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1932—1937）

吴敏超在她的著作《国难中的学术与政治：中国经济学界的争鸣（1932—1937）》一书出版之际，邀我为之作序，作为导师和本书第一读者的我似乎不应推辞。吴敏超在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的5年中，潜心研究，多方求教，终于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补充修改成现在的这一著作。在修改期间，她曾就著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写成9篇专题论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有两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部分转载，显示了对这一课题研究的先期成就。吴敏超的这一研究，应属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学科领域。其研究的主体对象是20世纪30年代刊行的《中国经济》、《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情报》三个经济刊物及其分别集聚的三个作者群体，即以国民党内的经济学者为主体的汪精卫系经济学派、以留学西方的经济学者为主体的自由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为主体的左翼经济学派。并与时代背景相结合，透视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间中国经济理论界对强国之路的探讨，重点揭示三大经济学派的政治和学术背景、所持主张的异同，及其思想交锋和学术分派，以及对国民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1932—1937年间，是中国经济理论界较大发展和较为活跃的时期。这五年，一是通过清末民初出国留学和国内新式教育而成就的新式经济学家已进入成熟之时，使中国的经济学界呈现出规模化、群体化和多元化的状态。二是中国获得政权统一之后兴起新的经济建设高潮之时，经济学界关心国家经济建设的情怀得到激发，对中国经济发展途径的探讨相应进入新的时期，各种主张纷呈不已。三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和其他列强经济侵华活动及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危机，刺激了中国经济学界，使他们防范和抵制日本及其他列强侵略的意识逐渐增强，四是因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阵营的出现和初步成长，成为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另一种理论源流。与此同时，这五年，既是中国近代经济由自由经济体制向统制经济体制过渡，并形成第二次发展高潮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经济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的时期。与此相应，经济理论界发表了众多的对策性言论，他们的政治和学术背景虽各有不同，主张亦各有所持，但却有一个共同时代性特点，即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抵御列强经济侵略寻找有效之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五年中的经济理论界所阐发的经济思想，自有其独特之处和承上启下的地位，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吴敏超的这一著作，作为一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著作，其值得关注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题材、内容和观点将给读者提供不少新的信息，更在于它的研究路径颇有开拓创新之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将研究对象从个人扩展到群体，又从单一群体扩展到多元群体。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长期以来多以单个杰出人物的经济思想为一个单元研究的对象，如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张謇、马寅初等人的经济思想；到1990年前后，社会经济思潮研究开始兴起，如重商主义思潮、实业救国思潮、振兴实业思潮、抵制洋货思潮、提倡国货思潮、工业化思潮、统制经济思想等；2000年前后，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群体性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对某一个派别或某一个刊物的经济言论进行研究，如派别方面的洋务派、早期改良派、维新派、革命派等的经济思想，刊物方面的《大公报》、《新经济》半月刊等的经济言论。现在，吴敏超的著作，更进一步地将三个经济刊物及其作者群体作为一个单元进行研究，且聚焦于当时社会舆论的四个热点问题——抵御列强对华经济侵略问题、挽救农村经济破产问题、改革金融财政制度问题、选择国民经济建设之路问题，从而不仅将研究对象从个体人物拓展到多元群体，而且将个人经济思想、群体经济思想和社会经济思潮糅合在一起，有助于读者能够更为丰富、更为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其次是将经济思想与经济实体运作状况和政治局势相结合，突破就思想论思想、就经济论经济的传统框架，含有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特色。以往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基本上限定在经济思想的领域，既缺少与经济实体相融合，也缺少与政治局势相联系。但是，在实际上，经济思想与实体经济运作和政治局势变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济思想既是经济实体运作状况的反映和需求，也是政治局势变动的酵母和产物，顾及这两方面的关系，无疑可以显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面貌。吴敏超在这方面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对三刊作者群体的经济思想进行了一定的实体经济状况印证；对他们的经济思想在政府政策层面和社会经济层面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揭示了他们在应对白银危机、改革货币制度、开征所得税等政府重大经济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理论参与作用；对每一份刊物和每一个群体背后的政治派系和主义进行了较为详细分析，探讨了经济学者与政府、政党、社会的关系。把经济思想、经济实体和政治局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我在不久前完成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前言中，根据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总结提炼了较可操作的社会经济史体系应该包含的五个层面，即思想观念层面、经济决策层面、政治和社会环境层面、经济活动承载层面、生产和管理技术层面。吴敏超的著作，涉及了前三个层面，具有社会经济史专题性研究，或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色彩。其三是将研究对象主体与关连的时人群体和后人研究相结合，跳出就事论事的思维定势，构建更为宽广的评判系统。思想史研究不仅是对一个人或一个派别的思想的罗列和陈述，而且要对其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影响进行评判，这就既要考察和分析其言论本身的价值，还需要观察它与当时其他相关言论之关系。特别对于一些社会热门问题，除了会受到相关理论界主体的关注而发表言论外，还会受到其他各方面的关注，会有各方面的言论，后者与前者的异同和关系如何，对评判前者的价值和作用来说便是一种社会测量器。吴敏超的著作注意到了这一点，由于她所讨论的四大经济问题，是当时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热门问题，除了上述三个刊物的作者群体有集中的言论发表之外，还有其他的刊物发表其他学者的言论。为此，书中还广泛运用《银行周报》、《社会经济月报》等经济刊物，以及《东方杂志》、《大公报》等综合性报刊的相关言论，作为参照，力求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学界的言论。这样的研究，既有利于反映整个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这四大经济问题的思想状况，也有利于显示这三大刊物作者群体的思想特点。此外，由于书中所讨论的四大经济问题，也是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的“事后认识”。如果说，书中所研究的三大刊物作者群体对其亲身面临的四大经济问题的见解，是一种“即时认识”的话，那么它与后人研究中的“事后认识”有什么样的关连，也可以说是评判这些“即时认识”学术价值的另一个测量器。对此，吴敏超的著作亦有所涉及，特别是对于当时外资对华扩张程度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方面，书中较多地以后人研究成果予以印证。这两类认识的异同，不仅可以印证这些“即时认识”的学术价值，揭示“即时认识”与“事后认识”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为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也可以体现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术性因素和时代性因素。吴敏超的著作虽然显示了一些研究角度的开拓创新之处，但是尚属尝试，还有待强化和深化。其中第二和第三方面的开拓创新，应该说是本书最有价值之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还显得比较薄弱，有些关连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展开。尽管本书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其上述三点的开拓和创新还是值得称道和重视的。虞和平2014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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