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环保抗争：以华镇事件为例

有人问我：“你的书稿成于六年前，现在是否还有出版的必要？”我想了想，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理由有三。首先，在过去几年时间里，有关中国环保抗争的专著十分罕见。在国内几大图书网站上，我们几乎找不到相关学术著作。其次，研究抗争政治之难是学界共识，我在合适时点获得关键人物的帮助，搜集到丰富的材料，自觉此等研究机会很难再现。因此，充分挖掘已有资料，推进相关研究，是在珍视自己的幸运。最后，本书的几个章节虽已在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社会学研究》以及《管理世界》等杂志上发表，但文章终无法像专著那样，可以全面细致地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一专著的原型是我的博士论文。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肯定，并于2011年获得两岸四地第一届思源人文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奖。在这本著作中，我认为以下几点对了解中国农村的环保抗争有一定帮助：（1）社会关系会影响农民对环境污染的容忍程度。在本书中，我区分了“自己人制造的污染”和“外人制造的污染”，并指出农民对外人制造的污染容忍度低，抗争意愿高。（2）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议题纵横交织，议题间的连带拓宽了抗争机会结构。但是，行动者对各种机会并非均力使用，而会有选择地利用更具操作性的议题机会，以解决他们真正关注的问题，如本书第二章分析的“借土地问题做环保文章”现象。（3）污染受害者虽然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情，但在地方参与环保抗争仍然极具风险。本书重点介绍了华镇积极分子所采取的各种风险降低机制，如发挥老年人的“弱武器”、利用老年协会的组织包容性、依靠村委会选举这一合法平台、将空间作为动员结构以及借助传统仪式开展抗争表演。（4）我运用深入访谈获得的信息以及翔实的档案资料，分析各级政府对华镇环保抗争的回应。我尤其关注地方政府动员与抗争者有关的体制内成员去开展的“关系控制”。当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过去的发现很可能变成当下的常识。但我认为，只有那些最终能成为常识的发现，才值得我们孜孜以求。本书基本按我博士论文的原貌出版，只有个别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作了相应修改。因此，本书所参考的文献未必是时下最新的，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的慵懒。但是，这样做也未必没有好处。如果读者（特别是像我一样刚走上学术道路的年轻博士）有兴致将本书与我同合作者发表的论文对照，则可以了解我们将博士论文转化为学术出版物的过程。在这方面，我是幸运儿，得到多位学术前辈手把手的指导，有他们陪我走过学术之路最坎坷的一段。本书能够写成，离不开众多支持。首先我要感谢为我田野研究提供帮助的朋友，感谢接受我采访的农民和官员。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研究。匿名的感谢虽无以足够表达我的感激，但恐为最适切的致谢。华东师范大学高恩新博士与我分享了他的田野资料，我十分感激。我要感谢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他们是杨国斌教授、曹景钧教授和詹晶教授，他们对我的研究提出了最早的批评和建议。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李连江教授和我的合作者欧博文（Kevin J. O’Brien）教授。李老师学高身正，让我敬佩，令我感动。每次与导师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走到大学站，都是愉悦的心智之旅。海阔天空的漫谈，不仅缓解了我的写作压力，也为论文的推进提供了思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欧博文教授对学术的热爱，令我钦佩。他在合作中给予我学徒式的指导，将使我终身受益。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朱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支持（课题编号：14ZDA061），在此我对朱老师的慷慨表示感激。另外，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冯春凤老师，她精心的编辑减少了本书原有的错误。最后，我希望将这本著作献给我的父母。他们都是普通善良的农民，从小教我如何向农民朋友学习。没有他们不倦的教诲，就不可能有我今日的成长。邓燕华2016年2月16日

全部显示∨

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