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修辞学

本书缘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各种事物都处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中，世间万物都无自身独立的属性，皆因缘而起，是条件的产物，没有外在的各种条件事物是不能存在的。有此方有彼。写作《文化修辞学》也是由多种因缘造成的。红极一时的文化语言学已成明日黄花。上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来势如潮，汹涌澎湃，有人统计从90年代初至1998年，共出版文化语言学专著近百部、发表论文近千篇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序》，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这相当于每年出版十多部专著、发表百多篇论文。其声势大大超过语言学领域的许多其他学科方向。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术思潮来势迅猛，消退也十分迅速，几年的工夫，文化语言学已是无声无臭。但这场很快式微的文化语言学热却在修辞学领域发生了作用，上世纪80年代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之争，就有文化语言学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修辞学界也对修辞学与文化的关系开始重视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王希杰《修辞学新论》中认为修辞学的科学化与人文化统一，其后《修辞学通论》又探讨了文化与修辞的关系。1999年、2001年谭学纯《人与人的对话》、《广义修辞学》都是文化哲学视角，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散见的文章不少，都作过有益的探索，此领域用功最勤者、成果最可关注者非陈炯先生莫属。1997年，陈炯发表《中国文化修辞学论纲》《江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对文化修辞学的性质、内容等基本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2001年，陈炯又出版了《中国文化修辞学》，这是目前为止第一部系统的文化修辞学著作，这是我们的研究必须认真对待的著作。本人的研究是在陈著的影响下产生的，本书是在陈作的基础上继续探讨。二 本书内容构成本书按内容分三章：第一章，我国传统修辞理论及其文化背景；第二章，修辞格的文化基础；第三章，汉语特征与修辞三部分构成。（一）中国修辞学传统第一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汉语修辞学的理论及文化背景：其一，修辞的最高原则“修辞立其诚”；其二，汉语修辞学的“美辞论”传统；其三，传统修辞学诗性形态。第一，我国传统修辞学将“修辞立其诚”作为最高理论原则。伦理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作为农耕民族的华夏，世世代代定土而居，人与人天然的血亲联系没有割断，人们以以亲情为基础的世俗道德为生活准则。所以，中国先秦文明的重心在人心、在伦理、在道德。一切学术都归宗于伦理学。在此文化系统影响下的修辞学，也十分明显地打下了伦理至上的烙印。故中国修辞学关注最大的不是表达的技术性效果。而是表达过程中的道德风尚。我国的修辞学传统，学界共识认为《周易》中的“修辞立其诚”是我们祖先创立的修辞总原则。第二，我国修辞学有历史悠久的“美辞论”传统。我们要谈论两个问题，其一，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美辞论传统，其二，美辞论的文化背境。论及美辞论的历史流变，我们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即导源于先秦儒家“文质兼备”的美辞观，南北朝将美辞论推向极致，唐宋诗论词论主要表现为忌“俗”尚“雅”的美辞观，元明清三代在俚俗文学勃兴背景下提倡诗文创作重文彩。除追溯美辞论的源流外，作者花了较大的力量探讨了美辞论的民族文化背景。在追溯美辞说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作者认为：美辞论的产生与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为贵族文化这一事实分不开。士大夫中产生的雅文化往往追求文本语言的修饰，注重文采，表现出典雅、华美之类的风格特征。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化一直是民族的主流文化。我们认为，这种占主流地位的雅文化的形成与儒家发展的历史有直接的关系。在本书中我们以较大的篇幅追溯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贵族文化是一种注重形式美感的文化体系，它对儒家的美辞观有直接影响。第三，我们在书中简略地阐述了中西传统修辞学理论形态的不同，西方修辞学是一种理性形态，以经严格定义的学科概念表达其理性化的体系，而中国修辞学是一种诗性的表达，表现为：不定义学科概念、使用形象化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们认为学科的理论形态是外在的，容易被理解，我们在书中没有作大篇幅阐述。（二）辞格系统的文化背景第二章讨论辞格系统形成与运用的文化背景。辞格系统的形成，有其语言原因，如排比、对偶、汉语特易，回文诗恐怕汉语才有，这就是独特的语言条件造成的，这些语言条件，我们在这一部分有所论述，但重点在论述辞格系统的文化心理成因。如同样是理论著作，古希腊人是抽象说理，我们则好用比喻，好用顶真。（三）汉语语言要素特征与汉语修辞第三章讨论语言要素与汉语修辞的关系，这一章要注意的是，多数研究者侧重探寻汉语部分词汇所蕴涵的文化意义，我们认为汉语所有形式都是民族性的，民族的人文现象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所以，我们首先确定语言要素的文化性品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没有必然的关系，二者之间很难说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有关系，但语言三要素的语音、语法、词汇是民族化的约定系统，这种社会约定性符合制度文化的特质，所以，我们将语言要素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文化予以讨论。在此背景下，我们对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的特征对汉语修辞的影响作为较为细致的分析，这部分与一般研究者不同，我们没有过于关注文化的精神品性，仅将它视为特殊的“制度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形式约定系统。本书在分析汉语要素形式特征的基础上，描述了它们的修辞运用。如汉语语法形式约束力差，意合性强，句子成分可以自由省略、换位，词可以自由改变词性，修辞活动可以利用这些特征。三 本书立论的特点与方法（一）本书认定文化的五种属性，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文化与修辞的关系：其一，文化具有民族性。所有的文化无一不是一个民族在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活动方式、共同的语言背景下产生的共同价值准则、共同生活方式、共同的制度、创造共同的物质。其二，文化具有共享性。文化共同体内部的每个成员当然要有他们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是受文化共性制约的，民族群体必有共同的价值观、审美观，必有共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此协调群体行为，获取群体认同，群体有共同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彼此之间才能互相理解，否则彼此之间永远无法相互理解。其三，文化具有变异性。文化如果是固化的就没有生命，文化是人类处理人和世界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它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历史流变而逐步创造出来，文化永远处在历史进程中，永远随着社会实践的不同而不同。其四，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深刻的历史记忆，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深厚的根性。文化除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外，还有极强的历史继承性。其五，文化具有要素的关联性。文化是由多要素按一定结构方式构成的体系，构成文化体系的各要素间，相互联系，彼此影响。我们认定的文化的这五种特性对讨论文化与修辞的关系有重要作用。正因文化具有民族性，据此才可以研究文化影响下的汉语修辞的民族个性；因文化具有共享性，文化才成为表达者与接受者共有的语境；因文化具有变异性，我们才通过文化精神的变化来分析修辞现象的变化；因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我们才认定研究传统文化对修辞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因文化具有要素间的关联性，我们才可以从多角度入手分析文化的特质以及对修辞的影响。这些都将在我们的研究中体现出来。（二）本书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法文化修辞学是解释性的修辞学，是揭示现象产生的原因。而一切因果都必是历时性的，都有其时间的先后逻辑：先因后果。当然我们不是说凡有先后历时顺序的就有因果关联，但一切因果关系，都表现为时间的先后顺序。故历时研究是追索事物因果的极佳方法。文化精神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在其实践活动中逐步发展的。修辞也是历时的，不断随着表达实践的新要求而产生变化。由于修辞文本是显性的，文化精神是隐性的，在研究中，我们可以根据外显的修辞现象的变化去追寻引起变化的内在的、隐性的文化原因，这样修辞现象的生成与演变的因果关系就清晰了。历史比较法必然就是实证法，最能体现实证的是本书的第二章“修辞理论之文化背景”及第三章“文化对辞格生成与运用的影响”。本书观察的对象基本限于历史文献，认为唯有历史形态的修辞文本才是“最纯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后的汉语修辞多有外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已不纯粹。少量引用的现代语料都是作者认为最中国的。这也许是一个极大的偏见，但这种方法可保结论可靠，至于现代汉语修辞的文化探讨，则可在本书的基础上，由学术界再作研究。又由于运用历史比较法，语料很多是艰深的古文，这有可能给部分读者带来阅读困难，望见谅。由于个人手头资料有限，对学术界有关研究的成果未能完全归纳、整理，对学术界有关研究的评价也未必允当，望学界同仁见谅。以上表述皆是拙作的研究内容与理路，个人学养有限，所论贻笑方家。然学术的使命本非一人可达成，学术的目标当仰仗学人群体努力，疏漏处望社会贤达指正。郭焰坤2011.12.26日于厦门集美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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