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

我与聂老师认识，是缘于细菌战的跨国官司，因为那时我们都是这一诉讼的中方原告的证人。早在1998年，聂老师就参与到常德细菌战的民间受害调研中；我虽然是常德人，但开始介入常德细菌战调研是在2001年年末，这比远在东京的她晚了三年多。因此我向她学习。在学习她的成果和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我受益匪浅。我是一个历史学人，聂老师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学者。在向她学习之前我曾心有疑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能使细菌战受害事实成为“信史”吗？但当我读了她十余万言的调研报告后，我震撼了，这不就是历史事实吗？不就是难以辩驳的常德人民惨痛的细菌战受害历程吗？我感觉到了聂老师研究方法的独到和精妙性(科学性），从中增长了很多学识，对她产生了敬佩。聂老师的调研报告呈递给了东京地方法院，此时的报告已不是一个学术成果，而是一份无隙可寻的法庭证词(鉴定书）。2002年8月27日的一审判决书中，日本法庭对常德细菌战受害事实的认定，采信了聂老师报告中的一些观点：“在如本事件这样的人际关系密集的地区，因为鼠疫是通过社会生活形态而传播的，所以在人们接连不断地相继死亡的紧迫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相互怨恨和猜疑，这极大地影响了区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同时在人们的心理上留下了严重的创伤。”聂老师的方法，实际是她“在找不到可以直接利用的方法论和范例”情况下探索创新的一种方法。她把人类文化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思想史等学科的视点和研究方法融会起来，去考察、分析、阐释大量而广泛的调研内容，将纷繁复杂的事实在整体把握和相互关联中系统化，条分缕析地将实质呈现在人们眼前。这种方法其实正是当今社科研究各领域时趋的多学科交叉、融会、互补的科学方法，也是我多年来从事历史研究所追求的方法。我很汗颜，聂老师走在了前面；我也很高兴，我有了学习效仿的范例。除了方法，聂老师研究细菌战受害所体现出的对弱势民众的由衷尊重，记录细菌战受害民众的惨痛记忆使之成为不能被抹杀的历史记忆，进而谴责残忍的细菌战和一切战争，维护人类和平的思想……如此高远而深刻的思想，使我非常敬佩。由于我们都研究日军的细菌战，这使我们成为友好和同人。去年我在学校支持下获得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课题“中国南方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我邀请聂老师参与，她欣然应允，并慨然表示愿将她过去对常德细菌战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出版。因此，便有了读者面前这部令人心情沉重而又耳目一新的著作。常德细菌战的受害调研并没有结束，许多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我们期待与聂老师及一濑敬一郎、近藤昭二、奈须重雄等先生对此课题的共同研究在日后取得新的进展。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　陈致远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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