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土地制度史

附一　追忆钱宾四师往事数则郦家驹抗日战争后期的1943年，我在成都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钱宾四师当时任教于华西大学，在四川大学兼课。从这时起，我有机会受业于宾四师。1946年秋，我到上海复旦大学借读，1947年毕业。这时，宾四师受聘于无锡江南大学，我被召至无锡，和宾四师朝夕相处，直到1948年宾四师南下广州。在这前后五年多时间里，宾四师不仅传道授业解惑，对我生活工作各方面都关怀备至。1949年以后四十多年关山阻隔，不能再亲聆教诲。去年宾四师以96岁高龄病逝于台北，当年循循善诱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如在眼前，思之不禁泫然。谨追忆往事数则，以志怀念之忱!1942年暑假，我毕业于四川合川原国立第二中学，毕业时患肋膜炎。当时先君郦承铨先生任教于迁往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我返回遵义并赴贵阳住院就医，继之在家中休养了一年。这一年，我读了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读了宾四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宾四师的著作。这几部书能使一个青年从中了解学问天地之大。宾四师这部著作的写成，正是在“九·一八”之后，所以在《自序》中说:“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该书所论清代学人，贯串着一条基本线索，就是以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在天下治乱，为重要准则。我虽年少无知，由此也稍稍知道一些学术与天下治乱的关系，知道民族文化在异族侵犯下而沦丧之堪忧。正在我读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后不久，宾四师于1943年春到贵州遵义浙江大学短期讲学，我以一名中学毕业生因读其书而仰慕其人，也前往旁听。一个极为简陋的大教室里挤满了人，我坐在最后。这已经是距今将近半个世纪的事了，讲课的具体内容已记不清。宾四师身材虽不高，但是大教室中那么多人，无不全神贯注，肃静非常。宾四师那无锡口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非常有吸引力。这是我第一次听宾四师讲课，印象至今难忘。1943年秋，我到成都，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成都西南角的南校场新生院上课，宾四师曾应邀到新生院讲演。第二年，即1944年秋季开始，我们正式听宾四师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段时间，国内著名学者云集成都，如陈寅恪、萧公权、吴宓、蒙文通、徐中舒、丁山等先生，都在四川大学任课。我和蒙先生、徐先生以及宾四师接触最多。我们住在望江楼附近的四川大学宿舍，有时专程去华西坝向宾四师请教问题，或者送读书笔记请宾四师审阅，也有时在下课之后，陪送宾四师从川大漫步走回华西坝。1946年夏季，我和洪廷彦兄结伴循宝成路经河南，返回江南故乡。从1944年至此，约近两年时间，与宾四师接触既多，师生情谊日益深厚。宾四师对学生，除了日常解答疑难问题之外，总是反复强调要从从容容地读书，要有耐心，要细心体味，不能只顾翻书，只为查找需要的材料而读书。宾四师常谆谆教导根基要扎实，要能读常见书，而又从常见书中见人之所未见。他很不赞成读书急功近利，他认为读书多了，积累多了，自然会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时就会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受。形之为文章，也就必然能言之有物，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他常常告诫我们，想要速成，想要走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应当懂得“厚积而薄发”的道理。宾四师还不止一次说过，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据我所知，宾四师的这个意见，当年在成都时，就深为蒙文通师所赞赏。但是中国学术界也确有不少学者，是不同意这个论断的。1946年秋，我到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借读四年级。这时，宾四师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告诉我，吕思勉(诚之)先生是他读常州府中学堂时的老师。吕先生情洽精深，治学严谨，为人质朴淳厚，让我多向吕先生请教。宾四师另写一介绍信，嘱我持信去见吕先生。当时，吕诚之先生和女公子吕翼仁先生，父女二人住光华大学校园内游泳池附近的平房里。吕先生因宾四师的介绍，待我极亲切。这时，吕先生也在复旦大学兼课，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由于宾四师的介绍，从1946年起，我经常能得到吕先生的教诲。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我在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教历史，光华附中和光华大学校舍毗连，我住在附中宿舍，诚之先生于1952年之前，仍住在原来的宿舍。由于相距很近，我有更多请教的机会。吕诚之先待人接物、立身处世，俨然古之纯儒。但是吕先生之治史，思想十分敏锐开阔，对西方哲学、史学以至马克思主义，绝无排斥之意，不留丝毫守旧士大夫积习。除了介绍我向吕诚之先生求教之外，宾四师还写了介绍信，嘱我和洪廷彦兄一同前往沪西合众图书馆，拜访顾廷龙(起潜)先生。宾四师一方面让我们向顾先生求教，同时也请顾先生给我们借阅合众图书馆的藏书以方便。当年，复旦大学藏书远不能和四川大学图书馆相比，文史方面的书少，线装书更少，而合众图书馆所藏善本，是海内闻名的。1946年秋到1947年暑假毕业这段时间，我们得到顾廷龙先生的照顾，至今铭感。我能有机会向吕诚之先生和顾廷龙先生请教，并且能利用合众图书馆藏书，可以看出宾四师爱护学生的真挚感情。1947年春季，宾四师正在昆明五华书院，我在写毕业论文时，有问题写信向宾四师请教，宾四师复我一封长信。在宾四师给我的信件中，这一封最长，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最深。这封信我保存了20年，十年动乱中不幸被毁。现在又过去二十多年了，已经无法准确复述信的内容。宾四师在信中主要是告诫我，读书、做学问，不要仅仅关心自己所注意的几个问题，那也是急功近利。写论文是一回事，要想到学问不在于一篇论文，要养成从容读书的习惯，要认识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读书而能提出一些问题，当然是好事，但是宾四师说在我给他的信中，流露出一种迫切的心情，所以在这封长信中不厌其烦地剀切教导。这封信还谆谆嘱咐世事动荡，更应当潜心读书。1947年暑假毕业后，我失业在家。约在九月间，得宾四师从上海来信，告知他已应聘出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让我即去无锡荣巷。从1947年秋至1948年底，这一年多时间里，宾四师召来他的学生钱树棠、吴沛澜、洪廷彦和我四人，随他读书。我们生活和工作都在无锡荣巷荣德生先生住宅楼上，和宾四师朝夕相处。1948年又有宾四师挚友诸祖耿先生之公子诸宗海兄，参加进来。这段时间，宾四师除了经常指点我们读书之外，每逢假日，常约我们同游惠山或梅园、蠡园，每游必尽兴。一同出游时，宾四师也常常谈到如何读书，反复强调读书时要能一心用在书上，心无旁涉。而观赏风景时，也要一心用在山水之间，要能乘兴之所至。宾四师的意思，就是让学生知道读书有如游山一般，要能专心致志，心无二用，自然能从中感受到大有乐趣，宾四师还说过读书如登山，拾级而上，每登临一山峰，俯视山下，必有不同，殆至顶峰，然后方能领略一个全新的境界，方能“一览众山小”。读书也应如登山一般，随着读书越多，思考的问题越多，就能触类旁通，进入不同的思想境界，不致沾沾自喜于一隅之得，游山水也不能死守在一个狭窄的天地里。这一类的教诲，是宾四师常常要谈的一个主题。在无锡荣巷时，我们几人读书的房间，就在宾四师起居室的外间。一次，宾四师说他自己手边没有《国史大纲》，他取去我的《国史大纲》，放在他案头很长一段时间。1948年底，宾四师南下广州。其后隔了好几年，我偶然重读《国史大纲》，才发现书中夹有一纸条，满纸蝇头小楷，毫无疑问是宾四师的笔迹。现将纸条上宾四师所写的一段文字，抄录如下:黄巢兵逼潼关，士子方流连曲中待试，为诗云:与君同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桂子，任从陵谷一时迁。黄宗羲《行朝录·序》谓其时中土文人无心肝如此，尤可为轻薄作例，较之郑綮，抑天壤矣。三五六　二行附注以上是宾四师为《国史大纲》补充的一条夹注，应当注在《国史大纲》上册第三五六页(我所藏《国史大纲》下册的最后两页已缺，无法确定出版年月)。这一部分内容，属该书第二十九章《大时代之没落》(续)中的“三、唐中叶以后之朝士与朋党”。这一节论述晚唐进士之浮薄，举郑綮以歇后为相之事为例，从而可见整个唐末之政局。其中有一段讲郑綮，“其为庐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请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唐末文人轻薄，綮已为其中之卓者。要之亦不足担当国家重任”。宾四师所增补之夹注，指明在第三五六页第二行，也就是“要之亦不足担当国家重任”一句之下，是在说明晚唐文人之轻薄而无心肝，更有甚于郑綮者。《国史大纲》全书完成于1939年，写这条夹注的时间应当是1948年。可见，宾四师在《国史大纲》已经完成的十年之后，仍然随时注意对原著有所增补。老一辈学者这种从不满足于已有成果，兢兢业业地认真治学的态度，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据说从1974年以后，《国史大纲》在台湾出版过修订本，其后又不断再版。我手边没有台湾所出各种版本的《国史大纲》，无从查考在修订版中这条夹注是否已被补入。如果未见增补，今后再版时，应据此补入。宾四师一生学术成就浩瀚无涯涘，我从学数年，受益良多。今日得略窥史学门径，皆宾四师所赐。唯资质鲁钝，至今了无所成，思之能不愧赧。(选自《钱穆纪念文集》，无锡县政协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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