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思想库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

在决定美国公共政策的诸多因素中，思想库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思想库数量多，占了全球的近30%；对政府政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方方面面的政策的影响广泛、深刻。又因为美国实行两党制，民主、共和两党“一朝天子一朝臣”，形成了世界各国政治中少有的“旋转门”制度，使思想库更能对决策发挥独特的直接作用。因此，思想库甚至被称为“影子政府”（shadow government）或“第四权力部门”（the fourth branch）。在美国，对思想库的研究可以说是随着思想库的产生就开始了，著述十分丰富。在中国，由于要了解美国，了解美国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为了建设我们自己的思想库，以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我们需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包括美国的经验，因而近十几年来，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成为中国美国学界的一个热点。著作相继出版，比较重要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王莉丽:《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论文更不在少数。这些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如何在已经取得上述成就的基础上把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这是本课题作者在开始本课题研究时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学术界和中国公众几乎关心美国发生的一切，从茶党到占领华尔街，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从伊拉克战争到阿富汗战争。我们热烈讨论美国是否衰落，争辩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甚至一部美国电影也能成为一个时候媒体的关注热点，如《2012》，《华尔街:金钱永不眠》“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是一部以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为背景的关于华尔街的电影。。但是归根到底，从学界到公众最关心的是美国对华政策。这也很自然，因为美国，美国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的外部因素；美国对华政策又是如此复杂，不管你说它是什么样的似乎都能找到根据；从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又经历了如此巨大和曲折的发展，说它“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既然这样，我们决定把思想库的研究与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结合起来，这也许是把思想库研究引向深入，同时也是把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做得细些、深些的一个切入点。本书把美国对华政策解析成几个方面:对台湾的政策，经贸政策，人权政策，环境和能源的政策。另外，因为这20几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争论之中，这种争论至今还在继续，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本书专有一章阐述思想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本书第一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思想库，它们的概念、起源和发展，一般公认的思想库的一些特征:如独立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但有些思想库也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如保守派、自由派），致力于公共政策研究，为政府决策服务等；美国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社会思潮与思想库的关系；思想库影响政府决策的主要方式:提供新思维，储备专门人才（主要通过旋转门），为讨论外交政策提供公共场所，充当现行政策的诠释者、风向标和试探器，教育公众，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桥梁，作为“第二轨道”通过对话和讨论促进国家间和政府间的关系，等等。该章还选择对华政策影响比较大的34个思想库作了重点的介绍。学者们对于思想库有不同的定义。有的倾向于专指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机构。但实际上许多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来自一些重要的大学，他们是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从事对华政策研究的，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把他们排除在外，显然对于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是不恰当的。因此本书倾向于对思想库作比较广泛的理解，一些重要的教学机构也包括在内了。第二章集中阐述美国对台湾政策及思想库的影响。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中美三个公报的核心问题都涉及台湾，“一个中国”政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基础。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有区别的。到底同在哪里，异在哪里？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研究美国对台政策、理解这种政策的两面性显然是重要的。本章专门有一节对美国的“一中”政策进行论述，并分析了美国保守派思想库对这一政策的挑战。30多年来虽然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总体说来没有根本的改变，但在不同总统任内是有一些调整的，甚至在同一总统任内前期和后期也会有不同倾向，如在克林顿和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任内一开始都是向着提升美台关系的方向调整政策，在后期则是向着稳定“一中”政策、反对“台独”的方向调整政策。本章阐述了思想库与这种调整的关系，思想库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尤其是对于美国思想库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一直在倡导的“中程协议”、思想库反对陈水扁的法理“台独”做了比较具体的考察。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在美国学者中出现了要求重新审议对台政策的呼声。本章也对美国思想库关于台湾政策的新争论进行了考察。第三章研究了思想库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影响，包括影响这种政策的主要思想库、重要学者，以及它们影响政策的主要路径，并就思想库与90年代的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以及新世纪以来的两国经贸关系进行了专门考察。20世纪90年代，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主要争议。不同的思想库、不同的学者纷纷参与进来，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总的倾向是支持维护这种关系的。世纪之交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是冷战后中美关系中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突破，也是克林顿第二任期涉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项立法。克林顿政府是全体动员支持这项立法的，共和党的主流也赞成这项立法，但国会和社会上仍有不同意见。思想库在这项立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项立法的成功充分说明，美国社会关于改善对华关系、发展对华经贸关系的共识已经建立起来。该项立法对于新世纪的中美经贸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但不是说有了这项立法就万事大吉。实际上新世纪里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主要是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问题。本章对思想库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作了探讨。第四章聚焦于思想库与两国之间的人权问题。这个问题从冷战结束以来到现在一直存在，但20多年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90年代初，美国决策者把人权问题置于中美关系的首位，把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改变政策甚至改变领导作为一项政策选择。今天，人权问题只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虽然两国在这一问题上仍然有分歧，但双方都意识到，不能让这个问题阻碍了两国的合作，要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来处理分歧，虽然美国方面常常还显出居高临下的姿态。在90年代初，美国方面对人权问题理解得比较狭窄，后来越来越多的政界和学界人士主张，要对人权问题做广泛的理解，不仅仅是少数“持异见者”，还要关注更广泛的民主和法治的进程，本章也对人权问题作了比较宽泛的解读和阐述，介绍了美国思想库所从事的关于中国人权、民主和法治项目，思想库对美国对华人权政策制定的影响，并对1994年克林顿政府确定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的政策中思想库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剖析，对对华永久性正常贸关系立法辩论过程中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辩论作了阐述。在新世纪，人权问题仍然是美国思想库辩论的一个问题，有的思想库主张更多地把它作为两国合作的领域，但也有的思想库仍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本章再现了思想库之间的这种不同意见。第五章集中研究思想库与美国对华的环境和能源政策。与上述几个方面相比，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90年代后半期刚刚出现在中美关系中，但它在两国关系中却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既是两国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尤其本世纪以来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势头很猛，前程广阔；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又有分歧，甚至是原则性的分歧，反映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不同立场。本章阐述了这种合作与冲突，并分析了思想库的影响。美国思想库在对华环境和能源政策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本章大致地把它们概括成对华合作派，担忧派和施压派，合作派认为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共同挑战中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应该加强合作；担忧派抱怨中国的能源政策不透明，执法力度不到位以及两国在能源、环境安全概念上的差异，主张采取两手政策；施压派以强烈的冷战思维来看待这一问题，认为中国的政策必然损害美国利益，在相关问题上要对中国持强硬态度。本章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从《京都议定书》到后《京都议定书》美国政府的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措施，以及思想库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思想库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影响，以及思想库推动奥巴马实行“绿色新政”的作用。第六章与前面几章稍有不同，它不是研究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某个方面和问题，而是对20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辩论进行回顾和考察。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就从来没有断过。90年代初，美国政界和学界一个突出的看法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会步苏联后尘。当然这没有发生。但这种论调到现在也没有绝迹，当前中国经济遇到一些困难，面临下行的压力，“中国崩溃论”居然又冒出来了。但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威胁论”取而代之成为辩论的主题。这中间有主张中国“经济威胁”的，有鼓吹“军事威胁”的，还有人把中国的发展“模式”视作威胁的，虽然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并没有热心宣传，甚至对“模式”这种提法也有保留，但美国学者却辩论得颇为起劲。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个命题提出来后，思想库又辩论起了中国是不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可以说，在今后，在中国崛起的长时期中，美国对于中国，对于中美关系还会继续辩论下去。在过去，各主要思想库的学者发表了大量的言论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有的思想库表现得十分活跃。了解这种辩论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各界各派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以上这些方面还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部。但这几个方面显然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有相当的分量，而且是思想库发挥作用比较集中、比较强烈的方面，比较容易进行相对系统的、完整的论述。对于美国研究来说，不缺资料，问题是资料太多，信息爆炸。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材料的搜集还是不够齐全，不够完整，但希望不要出现大的偏差。而且思想库和美国对华政策这两者都是变动不居的，及至本书出版，又有新情况出现了。我们只是希望，本书将为对美国思想库的动态研究再提供一级台阶。做完这项研究，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有时候我们倾向于用一种比较简单的定位来给一些人一些机构打上标签，如“亲华”，“反华”。但实际情况常常更加复杂些。一些机构、一些学者在对华政策的这个方面这个问题上可能是倾向于加强对华关系的，而在另一方面却可能持不同的态度。比如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那是美国出了名的两个保守派思想库，一些学者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鼓吹提升美台关系，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甚至挑战“一个中国”的政策，至今这种立场没有多大变化。但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辩论中，该两思想库的学者却大多支持无条件地延长这种待遇。自然，这与共和党人主张自由贸易的理念有关。但又不是所有共和党人都是这样。有句俗话，叫“卖什么吆喝什么”。本书研究思想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当然要强调思想库的重要性。但这绝不是说，思想库是最重要的因素，或者说只有思想库是重要的。实际上，美国的外交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思想库只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个因素。美国外交决策，包括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是美国各种利益集团互相争斗、讨价还价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方互相妥协、最后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果。我们要重视思想库和学者提出的关于对华政策的新思维、新见解，但这些想法和见解是否成为政策，何时成为政策又是一个问题。比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重新审议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意见，要真正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还需要相当的时间。当前中国学界热议的一个问题是中美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学者认为，两国关系作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走不出“大国政治悲剧”的逻辑，最后两国之间的冲突和战略摊牌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更多的学者不是那么悲观。基辛格博士在美国《外交》杂志2012年3 /4月号发表了题为《冲突是一种选择，但没有必然性》的文章，对这一问题作了阐述。他认为，美中关系不应当被看作零和游戏，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的出现本身也不应当被假设为美国的战略失败。两国关系过去30多年的历史在两国对外关系中都是一次没有先例的实践。美国历史上没有与这样一个成功崛起而又具有不同政治体系和文化的大国打过交道，中国也没有与这样一个世界观与中国截然不同的世界大国打交道的经验。事实正是如此。在过去32年中，中国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得到了发展，没有寻求打破或颠覆现存的国际体系；而另一方面，美国也从中国融入这个体系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虽然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有摩擦、矛盾和纷争，但从总体来说，一个现存的超级大国与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不但实现了和平共处，而且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依赖、互利共赢的关系，这种情况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两国之间存在分歧、缺乏战略互信是一个事实。基辛格提出，最简单的战术是坚持用更大的财力和物力压倒潜在的对手，但他强调在当今的世界这是不可行的。中国和美国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作为持久的现实存在，每个国家都将继续追求自己的利益；又不能将自己的安全委托给对方。他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将对方的梦魇考虑在内，还要认识到自己的言论和政策一样，都可能增加对方的猜忌。换成我们的话说，就是双方都要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照顾对方的关切，考虑到对方对自己一方的政策和言行的可能的反应和感受。笔者以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美两国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尤其在经济方面，两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如此之深，确实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自然，新型的大国关系也是一种选择，就如对抗一样。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一种选择，那就是中国之福，美国之福，世界之福；反之，对于中国、美国和世界都将是一场灾难。人类历史演进到了21世纪，中美两国是有政治智慧来避免灾难，实现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对于2012年的美国大选，中国观察家和民众没有给予特别关注，这是中国人心态成熟的一个标志。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政，我们管不着，也没法管。在大选中，候选人会拿中国说事，“打中国牌”，但两党的对华政策从根本上说，共同点是主要的，差异是次要的。不说远了，就说冷战结束以后，中国既与共和党总统打过交道，也与民主党总统打过交道；既与温和派，也与保守派、自由派共过事。虽然大选以后，如果白宫主人换了一个党派，一开始两国关系会有些麻烦，中美双方需要进行一些磨合，但到头来美国对华政策还是会回到主渠道上来，中美关系还是要继续前进。克林顿和乔治•沃克•布什时期中美关系都低开高走就是很好的证明。这是因为，美国对华政策不取决于某个个人的好恶，它最终是由两国的共同利益决定的。损害了中美关系，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同样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损害。两国关系过去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的最终成果，各章的撰写者分别是:第一章魏红霞，第二章陶文钊，第三章袁征，第四章何兴强，第五章钱皓，第六章仵胜奇。全书由陶文钊统稿。在本课题结项过程中，袁鹏、刘学成、周琪教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出版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曹宏举、冯斌同志给予了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谢。自然，书中的疏漏错讹之处均由笔者负责。陶文钊2013年3月

全部显示∨

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