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善斋《尚书》十诰章句集解：全三卷

《归善斋〈尚书〉十诰章句集解》，是《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的第三册。第一册《归善斋〈尚书〉二典章句集解》、第二册《归善斋〈尚书〉三谟章句集解》已分别于2014年、2015年出版。这些著作均在五四大街北侧的沙滩完成。1984年伊始，笔者有幸就学、就职于此。五四大街见证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中衰与复兴。中华民族复兴，关键在于民族文化的复兴，这已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五四大街会继续见证并叙说这一发展过程。在一次上班的路上，见着一位先生，要在沙滩站下车，说是欲到此游泳。此处虽不是辽阔的天然海洋，却是深邃的知识海洋，荡涤着多少国人的心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从此处肇端，第一个国学研究机构也在此处设立。叩问五四大街，它将会说，国学研究机构的创建者，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批判者。20世纪30年代，曾有名士先后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见解，而今汉文化正在世界各地传播。《尚书》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渊源，而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无疑应起于源头。鉴于分别出版，为方便读者了解《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的总体结构，下列数段再与重申。在《归善斋〈吕刑〉汇纂叙论》的序文中提到，归善斋有三重含义，即汇集经学善解；《吕刑》导人向善；国学诸家合善。此外对学术善政也有所期盼。《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意在汇集众家之解，以供读者探觅其善，以免限于一家之言。《钦定四库全书》有五十余种《书》类著作，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基本上对《尚书》逐篇逐句解说，有（汉）孔氏撰，（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宋）苏轼《书传》、（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宋）史浩《尚书讲义》、（宋）夏僎《夏氏尚书详解》、（宋）时澜《增修东莱书说》、（宋）黄度《尚书说》、（宋）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宋）蔡沈《书经集传》、（宋）黄伦《尚书精义》、（宋）陈经《陈氏尚书详解》、（宋）钱时《融堂书解》、（宋）魏了翁《尚书要义》、（宋）陈大猷《书集传或问》、（宋）胡士行《胡氏尚书详解》、（元）吴澄撰《书纂言》、（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元）许谦《读书丛说》、（元）董鼎《书传辑录纂注》、（元）朱祖义《尚书句解》、（明）王樵《尚书日记》、（清）《御制日讲书经解义》。（二）对各篇的某些章句考据解说，有（宋）金履祥《尚书表注》、（元）黄镇成《尚书通考》、（元）陈师凯《书蔡传旁通》、（元）王充耘《读书管见》、（元）陈悦道《书义断法》、（明）梅《尚书考异》、（明）马明衡《尚书疑义》、（明）袁仁《尚书砭蔡编》、（明）陈泰交《尚书注考》、（明）陈第《尚书疏衍》、（清）王夫之《尚书稗疏》、（清）毛奇龄《尚书广听录》、（清）朱鹤龄《尚书埤传》、（元）王充耘《书义矜式》、（清）张英《书经衷论》、（清）孙之辑《尚书大传》、（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三）只就数篇加以解说，有（清）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宋）杨简《五诰解》。（四）仅就单篇解说，有（宋）毛晃《禹贡指南》、（宋）程大昌《禹贡论》、（宋）傅寅《禹贡说断》、（清）朱鹤龄《禹贡长笺》、（清）胡渭《禹贡锥指》、（清）徐文靖《禹贡会笺》、（宋）胡瑗《洪范口义》、（宋）赵善湘《洪范统一》、（明）黄道周《洪范明义》、（清）胡渭《洪范正论》。此外，（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清）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则论辩今古文《尚书》。以上著作，均或多或少表达自己的见解。（元）王天与《尚书纂传》、（明）刘三吾《书传会选》、（清）《书经大全》仅仅汇集相关解说。这些著作起于汉唐，讫于明清，而以宋代居多，汉唐仅《尚书注疏》一部。文化是一种积淀，后人的著作征引前人的著作。越往后，征引越多。而后人对前人的征引，或褒，或贬，或认同，或质疑，或补充，可以从这些征引中看到《书》学的发展轨迹。其中汉唐二孔的《尚书注疏》和南宋蔡沈的《书经集传》最为重要。其他《书》类著述大多围绕《尚书注疏》《书经集传》而作。唐宋时，《尚书注疏》立于官学，而元明清《书经集传》立于官学。《书经集传》为朱熹门人蔡沈受师命所作，部分书稿经朱熹审定。元明及清代前期《书》类著述，大多认同《书经集传》。元代吴澄《书纂言》、陈栎《尚书集传纂疏》、董鼎《书传辑录纂注》并辑录朱熹语录。晚清学者排斥宋学，重刊《十三经注疏》，以阮元主持校刻为善本。《尚书》毕竟是为政之书，仅从字面训诂，难以准确地理解。因而还需要从政治、法律、历史、礼乐、哲学、文学的角度予以探究，而这方面正是宋代《书》学以及元明学者之所长。四库本所载《书》类著述对《尚书》的解说涉及各个方面，尤其典章制度，律历器物，天文地理的源流考据，或繁或简。一些长篇解说，对于经文的理解大有裨益。经学数千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感悟，各自的思维方法、视觉角度、经历理念导致歧义。各家著述各有其善，即使是有一言之善也值得采用。《书》类著述，以解说、考据《尚书》章句为宗旨。《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按照章句分解汇集，故题名为“章句集解”。四库全书提要及各自的序言，叙述各家著述的简要内容和《书》学发展的历史沿革，故列于篇首，以供参考。《古文尚书疏证》《古文尚书冤词》未就章句作专门解说，拟将列于《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篇末作为附录。《尚书纂传》《书传会选》《书经大全》未有独立见解，不予列入章句解说，以免重复。各家解说体例纷杂，分句分段各异，长短不一。《尚书注疏》最早，汉孔传分句最细，故以其为准，作为标题，列为目录。其余著述，依照各自章句的自然段落，归于其下，凡长于此句的，则于下文中注明见于何句。以上是《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的总体说明。《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依据唐孔颖达的分类编纂而成。他在《虞书·尧典》中说，“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尧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谟》《皋陶谟》二篇谟也。”“《益稷》亦谟也，因其人称言以别之”。典、谟，属于《尚书·虞书》，而《尚书·虞书》唯有典、谟二体，即二典、三谟，因此，编纂为第一册《归善斋〈尚书〉二典章句集解》、第二册《归善斋〈尚书〉三谟章句集解》。《尚书》的《夏书》《商书》《周书》无典、谟。第三册原拟为《归善斋〈尚书〉诸诰章句集解》。按孔颖达的说法，“《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诰也。”即以“诰”为名有八篇。同时他又认为，“《盘庚》亦诰也。故王肃云：不言诰，何也？取其徙而立功，非但录其诰”；“《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诰也”；《武成》云“‘识其政事’，亦诰也”；“《金縢》自为一体，祝，亦诰辞也”；“《梓材》，《酒诰》分出，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君奭》周公诰召公，亦诰也”；“《多方》《周官》上诰于下，亦诰也”；“《吕刑》陈刑告王，亦诰也”。在编纂过程中，觉得诸诰若作为一册，则篇幅过大，有失均衡，故分为两册。第三册变更成《归善斋〈尚书〉十诰章句集解》，列入以“诰”为名的正诰八篇。《仲虺之诰》《汤诰》《大诰》与《金縢》反映商殷的兴亡始末，合为上卷。《康诰》《酒诰》《梓材》同为一序，皆诰康叔，且《梓材》从《酒诰》分出，三篇合为中卷。《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即成王亲政及康王继位，合为下卷。正诰八篇，另列入《金縢》与《梓材》二篇，共为十篇，故名《归善斋〈尚书〉十诰章句集解》。其余十篇不以“诰”为名，而被孔颖达视为“诰”的，则将作为第四册《归善斋〈尚书〉别诰十篇章句集解》。《尚书》推崇敬畏，而敬畏正是民主和法制的基础。《尚书》十诰主要是关于商周法制的论述，其中有“敬”字二十二处，“畏”八处。正与二典与三谟的理念相承，敬畏法制，慎施刑罚，用刑中正得当。而更为关键的是，强调敬天敬民，实行德治，注重民生，善政安民，公正公平，导民向善。《尚书》十诰尤其注重民心，将民心与天命相连，得民心，则获天命。民心，即天心。夏桀、商纣昏德虐政，失民心，失天命而亡国。商之成汤、周之文武，敬德善政，得民心，顺天命，而取代夏商。反复重申敬畏，期待子孙永久保有天命。《尚书》的其他篇章同样推崇敬德、敬民。《吕刑》曾追述帝舜的功德，增修德政，定民居、厚民生、正民心。君臣敬天、敬民，百姓效仿，行德去恶，民心归善。司法官杜绝威虐，拒绝贿赂。孔子编纂《尚书》，意在使后世仿效，而历代将《尚书》奉为经典。《尚书》的理念适用于现代社会，笔者在《归善斋〈尚书〉二典章句集解》序中已有论述，可以参阅。敬畏，是一切准则的基线。没有敬畏，任何的准则都将是虚幻的。是法官还是蠹吏，是律师还是讼棍，以是否敬畏为分界。健全民主与法制，最大的障碍在于，许多民主与法制的鼓吹者，内心并不敬畏和信奉民主与法制。致使当前法制的现状被广为诟病。为此，法律和法学的从业者，须重塑敬畏之心《韩非子》有“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之说。所谓“奉法者强”，固然是敬畏的体现，却未必“国强”，即使“国强”，也可能是强而未稳。《韩非子》的法，更多的是“国家法制”，而非“民生法制”。而单纯的国家法制，往往会导致恶法或劣法，借助法制实行暴政、虐政，而以此亡国。这也是法家之说不为历代推崇的根源所在。《尚书》的敬畏，以敬天畏民为先导，以民为本，崇尚“民生法制”，明德慎刑。数千年的朝代更替，印证了《尚书》敬畏的基本理念。君有明德与昏苛之异，臣有贤清与佞贪之别，政有救济让利与争利敛财之分，况且还有君子与小人之差。这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并存，不仅导致朝代的更迭，也促使谏诤和监督制度的建立与延续。在《孝经·谏诤》中孔子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谏被分为五种，说法略有差异，诸如：《孔子家语·辨证》：“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刘向《说苑·正谏》：“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班固《白虎通·谏诤》：“人怀五常，故有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此外，还有其他说法。《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有“三谏不从，遂去之”的记载，后世称为“三谏之义”，即有谏诤三次的责任，不从则止。也有死谏的，故有“文谏死”之说。专门的谏诤机构有给事中，大臣、地方官、乡绅则可就有关事项上疏。专职的监督机构有御史台（明清为都察院）。司法有御史台（都察院）、大理寺、刑部相互制衡。正是谏诤和监督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将对法制和民生的敬畏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传承法律文化，就是要建立健全“民生法制”，将民生法制作为法制改革的方向。当前社会不仅存在国家法制与民生法制之争，更有民生法制与资本法制的矛盾。民生法制的要点在于不与民争利，让利于民。国家法制与资本法制的共同特征是忽视民生，以国家意志与资本的意志为重，在民生与国家、资本意志冲突时，民生让道于资本和国家。政府与民争利，法律就会不顺民心，禁民所难从。特别是，在资本法制与国家法制混合时，危害尤烈，而在对法律不存敬畏时，权力和资本互相依存，国家法制变异为权力法制。权力肆意损坏民生在先，与资本共同牟利在后；权力纵容资本侵夺民生。尤为严重的是，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地方政府常常违背中央政令，滥用职权、依法施虐的情形不为少见，因而弊政丛生，刑罚不当，而招致民怨。对此中央政府必须予以监督与遏制，改权力政府为责任政府，守法治国。这一进程已经起步，中央政府重视民生，政策法规中已有让利于民的表述，但仍有待立法、执法和司法进一步落实，对地方政府施政的监督与滥权的遏制有待加强。民生法制顺从民心，国家法制、资本法制背离民心。芸芸众生，呼唤民生法制，而民族传统文化已受推崇，民生法制正在走来。尽管阻力重重，路途尚远，毕竟是趋势所向。当然，鉴于复杂的社会因素，不能将民生法制理想化，民生、国家、资本的利益保持适度的平衡。五四大街将继续见证民生法制的实现。敬哉，敬民，敬天，明德，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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