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看“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合作

匈牙利位于中欧，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看，算是中等规模的国家，但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2016年11月，王毅外长在会见来华参加中匈“一带一路”工作组会议的匈外长西雅尔多时表示，中匈关系创造了很多“第一”的纪录。匈牙利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府间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和启动“一带一路”工作组机制的国家，第一个中国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的中东欧国家，第一个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中东欧国家，第一个设立中国国家旅游局办事处的中东欧国家，同时也是第一个在国内设立母语和汉语双语教学的欧洲国家。这些“第一”的纪录充分表明了中匈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访问过匈牙利，这不仅在中东欧地区是唯一的，在全球也不多见。2011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匈牙利之际，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在布达佩斯举行，成为一年后在华沙启动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前奏。“一带一路”倡议发布后，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中的16个中东欧国家全部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5年，匈牙利成为第一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2016年，中匈双方成立“一带一路”联合工作组，成为第一个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立机制化合作的欧洲国家。2017年，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将在布达佩斯举行，匈牙利在经过6年合作之后，重新作为东道主，迎接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的到访，进一步深化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的落实。本报告立足于匈牙利的视角，邀请了匈牙利的著名智库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撰写文章，阐述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机制的理解，应该是国内“一带一路”研究中第一本从国别的角度进行阐述的成果。本报告的第一个亮点是匈牙利驻华大使齐丽女士欣然为本报告撰写前言。齐丽大使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而中国是关注的焦点。2010年，匈牙利政府决定，除了传统的欧洲市场之外，有必要重点发展与东方国家的经贸关系。这就是匈牙利的“向东开放”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匈牙利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匈牙利实施向东开放政策的同时，中国宣布了自己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恢复历史上丝绸之路与西方的经贸关系。这两个政策相辅相成，因此匈牙利很早就表示愿意为“一带一路”倡议做出贡献，并成为欧盟第一个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本报告的第二个亮点是经相关授权，收录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和匈牙利央行行长毛托尔奇·捷尔吉关于“一带一路”和对华关系的相关重要发言。2017年1月，应匈牙利央行的邀请，本报告的主编参加了2017年拉姆法鲁西论坛。在该论坛上，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发表了主旨演讲。该演讲被收录进本报告中。欧尔班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在欧洲引发了对一个心理问题的关注，即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崛起这一事实。欧尔班引用俗话“存在即是可能”，认为这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英国和美国，而欧洲人并没有从中国的崛起以及英国脱欧和“美国至上”中吸取经验，而是耗费了大量精力去解释目前的局势并不是真实的，或者即使这是真实的，这一现象也仅是暂时的、没有基础的。实际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和政治已经经历了一个范式的转变，即从单一权力中心向多权力中心的转变。今天，欧洲国家是否成功便是衡量他们能够多迅速地实施这一转变。有些国家反应很快，有些反应慢一些，还有一些国家还在被叫醒的过程中。伴随着这一范式的任何转变，都会出现一种局面，即旧秩序的追随者必定同新秩序的追随者进行激烈的争论。多中心的世界秩序意味着多种发展模式，也会带来很多机会。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中心。欧尔班指出，中国不是一闪而过的彗星，而是一颗恒星，这颗恒星至少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在全球经济中扮演决定性作用。欧尔班认为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正式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第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举措，他对此充满敬意。而欧洲正在面临四大危机，即增长危机、人口危机、安全危机和外交危机。布鲁塞尔已经成为乌托邦的奴隶，导致欧洲大陆对任何一个危机都无法有效应对，变得越发虚弱。欧洲已经从一个全球行为体降低至区域行为体，甚至不久之后便会被迫去为争取区域行为体的身份而努力。如果回顾欧洲大陆成功的时期就可以发现，欧洲在由单一权力中心领导的时候从来没有强大过，而存在多个权力中心的时候欧洲曾经强大过。欧尔班认为，布鲁塞尔的政策将这些权力中心转变为单一权力中心，这就是欧洲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原因。欧尔班表示匈牙利从2010年到2016年已经从一个“败家子”转变为一个成功的案例。他认为，匈牙利模式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即政治稳定、严格的财政政策、工作福利社会和向东开放。而向东开放的核心不是贸易，而是尊重。欧尔班指出，那些不能接受尊重应该优先于意识形态的人永远不可能向东开放，因为他们不理解东方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匈牙利人有特殊的视角，能够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因为匈牙利人是被注入了基督教的东方人。匈牙利民族被认为起源于东方，但具体发源地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考证，也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谜点。例如，匈牙利是欧洲国家中唯一把姓放在前、名放在后的民族，本报告遵从这一习惯，文中所有人名姓在前、名在后。——编者注。本报告收录的匈牙利央行行长毛托尔奇的发言，题目是“匈牙利：丝绸之路上的关键国家”。这是2016年9月他在匈牙利全国经济学家年会上的主旨发言。毛托尔奇在开篇比较了先后爆发危机的匈牙利和希腊，因采取危机应对的方式不同，匈牙利现在已经走出了危机，而希腊则继续在危机中煎熬。匈央行行长认为，希腊走的是正统的、传统的和常规的路径，即由所谓的“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实施的紧缩政策。而匈牙利选择的是匈牙利的特有模式，重点进行结构改革，保持经济政策的自主性。由“三驾马车”驱使的希腊经济，其运行空间越来越窄，而匈牙利选择的道路越来越宽广。希腊政府提高了所得税，征收财产税，裁员，减少养老金和最低工资，还要实行私有化。匈牙利降低所得税税率，税收不足部分由营业税和部门税来弥补，并引入公共就业与职业模式，更重要的是匈牙利将结构改革纳入政府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之中。最终的结果是，在欧盟国家中，有三个国家的公共债务有所下降，而其中匈牙利是做得最好的，希腊则是最差的五个国家之一。随后，毛托尔奇行长比较了匈牙利和波兰的经济发展道路。他认为，波兰虽然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增长有所下滑，但却是欧盟国家中为数不多保持持续增长的国家，这是因为波兰学习德国，在21世纪初就开始大力实施结构改革，而那时匈牙利的预算状况则不断恶化。而波兰之所以在21世纪初能够进行结构改革，是因为当时波兰已陷入危机，受到危机的挑战。匈牙利最近几年是在补波兰10年前的课。最后，毛托尔奇认为，匈牙利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集中在世界经济的三大中心，即欧洲、北美和东北亚，尤其是东北亚的新兴市场——中国。匈牙利GDP为1000亿欧元，奥地利为3000亿欧元，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为4600亿欧元，巴伐利亚州为5000亿欧元。匈牙利同德国和奥地利的差距是巨大的。匈牙利计划在未来30年实现GDP翻一番，达到2000亿欧元。这第二个1000亿欧元的机会将在亚洲寻找，尤其是中国。匈牙利已经通过德国参与了全球化，现在匈牙利还应该关注“丝绸之路”，因为它能够帮助匈牙利实现GDP达到第二个1000亿欧元的目标。匈牙利央行已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匈牙利的落地，其中包括同中国央行实施人民币货币互换，发起“布达佩斯人民币倡议”，购买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此外，中国银行匈牙利股份公司已经成为人民币在中东欧地区的清算行。本报告的第三个亮点是邀请两位匈牙利前驻华大使撰稿。库绍伊·山道尔曾于2008—2014年担任匈牙利驻华大使，亲身经历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酝酿和发起过程。他认为，中国与16个中东欧国家的跨区域合作在六年中经历了建立、稳定和深入发展的阶段，而且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同时也有一些新的、独特的特征，这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在不断变化的区域和全球环境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迫切需要一个有所改善的全球化模型的情况下，“16+1合作”参与者的利益和动机将会不断演进。库绍伊大使总结了一些发展经验，并指出了保持“16+1合作”活力的几个主要任务。任务集中在双赢的经济合作、加强跨区域特征、化解欧盟的误解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方面。这些任务的完成能够保障并改善未来“16+1合作”框架的前景。另一位大使叶桐是一位20世纪50年代在华留学的老留学生，曾于20世纪90年代担任匈牙利驻华大使，退休之后还在继续研究中国并撰写有关论文和著作。他与匈牙利科学院世界经济所前所长伊诺泰·安德拉什一起共同撰写了题为“欧盟面临的新挑战以及新琥珀之路”的论文。作者认为，欧盟应对危机不力造成一个错误导致另一个错误，使得欧盟最终走进“土耳其陷阱”。他们引用匈牙利一位著名诗人的比喻，把匈牙利称作一个“渡船国家”，意思是匈牙利在东西方之间一条想象的河岸两端穿梭。作者认为，中东欧16国与中国建立联系与欧盟的团结并不矛盾，或者说并不破坏欧盟的团结，因为显然中国感兴趣的是欧洲建立一个更强大的联盟。叶桐大使于2014年12月提出“琥珀之路”的概念。古老的“琥珀之路”是古罗马时重要的、建设得非常好的一条线路。它从公元1世纪初开始兴建，从波罗的海一直到亚得里亚海的阿奎莱亚。琥珀就通过这条线路运往罗马、希腊和埃及。这条线路的一些部分到19世纪时仍在使用。作者认为，建设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线是“16+1合作”计划的一部分。这条线只有向北延伸到波罗的海国家，向南延伸到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才能满足该地区和中国的要求。这样一个南北运输走廊将复兴“琥珀之路”。“新琥珀之路”的实现将在发展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最后，作者认为，以西欧为目标的“一带一路”不会孤立中东欧，最终的结果将丰富中国与包括欧盟在内的整个欧洲的互利伙伴关系。随后的两篇报告注重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经贸关系。苏诺马尔·阿格内斯女士是匈牙利科学院经济与区域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她在《演变中的中国与匈牙利经贸关系》一文中引用匈牙利欧尔班总理在宣布政府的“向东开放”政策时所说的著名的话：“我们是在西方的帆下航行，但世界经济刮的是东风。”她认为，匈牙利在过去十年中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取得了良好成果。成功的案例使得匈牙利进一步产生与中国合作的期望，不过有时是过度的期望，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发展和匈牙利公共债务融资方面。另一位作者布朗·加博尔来自匈牙利外交事务与贸易研究所，是一名资深经济学家。他在《中匈经济关系》一文中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加强有共同兴趣的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包容的框架，在政策协调、贸易和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发展和金融系统领域通过密切的经济合作也能提供解决办法，甚至解决一些内部经济困难。然而，应在不同层次（例如中国—欧盟、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和各个机构间层面）以及根据特定问题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合作。最好的例子之一是“16+1合作”，它包含了中国与16个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不同合作机制和组合。而匈牙利在中国—中东欧合作中希望起到带头作用。本报告收录了两篇从中东欧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的论文。一篇是由匈牙利央行设立的地缘政治基金会研究人员埃斯戴尔哈伊·维克多撰写，介绍中东欧与中国合作的基本情况，指出中东欧地区对“一带一路”感兴趣的原因，最后借助于欧洲一些智库的成果分析该倡议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以此来分析中东欧对“一带一路”的期待。另一篇是由匈牙利安道尔知识中心的研究人员联合撰写的“中国与维谢格拉德四国”。说到中欧，不能忽视“维谢格拉德集团”。这是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冷战后建立起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在加入欧盟后成为这四国协调立场和抱团取暖的重要平台。维谢格拉德四国同中国的贸易占到中东欧16国与中国贸易的近70%。作者认为，中国需要维谢格拉德集团各国在欧盟层面上代表“一带一路”的利益。作者希望中国的项目应对欧洲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伙伴更加透明，同时也指出，维谢格拉德集团也需要加入一些大的组织以协调项目的完成，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时创建自己的机构以执行项目。本报告的最后两篇论文由匈牙利著名经济智库——经济研究股份公司提供。一篇由洛松茨·米克洛什撰写，他是该智库的研究人员。另一篇由维尔戴什·安德拉什撰写，他自1998年以来担任匈牙利经济研究股份公司的总裁，曾于2009年被提名为匈牙利总理候选人。洛松茨通过分析和比较维谢格拉德国家接受欧盟资金的情况，来介绍匈牙利在吸收资金方面的能力。维尔戴什在论文中讨论了欧盟的资金对匈牙利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提高所产生的影响。通过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对匈牙利经济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编者于2016年11月应匈牙利央行邀请在布达佩斯参加学术活动期间，广泛接触了匈智库人士，深感匈牙利从政界到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合作的热情，由此迸发了编辑本报告的激情。在短短的2个多月时间内，编者收到了所约的全部稿件。为此，除了感谢本报告的各位作者们的辛勤劳动之外，还想特别感谢以下为本报告的出炉默默无闻地提供通力合作的人士：匈牙利央行国际合作局局长马赛·霍尔瓦特，匈牙利安道尔知识中心主任安道尔·彼得和副主任凯格莱尔·亚当，匈牙利地缘政治基金会主任本道尔热夫斯基·安东，匈牙利外交和贸易研究所所长佘博尔·马尔通大使，匈牙利驻华使馆参赞魏莱仕·道马什。最后，也是最重要，本报告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秘书处黄平研究员和办公室主任刘作奎研究员的大力支持。没有以上各位的帮助，这本智库报告不可能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本智库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欧亚经济》编辑部副主任李丹琳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室青年学者马骏驰分别翻译，在此表示感谢！陈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秘书长中国欧洲学会中东欧研究分会秘书长2017年2月于北京和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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