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

吴德义教授的《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撰研究》（以下简称《编撰》），系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建文帝朱允炆是明代的第二位皇帝，仅仅在位四年，就被其叔燕王朱棣发动所谓的“靖难之役”推翻。朱棣为了清除人们对建文朝的历史记忆，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焚毁建文朝史料，“千钩百索，只字不留”；不为建文帝修实录。官修史书美化朱棣，抹黑建文君臣，由此造成建文帝形象的严重歪曲与建文朝真实历史记录的缺失。国史失而野史彰。明中期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人们渐敢谈论建文时事，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后，掀起了建文史编撰的高潮。据清代人统计，建文专史有五十多部，现在存世者尚有二十余部，其他明史著作中涉及建文史者就更多了，再加上小说、笔记、文集、方志等的记载，数量非常庞大。《编撰》对这些史籍进行了相当彻底的研究清理，阐明其发展演变的逻辑，这对于深化建文史研究，推进明史、明代史学史的研究都有重要价值。吴德义教授进入明史研究领域是在考入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后。她在入学后，表现出踏实认真、勤奋严谨的学风。在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确定后，便一头扎进了图书馆，阅读各种文献资料。为了不遗漏有用资料，凡是明清人所撰的、可能与建文史有关的书籍，包括《四库全书》系列丛书的史部、集部书籍等，几乎一本本全部阅读。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籍，资料非常扎实，绝不发空论，一切论断均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由于严肃认真、耐心细致的研究，发现了不少长期以来形成的张冠李戴、鲁鱼亥豕之类错误，如考证出托名“焦竑”撰之《熙朝名臣实录》，实即李贽所撰《续藏书》，《革除编年》即姜清所撰《秘史》。还对较早记录建文历史的黄佐所撰《革除遗事》各种版本进行深入辨析，指出自《四库全书》以来人们指为“节本”的纪传体六卷本应为原本或近于原本。这些考据有理有据，对于纠正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讹误很有帮助。但是，《编撰》一书并非限于仅仅进行史料整理，而是从丰富的史料出发，抽象概括，达到理论论述。《编撰》重视将史学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融汇辨析，在深入的个案研究和整体归纳的基础上，将明代建文史编撰分为四个时期，并概括出歪曲与沉寂、以备遗阙、表彰忠义、反思批判为其不同阶段的特点。这些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导，深入阐明政局变迁与建文史籍编撰的关系，将时代的精神和史学的主题紧密相扣。建文事件在明代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在中国古代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过程中，新王朝的建立者一般不惮于承认前朝正统地位，以此证明天命转移，新朝建立的合法性。朱棣推翻建文帝，皇位是在叔侄间轮换，算不上改朝换代，如朱棣所言“家事尔”，但朱棣皇位合法性的证明反而要难得多。因为如朱棣承认建文帝身份，则意味着他的天下是从建文帝手里抢夺的，有篡位之嫌。所以，朱棣即位之初，即宣布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其用意即在于昭告天下，天下是太祖的天下，非建文帝的天下；其皇位不是来自于建文帝，他继承的是太祖之位，接的是太祖之统。不仅如此，在他授意下编纂的史书还诬称建文帝“矫遗诏嗣位”，欲以此否定建文帝身份的合法性。正因为如此，在明中期后建文忠臣已得平反的情况下，建文帝的历史地位仍然久久不能得到承认，而若干朝臣则不屈不挠地寻找理由，上书请求确立建文帝的正统地位。君臣之间关于建文帝历史地位的歧异认知一直持续下来，直到命悬一线的南明弘光政权，才最终承认建文帝的历史地位，追谥“让帝”，进庙号“惠宗”，君臣之间的争议才告解决。《编撰》所揭示的明代君臣关于建文帝的不同意见的争议，建文帝历史地位认知的变化，是对明代政治形势变化进行观察的一个重要依据。建文史籍编撰映射了明代社会深层次的变迁。所以有关建文史籍的研究，应不仅体现于辨作者、析源流、纠讹误、别版本这些方面，更在于去发现其内在叙事逻辑的演变。《编撰》对于建文史籍，探幽入微，深入地揭示历史叙事书法的演变及其意义。从年号来看，永乐时使用“洪武”纪年，宣德时修《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年号削其号而用其年，只称“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到明中期后私家史书“洪武”、“革除”、“建文”与干支并用，到最后使用“建文”年号。对建文帝的称呼也有变化：从永乐时直呼“允炆”，到明仁宗、宣宗时称“建文君”，再到明中期后“建文君”、“革除君”、“建文帝”并称，到最后称“让帝”、“惠宗”。《编撰》通过对年号及名号使用变化的考察，反映了建文帝的身份从不被承认到被承认，建文朝的历史地位从被否定到被肯定的演变轨迹。后世人们心目中的建文历史，是一个由建文后一代代史家及有关人士逐步建构的，《编撰》深刻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初期朱棣焚毁史料，抹黑建文帝，造成建文朝历史真相鲜为人知。明中期后，随着史料的发掘，建文朝的施政情况和诸臣事迹的记载逐渐丰富，万历朝建文史料匮乏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善，屠叔方曾感叹：“窃尝私幸革朝去今虽二百余载，而因革损益之故，历历尚在目前。”建文逊国传说在后世关于建文史的建构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从最初相传建文帝不死，到正德、嘉靖以后，陆续出现建文出亡的各种说法；从建文帝独自逃亡，到有一、二近臣随护建文，再到嘉靖后期，建文帝原本单纯的逃亡被说成含有浓厚政治意味的“逊国”，最后到万历后期，更出现了托名之作《致身录》与《从亡随笔》两书，从亡建文之臣增为二十二人之多，故事情节极为生动详尽。《编撰》将后世人们心目中的建文史看成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非常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相，这对于我们认识建文历史，尤其是纷纭众说的建文逊国等说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古人云文如其人，我是相信这句话的。为人与为文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与吴德义教授多年的交往中，我和内人都深感她是一个心地真诚、待人实在的人。读《编撰》一书，可以发现行文用语从不故作高深，而处处自然朴真，清新雅致，带有令人喜悦的传统文人的高雅之风。读这些文字，看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知识和思想，也能体察出其人内在性灵的闪耀。文字的背后，是人。信哉！斯言。好学深思者的追求没有止境。吴德义教授在对明代建文史籍的研究过程中，为了将研究基础夯牢，曾经将明清的建文史学资料，汇成《建文史学编年考》，已于2008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今次再将其后经过深入研究的成果奉献给学术界，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据悉，吴德义教授正在收集整理建文逊国史料，准备另汇新编。这是建文研究三部曲。这三部书各不相同，又相互联系、互为补充，既有资料基础，又有理论提炼，从而形成系列的研究著作。让我们期待吴教授关于建文历史研究的第三部大作早日问世。 南炳文 2013年5月于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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