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研究：文化视界及其他

韩愈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有两个重要经历，都是托伟人邓小平同志的福而铭刻于心。一是参加“文化大革命”后首次高考，1977年入四川大学哲学系，1984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90年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完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全日制学历，成就了我人生中一段学术研究生涯。二是在南方谈话感召下，1993年博士毕业后我一头扎进深圳经济特区桥头堡罗湖区，从区委副主任科员起步开始新的职业生涯，经济特区的大环境和罗湖区的基层磨练让我不知不觉间从“读书人”蜕变成“经济人”，从“秀才”变成“硬汉”。2013年我曾出差北京，与中国人民大学时期的研究生同学聚会，许多同学都讲我去深圳丢掉学问蛮可惜的。在深圳20年了，同学见面仍不断提起我当年做学问的那些事，过去的学术生涯已然成为我人生的重要部分，值得我认真梳理珍重。1987年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刚踏出校门就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论文，这开启了我登堂入室做学问的大门。从1987年至1995年发表论文43篇，其中国家一级核心刊物3篇，《新华文摘》全文转载6篇。我的博士论文是《认识论研究的文化视界》，答辩通过后曾拆开陆续发表16篇，其他27篇论文大体仍属于认识论研究范畴。现在把博士论文和从27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14篇集结冠名《认识论研究：文化视界及其他》出版，并对个别引文按新版本进行了校定。从《哲学研究》首次发表论文至今整整30年，我从繁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用心梳理早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并集结出版，目的是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以历史文献方式保存下来，成为在我晚年生活中偶尔翻阅唤起温馨回忆、铭记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向青春致敬，向母校感恩。作者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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