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高增长，2010年，中国的GDP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中国正面临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其中的突出问题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迷，这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之一。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发展承受着巨大的外部压力，这迫使中国必须改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此，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式就是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来拉动。”中国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其人口结构也迅速发生转变，表现为生育率持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滞并转向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2013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1954万人，比上年减少1773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已经连续两年出现下降，从2011年起，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则开始下降，2013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为72.8%，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则上升到9.7%。由于原始的人口基数庞大、人口转变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我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将加入老龄人口最多、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行列，这种人口状况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演变是否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如何在确保不牺牲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主要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向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拉动转变？如何结合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来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中国未来所要面临的这些挑战，对于改善居民福利和实施政府宏观调控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现状凸显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更加具有必要性。事实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其经济行为具有异质性。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消费倾向、消费心理、消费习惯等存在显著差异，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变动经过各种途径，最终将传导到消费需求上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带来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的，既作用于经济领域，也影响到社会领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但会对宏观层面的消费、储蓄、经济增长等产生影响，也会对微观层面的家庭结构改变、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产生影响。遗憾的是，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全面系统研究，在国内仍比较缺乏和薄弱。深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消费的作用机制以及系统研究由此造成的多种消费效应，对于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型和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对于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政策含义。本书着力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以及因之带来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构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研究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的影响以及老龄化的影响。第二，建立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分析框架，利用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搜集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一方面从宏观和中观视角构建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消费倾向、消费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微观视角构建微观调查的伪面板数据，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不平等的影响。第三，提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背景下促进居民消费的对策建议，主要围绕优化消费主体结构、提高消费能力、稳定消费信心、增强消费意愿四个部分展开。本书的主要结论有：（1）我国的人口转型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人口发展已经进入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平稳低增长阶段；我国的生育率逐年稳步降低，并于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老龄化具有规模大、发展迅速，地区差异明显和未富先老等特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高，居民消费增速慢于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倾向有下降趋势，消费需求乏力；城镇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以及城乡居民之间存在较大的消费不平等。（2）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促使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原因主要表现在：家庭“内部投资”的减少、家庭“扶养机会成本”的降低、“子女养老动机”向“储蓄养老动机”的转变、家庭资源配置的“倾斜配置”特征四个方面。老年扶养比的上升促使了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原因主要表现在：老年人口的社会生产能力低、养老保障对养老储蓄的替代效应、老年人的馈赠性动机等方面。（3）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导致了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但却导致了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上升；老年扶养比上升会造成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但会造成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提高。原因在于抚养子女成本的城乡差异，以及“消费效应”与“储蓄效应”博弈结果的城乡差异。（4）居民消费支出的年龄效应呈现出明显的“驼峰特征”，并且驼峰出现于45—50岁，由于传统文化及现实国情的影响，中国居民在其生命的不同年龄阶段有特定的刚需，因此难以在生命周期中平滑其一生的消费。养老保险因素对年龄效应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有显著差异，养老保障对城镇居民主要产生的是“资产替代效应”，而对农村居民还产生了“引致退休效应”。（5）在城镇样本中，少儿抚养比的上升提高了生存型消费支出的比重，老年扶养比上升仅对收入水平较高家庭的生存型消费比重产生正影响，越富裕的家庭，子女数量变动对发展型消费比重的影响越小，养老负担的加重使得较贫穷的家庭降低了发展型消费的比重；在农村样本中，家庭收入水平越低，老年扶养比对生存型消费的负影响越显著；老年扶养比上升通过作用于医疗保健支出而对享受型消费产生正影响，对于越富裕的家庭，老年扶养比对享受型消费的影响越弱。（6）同一时期出生的城镇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费不平等有扩大的趋势，出生年代越晚的群体，其消费不平等越大。老龄化是东部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变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但在我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老龄化对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变动的影响比较微弱，对消费不平等变动起主导作用的为出生组效应。总体而言，老龄化对消费不平等的扩大作用在增强。本书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本书由陈晓毅执笔，在课题组其他成员舒银燕、扈剑晖、孙静、曾艳芳等的协助下完成。在此，对参与课题研究工作的各位同人的辛苦付出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的所有不足和缺点都应归咎于笔者。陈晓毅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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