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与中国小说理论史

陈文新清末民初以降，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者，通常都会关注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不过，对于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上的若干个案，例如具体的理论家和理论思想，学者们的关注程度并不一致。焦点主要集中在李卓吾、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的通俗小说评点，以及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新理论等。重通俗小说、轻文言小说，重西方小说理论、轻传统小说思想，已成为一种惯性和定势，好像这样才“政治正确”似的。近些年来，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界，对于西方文论影响下的“失语症”的探讨已经较为深入。这一探讨越向纵深推进，离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历史真实原貌就越近，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就越能得到彰显。陈卫星博士的《胡应麟与中国小说理论史》，就是诞生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的一部力作。胡应麟（1551—1602）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也是大学问家，一生著述繁富，在文学、史学、文献学等领域均颇有建树。近十年来，胡应麟文献学思想、诗学思想、史学思想，均有学者分别作过探讨，关于其小说理论的研究成果也偶有所见。《胡应麟与中国小说理论史》在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从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和明代学术背景这一纵一横两个维度，系统探讨了胡应麟小说理论思想，对胡应麟小说观念、小说研究方法、小说分类思想、小说史观念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这一研究，对于推进中国小说理论史和明代学术思想研究，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胡应麟小说理论思想的研究，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即为重新建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料。我曾在拙著《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中指出过这样的事实：“20世纪文学学科的确立，其依据是西方的文艺理论。按照我们西方老师的教导，小说是一个有一定长度并塑造了人物形象的虚构故事。以这样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我们发现，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长篇小说等可以不勉强地称为小说，但中国传统目录学家所说的‘小说’，如魏晋志怪小说、六朝轶事小说以及后世的大量笔记小说，却不符合其小说标准。这一情况表明，如果我们遵从西方老师的意见，就只能委屈我们民族文化生活中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若干文学样式和若干名著，如《世说新语》、《酉阳杂俎》和《阅微草堂笔记》，将它们置于无足轻重的尴尬处境；如果我们遵从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将《世说新语》、《酉阳杂俎》和《阅微草堂笔记》等视为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那就必然会与西方老师的意见发生冲突。”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曾提出“加强中国古代文学的辨体研究”这一命题，并在学术研究中进行了一些探索。卫星的研究，在这个层面上也能给我们不少启发。解读古代小说和理解古代小说理论思想，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下进行，才能做到“了解之同情”。就卫星的课题来说，要真正做到以史实为据，真正做到“同情之了解”，对胡应麟小说理论进行“历史还原”，并给予公允评价，是有相当难度的。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古人小说观念来进行研究，那就很难被现代人所理解和接受，如古人将《鲁史欹器图》、《器准图》、《茶经》等也列入小说家，今人就很难认同。另一方面，就是在古代，小说观念也并非一直没有变化，汉人所理解的小说与唐人的理解并不一致，而明清人所理解的小说与唐人的理解差别也很大。《胡应麟与中国小说理论史》从胡应麟其人、胡应麟生活时代的学术风气、明代小说创作与传播情况、明代小说观念的发展等多种视角展开考察，以期准确把握胡应麟的小说观念、小说研究方法、小说功用论、小说分类思想、小说史观念乃至小说创作情况等多方面内容，寓创新于稳健之中，这种研究方法，我以为是恰当的。《胡应麟与中国小说理论史》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地方。2004年至2007年，卫星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教研室读博，教研室的三位老师王齐洲先生、张三夕先生、高华平先生均强调“以文献说话”，文献功夫扎实，他的博士生导师王齐洲先生更以治小说文献见长。卫星的研究也有注重文献之长。他穷搜胡应麟相关史料、海内外胡应麟研究成果，并编撰了《胡应麟所论小说之提要》和《胡应麟研究论著目录索引》、《胡应麟小说理论思想研究述评》等。他将理论分析建立在文献考察的基础上，这种实证学风，在今天仍值得大力提倡。《胡应麟与中国小说理论史》是在卫星的博士毕业论文《胡应麟小说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007年夏天，我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了他的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们对他的论文给予了许多鼓励，也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2007年秋，他来到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一边扎扎实实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一边认真地修改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天道酬勤”，他这几年成果累累，崭露头角，这不是偶然的。以他的执著和认真，卫星一定能够取得更加显著的成绩。是为序。2010年夏日于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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