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的作用机制研究

自斯密以来，主流经济学理论都认为财富或者收入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前提，收入水平的高低是间接度量福利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从而使得所有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政策，最终都会归结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然而，通过幸福感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居民的福利水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居民幸福感水平趋于一个稳定的值，呈现水平状态。经济学者将之称为“幸福—收入之谜”、“幸福悖论”或“伊斯特林悖论”。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分析发现同样的现象在中国也是存在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该谜题在中国的发生呢，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本书将对此进行实证研究。本书用七章篇幅，从宏观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对中国的“幸福—收入之谜”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首先，检验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居民表现出了明显的收入不平等厌恶，由于受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居民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较低。较低的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与较高的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矛盾，使得它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且，除了收入不平等自身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外，收入差距过大，尤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心态平和程度，导致心理失衡和强烈的失落感，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犯罪因素，这些犯罪活动又会进一步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检验中国的阶层固化、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论显示，向下流动给居民幸福感带来的负面影响（-0.070分）要远远大于向上流动所带来的正面影响（0.045分），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的原因。由于社会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向上流动的渠道日益阻塞，剩下的社会阶层状况要么是不流动，要么就是向下流动，这导致居民总体平均幸福感的下降。与此同时，在社会不流动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机会的不平等，因为社会不流动、阶层长期固化，那将意味着大量的底层居民无法顺利向上流动，这即是重大的机会缺失，本书发现不同阶层之间的机会不平等也是导致居民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再次，检验政府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书发现腐败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因为它是一种不良的“气候”，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激发人内心的不满情绪，直接造成居民的幸福感损失。除此之外，腐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影响社会非正式制度（人际间信任水平）实现的。腐败会导致居民对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人员的不信任。人际间信任感的丧失意味着非正式制度保障的逐渐破裂，居民的安全感不断降低，从而使得他们难以感到幸福。最后，检验中国式分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国式分权造成了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地方政府更加注重投资性支出，轻视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投入的财政支出”，这几乎已经成为学者中的共识。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对此种特有的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即分权导致支出结构偏向，而这种与中国式分权相关联的支出结构偏向又会给居民的社会心态、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书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因此，增加民生性支出的比重是破解“幸福—收入之谜”之道。关键词：主观幸福感 “幸福—收入之谜” 收入不平等 中国式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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