合体，它不是一个均质的思想体系。国体论是一个统称，其内部包含了方向歧义的思想，并非铁板一块。作为后发国家，日本一方面要迅速实现近代化，另一方面又怕丧失了日本之所以为日本的东西，于是这两种意图同时被整合进国体论中，在国体论的内部形成对抗，同时又互相妥协。这使得国体论的内涵及表现形式都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它既可以是神权政治的、保守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亦可以是民主的、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如北一辉）的，在政治体制上同时表现为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既表现为分权的、又同时是专制的，甚至维护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和反抗君主专制的革命思想，都可以奇妙地统一在“国体”这一个名称之下。如在北一辉身上体现出的以国体论对抗国体论的情形，以及1935年国体明征运动中体现出来的“显教对密教的征伐”等奇妙的现象。因此，国体论不是一个用制度论就可以穷尽的问题，它虽然外在表现为政治制度——以天皇为顶点的绝对主义体制，但同时又内化于日本国民的精神结构之中，“国体”一词总也不能仅以西方法学的解释来定义，而总是被赋予“国家之根本”、“民族精神之源泉”之类的价值判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国体论也不能仅从制度背后的内容来把握。因为国体论不仅是制度背后的运作内容，其本身即体现为制度，那就是绝对主义的天皇制，所以“结构—内容”的分析框架对国体论也是失效的。二 本书的视角本书立足于这样的视角，即国体论作为一种言论和思潮是在日本与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大规模接触下出现的，它所处的历史位置正是日本从封建制向近代国民国家过渡这一过程。在这一视角之下，本书将思考如下问题。（一）“国体”概念体现了日本作为异于西方的后发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独特性日本的“国体”是多含义、多侧面、多层次的含混概念，是日本近代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在西方政治学中无法找到一个与这一“国体”相对等的概念。其他的如“民族国家”、“民主”、“法”、“自由”等概念，也都无法以它们在西方国家里的含义原样套用在日本的近代语境中。要么是这些概念无法囊括日本的情况，要么是在日本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已不自觉地发生了语义的变化。而如果把目光扩展到日本以外，可以发现在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的“民族”、“国家”等观念以西方现有的政治学的概念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已是学界的公论。而这并不单单是词汇使用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现代社会科学多是西学，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相适应，所以非西方国家在使用时不得不面临从西方借用资源的困境，而这些借用来的资源又存在着无法完全适用于本国情况的问题。在西方国家掌握现代社会科学话语权的情况下，许多西方学者或是由于对东方国家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常常把西方现代科学里的概念类型作为唯一标准，而把那些不符合这些框架的东方国家的情况作为例外，抑或是将西方的理论作为现代、民主、进步、理性的标准，而把前现代、非民主、停滞和非理性等词加诸于东方国家身上。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这些与西方概念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思想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厘清这一概念在东方国家语境里的用法的同时，本书也试图借由这一操作指出，同一概念在东西方的不同，其根本原因是概念所反映的历史事实的不同。就日本的国体论而言，它已不单是个词汇的问题，还是关系到日本的近代社会史、政治史、宪政史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国体论中包含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日本应走何种近代化道路的思考，他们既无法原样照搬西方的模式，又无法原样保存日本的传统，国体论所体现的正是他们在这一困境下的最终选择。在上述视角下，本书将首先厘清“国体”的概念，并试图指出“国体”存在着三个层面：1.政治层面：不仅仅体现为政治制度（天皇制），同时还是其背后的运作原理；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和国家支配原理。2.社会层面：日本近代的国家和社会边界不清，国家与社会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国家渗透甚至包括了社会，政治的原理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一套社会组织原理和价值体系，包含了日本人的国家观、道德观和伦理观，与日本的民族认同、民族存续的问题息息相关。3.宗教层面：呈现为一种与西方近代国家不同的政教关系。国体论一方面通过国家神道形成了一个以天皇为顶点的、金字塔形的国家祭祀体系，通过这种神社的等级体系来支配国民的信仰；另一方面又通过教育敕语、国民道德论等国民教化手段对本属国民私人领域的伦理和道德进行支配，以“非宗教的宗教”的形式对国民的忠诚进行着宗教般的极端要求。（二）“国体”的两重性保守（或是封建、反动）与进步、复古与革命、善与恶、对与错，这种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图示惯于在意识形态的批判中被使用，在国内外学界对日本的研究中，也常可见到这样的模式。但是，历史本身是复杂而具体的，担负了重大时代课题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家的决断一定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权衡纷繁复杂的利害关系之后做出的，他们在时机和顺序（timing and sequence）孰先孰后上常不得不有所取舍，因此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反而常常是，在一个人身上或是一种思想内部，并存着进步和反动两种对立因素，并在斗争和妥协这两极之间不停地交互运动。这使得某些历史人物和思想从表面看来并不一定呈现一以贯之的性格，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因此，将事物简单分为好和坏的二元对立图示虽然在价值判断上方便易行，但在对人和政治的认识上却未必是一个好方法，如果不深入到历史的复杂性内部，就很难透彻把握人物和思想的性格，而有流于简单化和抽象化的危险。国体论就具有这样的复杂性质。它一方面具有从封建制向近代国民国家转化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又有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统治阶级的自我保存问题，使它又具有保守和反动性。更由于其中一直贯穿了日本民族的自我保存这条线，使得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这种复杂性隐含了一个重要的提示，那就是国体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对它封建还是近代、是复古还是革新的甄别上，而在于这矛盾的两面性对立并存的状况之中。因此，不管是强调封建还是近代，单纯对其中一面的揭示无助于全面把握国体论的本质，必须超越二元对立立场的预设，才能接近其本质。在日本战败之后，国体论作为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被划拨到民主的对立面，对其封建保守性的揭露成了国体论批判的中心（而与之相对，右翼和保守的自由主义学者则竭力辩护，说国体论与民主主义并不矛盾）。国体论成为与民主截然对立的反动的代表，在这种批判的根底，依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二元对立思维，那就是绝对化了的“民主”对“反动”。国体论具有封建反动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但如果它纯粹是一个封建的复古的东西，很难想象靠它能完成日本近代化的任务。使国体论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国体论的封建性，而是因为它内部存在着与时代课题相适应的部分。如果仅仅看到它封建和反动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近代性，那么当对战前进行清算时，就很容易认为国体论的内容不值得深入剖析，只贴上个“封建”的标签抛弃即可。这种轻易的否定，同时意味着对一个深刻的事实的忽略，那就是国体论不仅是推动幕末倒幕运动使日本进入近代化进程的思想基础，而且还在近代通过国民道德教化长期规定了日本的国民意识，如果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就难以体会到与国体论相对决究竟是怎样一个艰巨的课题。仅仅贴上个“封建”的标签就将之抛弃的做法，很容易使国体论被排除在研究的视野之外。实际上，战后对国体论的研究之所以较少见到对其本质真正透彻的把握，这种简单的民主—反动二元对立的图示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三 创新之处本书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方面。（一）选题新颖国体论是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核心意识形态，也是日本近代一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与目前学界对其研究的不充分之间形成了反差，这本身亦成为国体论这一现象的组成部分，也成为国体论值得研究的一个理由。日本学界碍于这一课题的政治意义而有所回避，而中国学界多是将国体论作为天皇制研究、神道研究或政治体制等研究中附带提到的问题，基本上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对待。而且这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多是局限于某一人的国体论或国体论的某一侧面，难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国体论这一日本近代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难以有整体的把握。本书试图超越简易的意识形态揭露，将论点不一、角度各异的国体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考察国体论这一现象与日本的近代化课题之间具有何种关系，以及国体论对近代乃至现代日本精神构造的复杂影响。（二）概念澄清本书对“国体”与“国体论”的概念做了梳理与界定，澄清了学界对此似是而非的理解。国内现有研究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将“国体”等同于“天皇制”，因之将国体论混同于天皇制论，而且由于并未对日本“国体”一词的含义和用法进行清晰界定，许多研究对“国体”的语义变迁没有意识，往往将自古以来的国体用法和明治之后的“国体”混同使用，这就导致了对“国体”和国体论似是而非的理解，无法对国体论回应近代化课题这一层性质有所认识，也就无助于揭示国体论的研究意义。本书对“国体”的概念用法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指出，国体论作为一种言论的兴起，是从封建时期向近代转化时才出现的现象，它与自古以来被使用的“国体”用法之间既有继承，又有明显的断裂，国体论是日本向近代国民国家过渡过程中一个特有的现象。国体论中近代的一面在国内学界的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根本上与对“国体”用法的似是而非的理解有很大关系，概念的澄清虽是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但由于“国体”的传统用法与近代用法在能指上并无太大不同，其区别在于所指，所以要在结合其历史功能的视角之下，才能正确甄别同一“国体”概念的语义差别。（三）研究视角迄今为止的研究多是把国体论当作纯粹封建的、复古的、前近代的东西对待。而本书认为，国体论作为一种言论与思潮，是在日本与西方文明大规模接触下出现的，它所处的历史位置正是在日本从封建制向近代国民国家过渡这一过程之中。立足于这样的视角，本书认为，国体论虽然包含大量迷信的、神秘主义的和前近代性质的内容，但它是以包含了前近代的形式存在的近代的东西。它具有两面性，既包含了对传统和封建制的打破，也包含了封建势力的自我保存。这两面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国体论的性质只能从这个矛盾的同一性当中去寻找。在此视角之下，本书试图指出一个超越国体论这一具体问题的问题，即对于东方世界里许多问题无法用西方现有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解释，如果削足适履地硬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里去，无疑会牺牲东方世界里问题的丰富性，也会进一步强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态度。其实，对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的梳理，恰恰蕴涵着真正了解东方社会的契机。这一视角在迄今为止的国体论研究中从未出现过。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书中以清末与英国接触时围绕“夷”字的使用发生的矛盾为例，厘清了“夷”字在中国和英国的用法，揭示了“夷”这一语言符号背后，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的帝国霸权的意图。（四）观点的提出第一，本书指出，国体论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采取的制度与政策提供正当性，另一方面是塑造和凝聚国家认同，吸取民众自下而上的支持，完成向近代国民国家的过渡，并维持政治体制和社会的稳定。它体现了日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对于近代化、对于日本在近代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反思，是一种自觉的建构。但与此同时，国体论又基于日本的传统思想与传统文化观念，是日本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对近代性的理解和对日本传统的执着之间的一种调和。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国内的研究中尚属首次，在日本学界的研究中也并不多见。第二，本书指出了国体论有政治性、社会性和宗教性三个侧面，并以国家建构为主线对这三个侧面进行了剖析。这在以往的国体论研究中尚未曾见。以往的国体论研究往往只是追究其中一个方面，但对其他方面没有涉及，或是专注于某一个人的国体论，因此无法对国体论的整体有实质性的把握。

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