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研究

我跟浙江师范大学的渊源关系还是挺深的。44年前，那是1970年，我灰头灰脸地从中央文化部下放到了浙江省金华地区，那正是浙江师大的所在地，从而结识了好几位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后来据说还有人想把我调到那里去任教；1981年我作为新时期第一届毕业的研究生在杭州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因为上海市人事局拒绝给我进上海的户口指标，一时还未能到华东师范大学去报到，浙江省人事厅“大发慈悲”居然就把我分配到了浙江师范大学，后来我虽然如愿回到上海，浙江师范大学也算是我没上过门的“婆家”了。呵呵，更没料到的是后来由于老朋友张先亮教授的热情相邀，我竟然真的被聘为浙江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年来几乎隔年就去那里讲一次学。看来还是应了一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会，你怎么躲都是躲不过去的。除了这些，更为有意思的还在于我有缘先后招收了浙师大的三个毕业生，两个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时候，一个读了我的硕士生，一个考取了我的博士生。这第三个就是郑娟曼了，她是我2007年在暨南大学招收的博士生。娟曼是典型的温州人，个子小巧玲珑，双眸晶亮剔透，善解人意，灵敏乖巧。一谈之下，就觉得她反应奇快，思路清晰，一定是块做研究的好料！果不其然，读博三年里，居然在核心期刊一连发表了7篇论文！对语言学博士生来说，可以说是破纪录的。众所周知，语言学杂志少，发表难度高，而且发表的周期特长，三年博士生期间想发表论文，那至少要在一二年级就把稿件寄出去。娟曼做到了，而且短短两年里就写了7篇！所以可以当之无愧称为“快手”！娟曼做学问有她自己的独到见解，那几年海外的构式语法刚刚介绍进来，她凭着学术上可贵的敏感性，对构式理论下了一番功夫，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她不是泛泛而谈，不是跟着老外的调调哼哼，而是抓住一些汉语特殊的习语性构式入手，并且专门分析具有贬抑情感义的构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从而在有关研究方面走在前沿且独树一帜，所以可以称之为“高手”。娟曼最后决定以“贬抑性习语构式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为前期准备比较充分，所以很快就拿出了初稿。习语性贬抑义的构式在汉语中是很具特色的，但却没有被特别关注。她在钻研大量语言事实的基础上，选取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习语性构式，例如“还 NP呢”、“都是NP”、“你看你”、“好不好”、“真是的”、“又来了”等，对这些特殊的习语性构式做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并就这些材料从理论的高度上对构式语法作进一步的充实。所谓构式大部分就是我经常说的“框式结构”，其实名称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这样的构式，很有用，能产性强，它所表示的语义具有不可推导性，不是简单的A加上B，而是C。在这一点，娟曼确实不负众望，是个研究的“好手”。摆在我眼前的这本书稿是在原来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三年的精心修改而成。该文以构式语法理论与语义语法理论为背景，对现代汉语中的习语性贬抑义构式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其创新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第一次对具有习语性贬抑义的构式进行集中而系统的研究，具有独创性特点。第二，有关研究以构式语法理论与语义语法理论结合为理论支撑，这也是一次新的尝试。第三，对习语性贬抑义构式的构式义的形成机制做出统一解释，并找出其对应的规律。第四，发现了习语性情感义构式内部的不平衡性，并给予可能性的解释。书稿到底好不好，有没有启迪意义，读者阅后自有公论。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有关汉语的构式研究，刚刚起步，还属于拓荒阶段，这显然是大有可为的课题。记得二十年前，1994年吧，我为常玉钟先生主编的《汉语习用语功能词典》写了篇书评：《口语与语用研究的结晶》（《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2期），该文有三点意思，至今仍然感到还有点儿意思。第一，“在口语交际中，常常会有这样一类语句，功能多样，使用广泛，它们的含义往往不能单凭构成成分和语法上的逻辑义推导出来，换句话说，它们在交际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隐藏在表层义后面的深层语用含义。”这一看法跟构式语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不谋而合的。第二，指出该词典“解释语义的角度与众不同，独具慧眼，特别注重阐发词条字面意思之外的在一定语言条件中的特定的语用语义。说话人使用的不过是普普通通词条和句型，却常常表达出某种言外之意，还附带着某种感情色彩”。第三，指出这些习用语既有口语的特点，也有语用的功能，而且认为“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思路，一个前途无量的系统工程，不仅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后来我在《“连A也/都B”框式结构的争议及其框式化进程》（《语言科学》2006年第4期）中总结了框式结构的特点，发现“典型的框式结构，指前后有两个不连贯的词语相互照应，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框架式结构，具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特定的语用功能，如果去除其中一个（主要是后面一个），该结构便会散架；使用起来，只要往空缺处填装合适的词语就可以了，这比起临时组合的短语结构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就好比现代化的楼房建造，常常采用的框式结构一样，简便、经济、实用、安全”。而后，在《汉语框式结构说略》（《中国语文》2011年第3期）中进一步指出鉴别框式结构的形式、语义、语用三条标准。第一，它们都由不变成分、可变成分两部分组成。不变成分构成“框架”，起到定位以及标记作用，识别率特别高；可变成分是可供选择、替换的“变项”，因此整个框式结构具有一定的生成能力。第二，具有整体性的特殊语法意义。框式结构的结构意义，不是组合成分语义的简单相加，而往往产生出新的意义，这一新义是该框式结构整体拥有的，是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的，换言之，不能直接从几个成分语义中推导出来。第三，跟语境结合紧密，表示特定的语用功能。框式结构在语言交际使用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往往用来表示某种感情色彩或者特定语气，是普通短语无法承担的。多数带有强烈的口语色彩，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当前语法学界的热点之一，就是更加关注语义在句法结构以及语言交际中的作用，尤其重视主观性特别强的情感意义。汉语学界对于情感意义的相关研究以前主要集中在词汇学领域，现在语法学界也开始介入，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可见，郑娟曼博士这一研究的意义，不仅是对这类汉语习语性贬抑义构式进行了开创性的挖掘，还在于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构式义为纲建立系统”，标志着这一研究的前途光明灿烂。我想借此机会大声疾呼，年轻的朋友们都来关注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构式”这一语法研究的新视角，不仅在理论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国际汉语教学也有非同小可的应用价值。目前，有关汉语构式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单篇论文层出不穷，但是专门的著作还不多见，我希望娟曼这部专著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这样才能达到“一鸟引来百鸟鸣，百鸟争鸣春满城”的境界。邵敬敏2015年1月28日于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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