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危机：大屠杀史

被殖民者反对殖民者的最后战斗，往往就是被殖民者互相间的斗争。——弗兰兹·法农（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要研究大屠杀史，研究者首先就要在道义上做出基本选择。在一篇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文章中，Rony Brauman，Devant le Mai.Rwanda，un génocide en direct.Paris：Arléa，1994.著名的应急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前主席罗尼·布劳曼（RonyBrauman）放弃了研究非洲内战的念头。这些内战残忍异常，肆虐于整个非洲大陆，从利比里亚到索马里，从苏丹南部地区到卢旺达。为什么放弃呢？因为“根据某种等级标准，将这些苦难分门别类毫无意义，几乎令人作呕。”作为一名学者，我能理解其感受，但不赞同其看法。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可以原谅，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背后的情绪煽动与政治背景。在一个媒体以同样庸俗的口吻来报道大屠杀和性丑闻的世界，沉默是对受害者的最大尊重。这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与夺人眼球的媒体标题一样，这种诚实的、体面的做法，最终会让灾难说不清道不明，原本就模糊，现在就更混沌难辨。莎士比亚可以将玫瑰战争写成一部戏剧，但谣言和无知可能会将它变成一个讨人厌的、充斥着喧哗与骚动的故事，犹如出自白痴之口，毫无意义。对逝者的尊重并不会妨碍分析其死因的努力。我们在卢旺达所看到的一切是一个历史事件，并不是生物灾难，也不是“自然的”兽性爆发。图西人和胡图人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冤家对头，也不会因为图西人高瘦、来自埃及，胡图人矮短、出生于基伍湖沿岸，互相间就要赶尽杀绝。卢旺达大屠杀有着复杂的根源，充斥着诸多的矛盾和残酷的命运交织。它有着爆发的突然性，也有着精神崩溃的时期。卢旺达大屠杀是一个进程的结果，而这个进程可以加以分析、研究和解释。犹如我们分析、研究和解释19世纪针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样。笔者认为，理解罹难者死因是对他们最好、最恰当的纪念。让罹难者尘封于历史，或任由宣传歪曲，或任由简单化的陈词滥调曲解，事实上是在帮助杀戮者，是对罹难者的不敬。人具有社会性，否认死亡的社会意义，等于在第二次杀人：第一次是在肉体上，第二次是在精神上。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要告诉读者经验教训或对读者进行一次道德宣讲。然而，历史可以澄清真相。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告诉我们，恶是极其平庸的。然而，我们要理解恶的特质，剥离恶的情感冲击，追问恶的模糊性，看看那样的一个世界：杀戮者几乎与受害者一样绝望，真正的罪大恶极者却迅速地消隐在针对受害者的暴力中，而正是他们在理性的状态下实施了这一暴力。我希望如此能消除一种认识，即非洲是一片黑暗的大陆，狂躁的野蛮人彼此攻击，以此来填补非洲黑暗而又苍白的历史。如果这本书能消解部分这样的认识（甚至已经悄悄地进入“自由主义”思想的幽深处），那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达到了。对那些确信，即便研究人类最惨烈的悲剧，在道义上也可接受的人来说，卢旺达大屠杀依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事件，也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卢旺达，作为一个小国，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成型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成了一片复杂、独特、半神话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话变成了现实。也就是说，社会和政治行为体在不同程度上从真实的世界进入了神话了的描述剧本（那些关于卢旺达及其人民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论述也参与到这种转变过程中）。到20世纪40年代，卢旺达人的生活、活动，可能还有情感都在遵循着剧本而非他们更为复杂的历史（此时正消隐于历史虚幻之中）的逻辑。1959年，最后一个血印图章历史地、不可避免地加在这个神话创造物上。此后，这个神话创造物成了一种新的历史。人们不能书写他人已经书写的内容吗？这不好说。然而，人们至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哪怕是最惨烈的人类遭遇并非是荒谬的，这种遭遇依然有其可辨识的逻辑，即便迥异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胜利地向历史进军。行笔至此，值得一提的是，笔者长久以来都不是一位“卢旺达专家”。正如我们将会认识到的那样，在业已专业化了的非洲研究界，卢旺达和布隆迪专家术业有专攻。笔者更熟悉的是卢旺达以北的国家，包括乌干达。作为一名“乌干达专家”，笔者熟悉那里的好几个人物，他们后来创建并领导了卢旺达爱国阵线。当时，他们告诉笔者，他们要“返回”卢旺达，那是一个他们梦想而并不熟悉的国家。笔者当时并不相信他们能如愿以偿。1990年10月1日，笔者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彻底错了。由于“专家”讨厌被证明自己的判断为错，在接下来的四年内，笔者便试图去了解这个紧邻乌干达腹地的小国的现状与历史。在此过程中，笔者甚为着迷于此，即便是1994年初夏的恐怖也未能让笔者掉转回头。愿卢旺达永远和平（Amahoro Rw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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