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史：第三版

刚刚逝去的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有太多的事情值得省思。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应当走什么路。对此，中国在一个世纪中出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选择。第一次选择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党，效法苏俄，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历经28年的艰苦奋斗，于1949年夺得了全国政权。在革命行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了这次选择的历史正确性。他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当时知识分子的眼中，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可以救中国。中国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更是“一边倒”，一心一意“走俄国人的路”，效法苏联搞社会主义。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见《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毛泽东主政下的社会主义，倒也不是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如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就是一大“中国特色”。从“三反五反”，“三大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不过，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所建立的体制，中国与苏联则是一脉相承的。如农田集中，共同耕种；如消灭私人资本，消灭市场，国家作为全社会资产的所有者，进行计划生产和分配；再如，权力高度集中，出现领袖的个人权力凌驾于党、国家和国家法律之上的个人专制，“个人崇拜”狂潮泛滥不已。文化上则是“舆论一律”，任何异见都可能遭杀身之祸。这种体制，虽也使社会获得了某些进步，但更多的是不断地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在不断地坚持中不断地遇到挑战。到“文革”后期（1976年），国家的经济已濒临崩溃。原先的种种美好承诺一一走到反面。“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语）中国向何处去？历史的挑战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新的选择。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中国前途扑朔迷离。10月6日，中共领袖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联手，一举粉碎以江青为首的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这一事件，惊天动地，举国上下无不为之振奋！人们欢欣灾难时代的结束，并永志这一刻骨铭心的时刻。很难想象，有“四人帮”挡道，能结束“左祸”横行，能否定“文革”，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因此，“四人帮”一夕覆灭，标志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来临。1977年，对中共建国后数千万起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启动，它为地主、资本家摘帽，为“右派”“改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为“文革”时期数千万获罪者恢复名誉。这是中共对过去近30年中的罪错第一次认真的富有勇气和诚意的清算。1978年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思想解放的激流猛烈地冲击了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僵化的教条，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该年年底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史上风雷激荡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这一转折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以后的发展。这是20世纪中国人的第二次选择——告别“俄国人的路”——的开端。1991年，发生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重大事件。这是这一体制的内在逻辑发展之必然。关于“苏联体制”或“苏联模式”的弊端，俄共中央总书记久加诺夫（曾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作了经典的概括，他指出，苏共垮台是因为它长期坚持“三垄断”的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特权制度。参见吴南生“实践'三个代表'要认真建立民主制度”，《同舟共进》（广东）2001年第11期，第8页。社会主义祖师爷的不幸结局，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严厉的警示。1992年，年迈的邓公毅然南下，发表重要谈话，力排改革就是“改向”的质难。不久，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宣告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告别“俄国人的路”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历史的进程使我们越来越清楚，20世纪中国人的第二次选择，就是告别“苏俄模式”，走世界文明的共同道路。时下的话语就是“与世界接轨”或“转轨”、“转型”。所谓“改革”，就是改掉“苏俄模式”中背离人类文明发展轨道的那一套制度、体制、规则；所谓“开放”，就是接纳与建立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轨道的那一套制度、体制、规则。当今中国的进步（或者说“复兴”），就是一步步地告别苏俄模式，一步步归依世界文明，即一步步地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对中国来说，这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困难还是不小。今天，主导全球化潮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文明。这一点，我们应当承认。但麻烦也在这里。因为我们曾否定过这种文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认为，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并长期作为讨伐的对象；因为我们曾闭关锁国，长期与这种文明相隔阂；因为我们曾夜郎自大，自认为有悠久的文化和先进的社会制度；还因为，即使向西方学习，在如何学习问题上，也各执一端、争论不休达一个多世纪。“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就是两种有代表性的意见。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又冒出姓“资”姓“社”的叫喊声，阻挡中国向西方文明靠近。现在，姓“资”姓“社”的论调已被人们看破，失去了传播的市场；但“西化”一说，是贯穿20世纪的骂声，仍是国人的一块心病。诚如袁伟时先生所说：“铁的事实是，给古老中国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流文化。”袁伟时：《执著为中国的新文化辩护》，载《随笔》2002年第5期。陈乐民先生对此也说了一句富有启迪的话：“中国的近代史是在19世纪中叶与西方文明的撞击并接受其影响而启其端的。”陈乐民：《西方文化传统与世界历史》，载《学术界》2002年第3期。鸦片战争是列强的侵华恶行，却更是中国由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的开端。这早成定论。战争的诱因，若从中方反省，实因清廷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拒绝参与世贸。此次战争之后，紧锁的天朝国门打开了，西方文明扑面而来，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的历史事件，这些都是中国脱离中世纪孽根的西化现象，其进步意义谁也不能否定。有鉴于此，康有为感慨地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康有为：《上皇帝书》，转引自《冷眼向洋》下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71页。而袁世凯称帝，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是抗拒西方文明的铁定的倒行逆施。新中国成立之后，闭关锁国，“全面专政”，“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导致贫困、落后，也是拒斥西方文明对我们的惩罚。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先贤们早有洞见。如冯友兰说，所谓“中西之交”，乃“古今之异”。瞿秋白也明白地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姓“资”姓“社”的诘难也好，“不符合国情”的龃龉也罢，面对这些卓识，不知还有什么招数。现在已是今非昔比。推行市场经济仅仅10年，中国的城乡面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变。但绝不可轻信“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之类的虚妄之说。对中国的家底，我们时时要有清醒的认识。“转轨”、“转型”也好，“改革开放”也好，“现代化”、“全球化”也好（其实，这些不同的提法，其内涵大致是一样的），如果作全方位的理解，任重而道远。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新路，其重心限于经济领域。虽然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向上推进，那么现代化只化了“一半”，而且是非根本的“一半”。所以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所有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只是在经济上与世界接轨、一只脚跨进了全球化的门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在于跨进现代民主国家的行列；因为经济的持久繁荣，国家的稳定康宁，人民的自由幸福，文化的推陈出新，都有赖于它。这方面，美英等国已作出了有说服力的示范。当然，在政治领域，我们也有了不少的进步。如领导职务终身制业已废除，依法治国深入人心，选举制度在逐步推行，法律体系在快速完善，权力制约在不断加强；民主、法治、人权愈来愈成为普遍的诉求，在提高物质生活的同时，人们迫切期待着提高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准。但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未有突破，基本上还在苏俄体制的惯性下运作。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时至今日，又过去22个年头了，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自然更不适应全球化、现代化的潮流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改革要有新突破”。突破什么呢？就政治改革而言，关键是要突破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是人民的意愿，历史的必然。虽然艰难，但必须去做。如果从这样的背景来认识，《西方民主史》的出版（1997年）和再版（2003年），恰适应了中国社会“转型”、“转轨”的需要，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第二次历史选择的产物。本书为了解、研究西方民主提供了一个框架性的文本，但它的意义恐怕不只是工具性的。“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非但未能在中国扎根，而且曾遭遇了排斥的命运。只是在经受了浩劫和重挫之后，才又呼唤民主。这使我们感到，似乎又回到20世纪之初的起点，虽然历史不可能是重复的。民主，不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传统是悠久的专制主义文化。要实行民主，只能向西方国家学习。这并非说，人家的制度是尽善尽美的。丘吉尔说：“没有人以为民主是完美无疵的。说实在的，倒是有人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只不过要除掉不断试验过的所有其他一切的政府形式。”（1947年11月11日在下议院的讲话）此言的意思是，民主不是完美无缺的政体，但同其他的政体相比，是最不坏的政体。学习，也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就美英法三国而言，也各不相同，怎么照搬？制度上各有特色，但制度中所体现的原则与价值观又是相通的。比如，都实行参与、竞争、制衡、法治的原则，都信奉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的价值观。所以，建立民主制，必须与国情相结合，但必须改造国情（体制、观念、习惯等）中的种种非民主的因素，才能吸纳先进文化——民主。对我们来说，确立正确的民主概念，建立与世界同轨的民主制度，一要清理传统的专制主义影响，二要清理支撑苏俄政治模式的理论体系。后者的任务，尤为艰巨。建设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是要落实民主制度；但只有在人心中树立民主意识、民主理念和把民主看成是每个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才能使民主制度如同万里长城屹立于中国。《西方民主史》可以说是一部处女作，这固然对于该书作者，也可概指中国学术界。欧风美雨浸润中国百余年来，却没有一个中国学者从事撰写介绍西方民主历程的著作，着实令人深思。技术上的困难或许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存在难以逾越的屏障。“全面专政”的年代，知识分子背负赎不完的“原罪”，更遑论研介西方民主了。即使到了20世纪80—90年代，“西化”的幽灵仍使学者们望而却步。因此，《西方民主史》作为开山之作，如果说有什么值得肯定的话，那么，首先是对西方民主进行了较为完整与客观的介绍，并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肯定性评价。对西方民主由否定方面转到肯定方面这是近百年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种新气象，对于西方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陈独秀早在1940年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其实，只要是民主，不管它是什么式样的民主，都要保障人权，实行言论、信仰、选举的自由权利，都允许政府反对党派的公开存在，都实行司法独立，等等。应当说，陈独秀才是对西方民主作出公正评价的第一人。可惜他的这一闪光思想被长期尘封而鲜为人知。陈氏的这一见解见《对于民主的再思考》一文，《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它对于借鉴西方民主为我所用中所存在的障碍，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不但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远识和责任心。本书出版后受到众多读者的好评，应当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相对于学术与技术层面，本书所作出的探索大致有二：一是第一次提出西方民主发展的三个阶段：古代民主，近代民主，当代民主。特别是，认为“二战”以后西方民主的发展进入了当代阶段是西方民主理论研究中的一大创新。三阶段论奠定了全书的框架，揭示了西方民主的逻辑过程。这里需要说明，近代民主因创造了议会、政党、宪法等民主形式而区别于古代民主，但近代民主的划时代成就还不反是这些有形的民主外壳，而是确立了人权至上的原则。有没有根深蒂固的人权观念，有没有制度化、规范化的人权保障，不但是近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根本区别，也是真民主和各种版本的假民主的试金石。因此，以洛克为始祖的自由民主理念是西方近代至当代主流的民主理论形态。如果要问，当代民主与近代民主又有什么区别？那么，这种区别集中到一点，当代西方民主不过是人权得到了普及而已。二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概括，在三项基本制度（普选制、议会制、多党制）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四大机制”：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法治机制。四大机制的提出，是对西方民主制度认识的深化，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研究中的又一项创新成果。四大机制不像议会、政府、法院、政党那样是一种有形的设施，它需要在把握西方民主的精髓的基础上才能作出这一科学的抽象。认识四大机制就能从深层次上认识西方民主制，认识人类成熟的民主制度所呈现的普遍性原则。它对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与借鉴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次再版，作者尽可能作了修订，当然，全书的框架和基本观点没有变化。比较大的修改有：导论，对某些重要提法和辞语作了修订。第一章“氏族社会民主制”，对第5节、第6节进行了重写。新撰写的两节内容吸取了《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一书中有关章节的研究成果（也是20世纪西方一些学者对氏族社会的研究成果）。第六章第5节“卢梭——民主主义契约论与人民主权论”，补充了“贡斯当对卢梭民主理论的批评”。这对了解卢梭民主理论的缺陷和把握西方民主的真谛是有裨益的。第十三章“法国方式”，第1节、第3节、第6节作了较大修改。第6节“第三共和国”实际上是重写的；第2节“贵族的反抗”是新增加的。第十四章增加了第4节、第5节。第4节“20世纪末西方民主的进展”，勾画了西方民主正在向东方迅速扩展。不足之处写得太简单了。第5节“西方方式”，有助于了解近代以来西方民主之精髓。第十九章第4节，对该节引言作了重写，清晰而简明地表述了“什么是法治”的基本概念。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上）（中），对各节次序作了调整，将“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列为各节之首，对当代自由主义（如伯林、罗尔斯）作了简单介绍。原将列于首位的“精英民主论”现将之排列到（下）第1节。这次修订作者删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欧洲共产主义民主观”。第二十二章，对有的问题（如当代西方政党的现状等）增添了新的内容。因胡传胜君的建议，书尾还增加了“人名索引”，该项工作也主要由他承担。应克复2002年12月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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