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计量学术语沿革

数学家庞加莱（J.H.Poineare）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想要预见数学的将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杜瑞芝、王辉：《数学辞海》第6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他的这种信念，同样适合于经济计量学这一学科。但是研究一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谈何容易！做这样的功课，既需要对“这一门学科”有深刻的理解，又要求作者阅读广泛，知识渊博，更必须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堆积中寻针聚宝，巧妙裁缝。所以，当龚益同志向我谈起，要编写一本关于经济计量学学科历史的参考书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好”。这是经济计量学乃至数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甚至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紧接着在我脑海中闪过的便是一丝疑虑：此事虽好，谈何容易。龚益教授博学多才，兴趣广泛。但自从动笔写这部《经济计量学术语沿革》，在各种场合就越来越少见到他的身影。我深知，以他的努力和勤奋，不会有寸阴虚度；而以他的勤奋与渊博，定然会把一部既专且博的著作呈现在世人面前。现在，一部三十万字的《经济计量学术语沿革》书稿摆在面前，扎扎实实，笔墨飘香。在经济学思想演进和发展的历史上，一些具有广泛知识背景和哲学修养的学者，立足整个社会科学，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思考问题。在他们看来，西方经济学所面临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自身、价值观及其意识形态整体危机的一种表现。近代以后，西方整个社会科学几乎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物理学、力学等“硬科学”支撑着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的信念，人们相信，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现在还很不成熟，但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在经济学领域，针对20世纪60年代后微观、宏观经济学中淡忘智慧的倾向，许多经济学大师已经开始从事经济学基础的批判工作，研讨经济学假说的检验、证据力度、模型及其可信度、理论的竞争力、理论的功能、数学化的作用、经济假说的可检验性等，导致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次自我批评。及至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兴趣更是与日俱增。杨建飞：《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8页。这一时期，以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s）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方法刚刚登陆中国。1979年，中国学者创造了“数量经济学”这一中国独有的学科名称；1980年，以克莱因教授为首的7位经济学家，在北京古老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为中国学者举办为期49天的经济计量学讲习班，从此掀起了推行经济计量学方法的热潮。对“新生事物”的狂热，往往会顺理成章地掩盖对“落后状态”的观察，这不足为怪，但是对这种状况保持冷静，却是学者的天职。古人范仲淹“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成为历代中国文人的精神楷模。龚益先生投身学科建设，宠辱不惊、安然学术。在当下风起云涌、江湖动荡的年代，能保持这样的生活态度，难能可贵。他对术语与学科建设关系的研究心得独到，明确提出“研究术语，就是学科建设”的观点，并且亲身投入实践，呕心沥血，终有所成。2006年春，龚益同志完成书稿《社科术语工作的原则与方法》，填补了社科术语研究的空白，由商务印书馆于2009年出版。2010年4月，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57万多字的《汉语社科术语记略》。他把发展的历史作为整体来观察，以术语为纲，收集整理词汇应用的资料，实际上是对术语和社会文化标本的采集。从读者角度考虑，它又是具有可读性的历史知识读本：一个术语就是一个故事，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开卷有益，足以增进知识，营养情趣。至于以《记略》形式、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陈列社会科学的术语标本，这本身就是一个创造，遵循“以时间为纲领，以数轴为主干，以术语为核心，以综合为特点，以好看为目标，以索引为手段”的原则，细致周详，至简无缺。龚益同志涉猎广泛，文理兼修。作为综合研究室主任，他深谙“综合”之意，也有驾轻就熟的综合能力，是不可多得的跨领域、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术语是有效率的思维”，能有这样的学习效果，正是得益于“科学研究，以术语为纲”的坚实理念。现在他把《记略》这种先进的“知识体系的组织模式”应用于经济学史的研究和经济计量学的学科建设，是知识陈列方法的创新，也是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典型范例，具有宝贵的实用价值。对他的这种探索与尝试，我乐观其成！是为序。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雪松2012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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