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战争文学研究

司马迁是一位通晓兵略的历史家，非后代书生所能及。《史记》对战争描写的广度与深度是空前的，是先秦战争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是中国古代战争文学高度成熟的标志。司马迁的战争观，以儒家仁义为体，以兵家谋略为用，以道家无为为归，是兵儒合流、以儒统兵为内核的杂家。司马迁的战争观是其“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表达形式还是内在的思想理路，都表现出史学家所特有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实现了从感性经验到历史理性的升华。司马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角度对战争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叙写。司马迁用天象灾异影射天下形势，天命（天道）观与“三五之变”观是他天时观的两只翅膀。司马迁不仅叙写地形，而且更注重地势在战争中的作用，他甚至是地势决定论者。“遗烈”或“余烈”体现出优秀民族精神具有持久而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是人和的一种特殊形态。《史记》是形象生动的战争谋略教科书，兵书是“空言”，《史记》则是“验之于事”，二者互相印证、相得益彰。《史记》战争场面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小说化倾向。以言叙战、以文存史、载录军功简牍是《史记》战争叙事的史家做派。司马迁对孔子的学习，最根本的是学习孔子以布衣之身敢为万世立法的宏伟气概，以及与之相应的“春秋笔法”。“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在继承“春秋笔法”精神本质的同时，在技术层面上全方位多层次地拓展了“春秋笔法”的具体实现形式，如体制破例寓褒贬，编排次序蕴微义，互见法里辨人事，委婉曲笔明是非，只言片字别战绩。司马迁坚持运用“春秋笔法”对战争人物与战争事件作出客观评价，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春秋笔法”除了起到劝善惩恶的道德功利目的，还能使文章达到含蓄蕴藉、回味悠长的美学效果。战争人物以“系列化”的面貌出现于书中。圣君与暴君是就其道德水准而言，雄主与庸主划分的依据则是其军事才能，对帝王而言，政治道德的重要性要优先于军事才能。《史记》中的军师，集儒家的政治抱负、兵家的军事谋略、道家的生存智慧、道教的仙风道骨于一体，兼军师与帝师于一身。司马迁叙写武将时以“智、信、仁、勇、严”等“五德”为标准来品评其优劣。司马迁对古之名将的一往情深，与其传兵论剑的家学渊源不无关联。“战争边缘人物”因为种种机缘而卷入战争并对战争进程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司马迁善于在战争环境中揭示人性。《史记》在战争视野中的死亡叙事丰富多彩，蕴含着司马迁对历史和人性的体悟与感慨。司马迁写死亡临界时的心灵自白使生命定格，其中饱含着巨大的情感容量。太史公不仅“好奇”，而且“好哭”，司马迁用泪水“浸泡”人性。司马迁在战争间隙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开辟了以此揭示人性的新天地。司马迁有时以今人为古人之模特，以今度古是他著史的一种方法。他注意从战争视角观照战争人物，因人运文，文因人生。《史记》不仅做到了“文如其人”，更达到了“文如其所写之人”的艺术境界。司马迁对民族性格作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解剖，他写得极为成功的“历史原型”，已经成为精神象征与文化符号。《史记》中的“历史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神话原型”的效力。司马迁深受兵家熏染，其为文如同老将用兵，用兵学法则驾驭文章的写作。史迁之为文，意为主将，法为号令，字句为部曲兵卒。《史记》结构充分体现了司马迁驾驭“常山蛇阵”的高超本领。他用伏笔如用伏兵，欲擒故纵，预作铺垫，设置悬念，最后真相大白，方显出伏笔之神妙。战争文学与兵家有种天然的联系，兵家的“奇正相生”注定了传奇性是战争文学必然的美学属性。英雄传奇是《史记》浪漫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形成整部《史记》奇气四溢的重要因素。阳刚悲壮作为《史记》的美学特征，在以中和之美占主流的传统文化中显得格外抢眼，司马迁为阳刚悲壮的美学风范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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