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争议解决

2005年春，我与翁·基达尼（Won Kidane）再次在华盛顿特区相见，当时他在当地的汉顿和威廉姆斯（Hunton & Williams）律师事务所执业，并且正忙于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求偿仲裁庭中的烦杂仲裁事务。我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将他招募到宾州大学法学院以及宾州大学刚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我与基达尼初识于伊利诺伊斯大学法学院，当时他是法学院的学生，而我是法学院的老师。在我所开设的国际仲裁和诉讼、商事交易以及知识产权课堂上，基达尼敏锐的洞察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他日后会有很大的学术和政策制定方面的潜力。在进入伊利诺伊斯法学院之前，基达尼已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获得大陆法学士学位、在佐治亚大学获得国际法和比较法硕士学位。当他接受我的邀请时，我和我宾州大学的同事深感荣幸，并且更为荣幸的是，我们共同见证了他作为一名学者和教师的突飞猛进的成长经历。当他决定北上加盟西雅图大学法学院时，我们虽心有遗憾，但也深感自豪。事实证明，我对基达尼教授学术和政策制定方面的能力的判断是正确的。《中非争议解决：仲裁的法律、经济和文化分析》这本书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对学术和政策制定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该书从多个层面对中非新兴而繁荣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卓尔不凡、富有成效的分析。20年前中非年贸易额还不到1000万美元，而如今中非年贸易额已近1000亿美元，单单2001-2009年的增长率就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700%。在全球贸易关系和WTO层面上，基达尼教授审慎分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对非西方”这种二分对立概念在全球法律框架下对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影响，而这种全球法律框架的“日内瓦根茎是从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长出，而不是从亚的斯亚贝巴或北京长出”。在中非关系的层面上，基达尼教授深入考察了中国参与非洲国家经济活动的方式，以及中国所采取的方式是如何不同于美国所采取的方式的，尽管双方对参与非洲经济活动有极其相似的战略利益。对于如何将中非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以“投资者为主”的条款，转化为鼓励可持续发展并对投资者和投资东道国都有利的条款，他也提出了富有价值的建议。他提出的中非应签署《经济伙伴协议》的建议同样充满远见卓识。在中非私商事关系的层面上，基达尼教授同样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和建议。非洲有53个不同的主权国家（现在非洲已有54个主权国家——译者注），它们大都具有相似的殖民经历和习惯法传统，这就导致它们的法律文化、商事习惯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国也有相似的“法律二元主义”经历，所产生的法律文化和商事习惯与非洲国家十分相似，采取什么样的治理和争议解决机制才能更好地符合双方的利益呢？对此问题，基达尼教授明智地提到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和已过世的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告诫：文化很重要！Lawrence E.Harrison & Samuel P.Huntington（eds.），Culture Matters，Basic Books，2000.《中非争议解决：仲裁的法律、经济和文化分析》一书资料翔实、观点新颖，非常有助于从全球、国内和私人行为者的角度理解并推动中非经济、外交和法律关系。我十分高兴有此机会为我的朋友和同事奉上这篇简短序言。菲利普·麦克诺菲（Philip J.McConnaughay）宾州大学迪克森（Dickinson）法学院、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纳德·J.法拉奇（Donald J.Farage）法律和国际关系讲席教授美国宾州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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