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服装名商传

服装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表征之一，一方面它是各个时代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又代表着时代文化和社会时尚。一部服装史，既涉及美学、文化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还与生理学、心理学和行销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人类诞生之初，即有各种服饰的产生。浙江是我国沿海省份，因得地利之便，在遥远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两浙先民已经以粗纤维蔽体，夏商以降，浙江的服装同样走过汉代的清雅、大唐的华美和清朝的高贵等历史发展阶段。到了近代，国门渐开，西风东渐，东南沿海的上海、宁波、杭州、温州等地通过不平等条约先后被辟为通商口岸，中国近代工商业也开始起步并得到迅猛发展。服装作为一种商品，服装业作为一种商业也渐次步入历史的视野。浙江服装名商即在此背景下于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宁波红帮裁缝首先创造了中国服装史上的五个“第一”，即：1933年，宁波人顾天云编著中国第一部西服著作《西服裁剪指南》;1879年，宁波裁缝李来义在苏州天赐庄开设中国第一家西服店“李顺昌”;1905年，旅居日本的宁波裁缝在孙中山先生授意下，参照日本士官服式样，裁制中国第一件中山装;1947年，宁波奉化江口镇王宏卿等人创办中国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20世纪初，曾在日本开店的奉化籍裁缝王睿谟，用国产的哔叽布手工缝制中国第一套西装。这些显赫的“第一”使人们再次缅怀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创业历史，再次从尘封的记忆中捡拾并拼合那些浙江服装名商的影踪，再次寻找浙江服装名商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浙江近现代服装名商既继承了历史上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传统，又增添了开放、诚信、敬业及团队精神等现代商业社会所必需的内容。浙江近现代服装名商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积极进取的姿态、注重创新的意识对浙江当代经济的发展仍有现实意义。对于现在的浙江服装行业乃至全国的服装行业来说，也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近现代浙江名商所操持的爱国爱乡思想、勤劳勇敢品质是浙江发展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子孙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浙江近现代服装名商通过家族式的纵向继承和地域式的横向发展形成了服装群体。前者如张尚义、张有松、张方标、张师言四代在日本的起步和在上海的拓展，后者如宁波人开办的西装店在上海的蓬勃兴起(据统计占了上海西服业的60%)。由最初的裁缝群体，到后来的服装商群体，浙江服装名商逐渐形成了近现代中国服装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奇特文化现象。浙江近现代服装名商铸就了浙商精神。如浙江宁波“红帮”创业者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服饰知识、精湛的缝纫技艺以及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而且能够放眼世界、胸怀天下并最终形成了所谓“红帮精神”，即振兴民族工业的志气，报效祖国的爱国热情，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勤奋敬业、诚信重诺的儒商风范，情系桑梓、惠泽乡里的赤子情怀等等，这一精神成为“红帮”创业成功的强大内驱力。如浙江服装商的带头人物张尚义一家四代在日本积极拓展服装业务，具有极强的开创性;王才运响应“五四”运动、声援“五卅”斗争、领导罢市、抵制日货等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红帮裁缝的代表人物、上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经理王宏卿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怀着极高的爱国热忱果断决定参与组织生产军服及军需用品支援抗战，并会同亨达利钟表行经理莫高明、侯国华(均浙籍)等于1937年在武汉创办了抗战军用专门工厂——华商被服厂，具有炽热爱国情怀。我们第一次以合传的形式对有浙一省近现代服装名商的生平事迹、创业历程、历史贡献及其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务实态度、诚信品质、开放观念进行系统撰述和客观评价;从史的角度认识浙江服饰在中国近现代服装行业的领跑角色和重要地位，进一步确立浙江服装在当代浙江经济文化迅猛发展背景下的经济分量和文化价值;充分挖掘浙江近现代名商身上所体现的现代商业意识、服务意识、开放意识及其当代意义。希望这本书成为一部纪传体的浙江近现代服装史，能否如愿，尚需读者的评判与专家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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