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代法制管窥

这是一本中国古代法律史论集。大部分文章写作和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其中之《唐律的阶级实质》，是1964年撰写的，发表于《历史教学》1966年第3期。另有4篇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法制、法律文化、城市演进与法制等，是依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在台湾东吴大学、中央国家机关部级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及上海“第六届世博会法治论坛”的报告稿写成，均属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和制度的专题论述，发表时间较晚。本书主要篇章和内容是关于战国和秦代的法律制度。战国诸国和秦代法律思想、制度联系密切，相互交融。自周平王东迁进入春秋之世，各诸侯国之间发展更不平衡。关东诸国发展较快，变法改革较早。进入战国，为扩大势力范围，拓展疆域，各国间争斗愈加激烈。地处西北的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广泛吸纳关东诸国法律文化变法取得成功，为秦始皇完成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此后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实际上是向全国推行秦国既有的法律制度。由于始皇帝高居殿堂后忘乎所以，当措施推进遭遇阻力，便一味严刑酷罚相加，以致法制大坏，民不聊生。陈涉、吴广振臂一呼，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几代人金戈铁马建立的庞大王朝，仅延续16年便遭倾覆。新出土的文献进一步证明，除一些重大举措，秦代与统一前之秦国的基本制度很难区分。基于此，本书对战国和秦代的法制许多部分均结合论述。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它上承夏商西周之经验，下开秦汉唐宋元明清发展之先河，是中华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制度发展的重要渊源。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屡经战乱，大量材料被毁，致使此段历史，尤其是法律制度史的研究举步维艰，成为断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20世纪六十年代，有关地下文物出土，特别是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和云梦秦简等相继被发现，尽管只拉开了此段壮丽史诗的帷幕一角，也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研究热情。1976年春，作者有幸参加云梦秦简整理，在持续两年多的整理过程中，除有机会与秦简整理小组的文物考古、历史和古文字专家朝夕相处，还结识了集中在一起整理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以及吐鲁番文书的多位专家，大大拓宽了文物考古的视野。本书多篇文章就是在此项工作过程中，以古籍记载结合新出土的资料构思和撰写的。不过囿于历史资料以及作者水平，对相关法制的认识只是管见。法律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范围之广泛，决定了对其历史研究的艰巨与复杂。我国法律史学界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相当长一段时间，一些著述却过于机械，将丰富的法律历史内容简单化，往往先确定观点，然后从史料中寻找论据，实践中出现了以论代史现象。1961年，我在张晋藩老师指导下开始研修中国古代法律史，看到那么多珍贵法律典籍沉睡于书库，十分惊异。唐律和唐代文献展示的历史画卷，使我产生了进一步探索欲望。虽然毕业后政治运动和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注意力被转移，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却让我在紧张气氛中偷空读了不少古代典籍。“文革”最后一年，参加云梦秦简整理接触的老一代专家，对历史资料的熟悉和治学态度之严谨，令人印象深刻。撰写本书文稿时，我力争以前辈为楷模，认真收集、研究史料，尽量做到言之有据。不过，现在重新阅读这些文章，发现某些观点与言辞完全摆脱以往不当思维定式的影响尚需努力。本书原由法律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可能由于印数关系，书店很快售罄。应读者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再版。新版中，作者对个别篇章进行了调整，请张锋博士校对了部分引文，请王雅兰女士通读了全稿，对文字错讹均有厘正，谨此说明并致谢。刘海年201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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