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落后乡村”改造与社会重构研究：1954-1956

2011年，在黔南州中医院岳母的病床前，趁爱人照顾的空隙，我来到黔南州档案馆查阅档案。在并没有很强目的的查阅中，我找到关于黔南地区改造落后乡村的大量资料。在考察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惊喜地发现此方面的研究还未有专门讨论，甚至都很少提及。不过，此时我仍未能确定这场运动到底是地方的特殊性案例还是全国的普遍性运动。在给素未谋面的满永博士写邮件请教后，他证明在其研究的安徽省临泉县也有此方面的资料。同时，在网上我找到了陕西省岐山县的档案目录，其中也有改造落后乡村的资料，其他地方志也有记载。至此，才确定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只是由于黔南地区山高路远、地广人稀，才导致黔南的三类村较多。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发表于《现代哲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东岳论丛》等刊物上。由于身处学术并不发达、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贵州，学术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并不容易。所以，我抓紧每次机会向知名学者请教。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会议期间，我向南开大学的李金铮教授请教基层档案资料何以读出特殊性的问题。2013年，在牛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联办的“新中国基层档案收集、整理与研究”研读班上，我向当时讲座的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请教西南地区社会治理的主要思想和线索。每一次学习的机会，都加深了我对西南地区和贵州的理解。在书稿撰写和修改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师友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首先感谢的是我硕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正林教授，从2003年开始，黄老师就开始对我的学术研究进行指导，这十多年从未间断，许多学术上的困惑我从不客气地向黄老师请教，黄老师每次都倾囊相授。在十多年的交往中，黄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已经超过了师生的范畴。我还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李东朗教授，每次到北京，我都是带着诸多问题去，有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太过烦琐，甚至无知，李老师都是知无不言。我还要感谢同学徐峰、王栋亮、徐锋华、卢忠民、赵淼、佘湘、李庄、廖胜平等的帮助，这些硕士、博士同学在毕业多年后，还奋斗在学术的道路上，虽然成绩有大有小，但追求学术的心都是一致的。本书的出版要感谢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常明明教授付出的辛劳，从2010年我来贵州以后，常教授就一直对我照顾有加，他对20世纪50年代乡村借贷和农家收支的研究在国内很有影响。感谢贵州财经大学票据馆馆长梁宏志教授的大力支持，使得我有时间专门从事文字工作。对他们的远知卓识和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和致敬。此外，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有一对和睦的婆媳关系，以致后院永久太平；有一双懂事的儿女（悠然、悠远），他们健康活泼；有支持和帮助我多年的姐姐、姐夫一家。其实，都是一家人，原本如此。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的选题和构思虽然较早，但由于自己天资愚钝、根基浅薄，其中还有很多不成熟之处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如有机会，将作提升。2016年4月25日于鹿冲关路时户外艳阳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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