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吴语句法类型演变研究：基于西儒吴方言文献的考察

素娥索序，初以为她欲出版以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书稿，但翻阅过后，却发现内容之丰富，令人目不暇接，研究之深入，已远非当年博士论文可比拟，令人刮目相看。记得素娥是复旦百年校庆那一年毕业的，近十年来她孜孜不倦追求学问，尤其是极力搜求并研究传教士方言文献，能有今天的成绩也是理所当然。素娥的书稿研究一百多年来吴语句法类型的历史演变，是吴语历史句法学和吴语句法类型学的佳作。此作的重要特点是以近代西儒吴语文献为语料。西洋传教士的方言学著作对研究汉语方言的重要性，早就有人注意，例如罗常培1932年就曾发表论文《西洋人研究中国方音的成绩及其缺点》（《世界日报》国语周刊72期）。但是似乎向来评价不高，为学界所忽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方言学界才重拾遗珠，至今渐渐形成研究高潮。不过研究者和旁观者都有一个普遍的疑问，即这些文献记录方言是否准确？是否有许多书面语成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专题讨论。这里仅就在书稿所引罗马字本《温州土白马太福音》中的三个例子略加分析。例1，“眙着丈母娘热病躺是搭。”案：此例中的“躺”温州口语不用，与之相对应的口语词是“翻”。例2，“伉差人相伴坐搭，要眙箇起事干个结果。”案：“希望得到”义的“要”，温州口语读音是［i5］，本字是“爱”。写做“要”，是写书面语。“要”是训读字。例1中的“躺”也是训读字。用汉字记录方言词，有时不用这个词的本字或原字，而借用一个同义字或近义字来记录，这个被借用的字即是训读字，这个字的读音仍按本字或原字的读音读，称为训读音。温州话借用“要”字记录“爱”这个词。“爱”即是本字，“要”即是训读字。其读音仍按原字读作i5（e5的音变），不按“要”的本音读作iɛ5。记录方言词用训读字是常见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上两例不能算错误。例3，“其大家变爻面色。”案：这句话通常的说法应该是“其大家（人）面色变爻”。因为温州话是话题优先方言，“面色”通常前置于动词。译者采用动宾语序，应该是照搬原文的语序，即是“死译”（翻译学上的所谓异化译法）结果。对此类语料或可回避采用。总之，利用传教士文献研究方言语法，应无大碍。所谓传教士方言文献，大致包括三大类：方言学著作、方言《圣经》和方言杂书。大家采用比较多的是第一类文献。第二类“方言圣经”用作方言句法比较研究有一个极大的好处是，语料有高度一致性和可比性。就是说各种方言的不同说法，都可以追溯到圣经里的同一个句子。这本书稿研究吴语句法类型学，就大量采用方言圣经语料，这是很有见地的。方言《圣经》又分罗马字本和汉字本两小类，其中罗马字本因为须转写成汉字，采用时又要多下一番工夫，故采用者较少。本书稿却大量采用罗马字本的语料，足见作者的勤奋是在一般之上。不过国内语言学者对方言《圣经》并未充分重视和利用，不无遗憾。至于第三类“方言杂书”，例如用上海话写的《三个小姐》《造洋饭法》《油拉八国》（讲欧洲地理），则至今几无人采用，就连这些文献本身，也十分罕见，而这类文献，对历史句法和词汇研究却是大有价值的，令人扼腕。游汝杰序于上海景明花园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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