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的政府规制研究

网络问政其实就是一种互动平台，是政治精英或普通网民借助网络关注与管理公共事务、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发挥知情、监督、质询等功能的形式与状态的总称。其中既包括领导干部对网民的“问”（咨询），也包括网民对领导干部的“问”（质问与评议）；既包括网民的“答”（参政），也包括领导干部的答（回应）。网络问政是一种双向互动式的民主政治。近些年，网络问政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引发了巨大的政治社会变革，成为官民互动的桥梁纽带，显示了巨大的政治能量，也成为学术界、政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书系统考察发生在近些年的网络问政事件，循着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探索解决思路的认识路径，探讨网络问政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尝试性地提出应对之策。网络问政虽然有广大政府人员的积极参与，但是就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网络问政的主体是广大网民，而且参与的主要领域包括：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的政策质询、关于政府作为不力或不作为的事后问责、腐败举报、发泄某种不满情绪和向政府相关部门讨说法等。网络问政发挥了沟通互动平台、提升社会资本、民主监督以及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不过网络问政经历从广场民主到国会大厦，从印刷民主到无线民主，从电视民主到市长热线，从网络问政再到微博问政、微信问政的发展历程，更见证了电影电视，电子政务，微博、微信等问政平台，推动了政府工作向规范化迈进，促进了政府信息的透明化运作，促进了虚拟与现实的有效对接。不过，网络问政的发生、发展有其重要的政治社会原因，也有大众心理的从众化倾向，尤其是政治效能感的刺激和传播功能，使得网络问政不断被模仿、被复制，成为暴力、动乱性政治参与的主要根源。政治效能感从积极效应来看，有利于政府相关部门把握问题实质和主动权；有利于把脉问题，对症下药；有利于强化整体部署，提升治理水平；更有利于政府部门联动，避免网络问政事件螺旋上升。从消极效应来看，网络问政有某种程度的非理性因素，导致非理性政治参与和群体极化现象，正面舆论导向被弱化。由于商业驱动和技术瓶颈等原因，导致网络问政并不能真正体现网民心声。再加上网络上经常存在的“多数暴政与少数人意志体现”、网络意见领袖引领网络舆论走向、海量信息的真假难辨和无序问政乱象等负面因素，因此，亟须政府提供规制措施，严防网络问政走向极端。政府规制主要针对市场失灵现象，也可以针对网络问政市场的失灵问题。因为网络问政市场存在着运营商、服务商、网络意见领袖等主体的自然垄断，也存在着网络乱象的负的外部性问题，再加上网络暴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使得政府规制有了作用空间。政府规制在价值层面主要关注公共利益、社会秩序，而且其工具选择重在治理和规范以及法律和制度的使用。国外对网络问政的规制经历了从管理到规制再到治理的过程，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认为，规制互联网行为是必然的，但是这种对必然性的认识却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互联网产生之初，认为互联网不能被控制，因为那样做的话有碍于自由。一直到1997年，依然采取不干预政策。20世纪末，网络的狂野不羁使一些人士认为应该采取行动以塑造互联网的未来。“9·11”之后，美国以及世界网络空间的治理导向急剧转型，规制成为一种方向。在规制过程中，国外互联网规制主要采取技术规制、立法规制和道德规范等方式，而政府规制的依据主要是法律制度，规制的主体在不断壮大，规制的方法也在转型。我国的规章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专门的网络行为规范主要包括：禁止性规范、保护性规范、预防性规范、政策性规范、保障性规范、协调性规范等。在规制体系方面，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全国互联网管理工作协调小组为核心的管理机构，国务院新闻办等部门分工负责、专业管理，为我国的互联网管理提供了体制机制优势。但是，我国的互联网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诸如法律体系产生较早，原则性规定较多，不能适应新发展；互联网领域缺乏根本大法，难以适应网络社会不断壮大的需要；我国的互联网规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管理多元、职能交叉造成管理效能低下；其次，治理主体的角色不清晰，难以发挥各方的积极性；最后，法律体系不完备，道德规范力度亟待提高。为加快互联网管理，营造良好的互联网参与氛围，政府规制体系建设应从这样几个方面着眼：加强立法，建立、健全互联网法律体系；找准角色定位，提升政府网络领导力；将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贯彻到网络治理过程中。另外，政府规制互联网要体现中国特色，这就要求规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规制体制机制建设要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规制还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网络技术自主化依然是当前或今后一段时间内网络规制的必由之路。关键词：政府规制；网络问政；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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