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比较研究

（代序言）一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问题的历史回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是“几国同时胜利”还是“一国首先胜利”的问题，是在1915年由列宁提出的。迄今一百年来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直争议不休、莫衷一是。本文不可能细述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争论的全过程。我想还是从我个人如何亲身经历这个疑难问题说起，这样或许会使读者感到更亲切些，也更饶有兴趣些。1950年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文科综合性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于9月开学，那年我23岁，就开始在这所全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最高学府执教。按照苏联经验，学校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作为全校首席的教研室，为全校各系学生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作为首要一门政治理论课。其内容是讲授和学习苏联共产党历史，通用教材是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共产国际曾经作出决定，把此书定性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所以课程名称叫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在这本被封为经典著作的“结束语”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获胜；列宁在20世纪帝国主义阶段认为这个旧公式已经不适用，他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列宁没有抛开旧理论而代之以新理论，那么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在当时苏联政府派到我校教研室的专家更加具体的讲解下，我们都信以为真，照样对学生照本宣科。关于1924年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也都是遵照斯大林的言论，肯定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错误。尽管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错误，同时揭露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歪曲历史的错误，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上的看法还没有根本改变。直到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理论界解放思想，重新探讨一系列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最早是1980年安徽李良瑜和四川袁亚愚两位学者分别在《江淮论坛》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文章，不约而同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共同胜利”论，他们也是主张“一国胜利论”。随后报刊上就这个历史公案，提出了十种各不相同的观点。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由于教研工作繁重，没有在报刊上就这个问题参与争鸣。但是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苏共党史”的教学中不能不在课堂上讲些我的看法。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英、法、德三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取得胜利。其中必有一个国家带头，随即有其他两国跟随。这种胜利首先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的胜利，其次是在这三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进行社会革命，即对各种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恩格斯预计英、法、德三国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成就必将带动和促进世界各国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预测的这个图式和路线图由于种种原因在19世纪未能实现。到20世纪初，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列强英、法、德等国已分别组成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进而在1914年爆发了这两大军事集团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大战。而且英、法、德等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以“保卫祖国”名义支持本国政府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样也就不可能指望英、法、德三国带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14年8月世界大战刚爆发时，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发表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中还指望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会奋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欧洲联邦。经过一年时间的变化和他个人的研究、观察与思考，1915年8月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深刻反思、自我纠错，宣布收回欧洲联邦口号，并且依据他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的新理论。再过一年，即1916年8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进而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在1915年和1916年所说的将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他没有明确地指出就是俄国，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的是推翻沙皇专制政权的民主革命任务。到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之后，4月列宁从国外回到首都彼得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时，他满怀激情简短答谢后振臂高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显然他回国后就想要带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农大众在俄国带头首先进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1917年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后，1918年初他本来指望“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可是随后德、法、英三国的革命没有爆发。到1921年列宁主张俄国一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较长期存在，发挥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巩固政权的作用，不能急于消灭私人资本主义，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只有将来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也夺取政权，也走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第一，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都只能是由某一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带头，不可能几国同时爆发革命；第二，首先取得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家要依靠政权立即开始社会革命，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三，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依靠几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区别在于：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指望由英、法、德三国之中某一国带头进行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列宁认为只能由俄国一国首先带头革命；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英、法、德三国中某一国带头夺取政权后，其余两国会很快紧步跟随也爆发革命，列宁看到俄国一国首先夺取政权后未得到英、法、德等国紧步跟随，他认为俄国能够较长期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第三，列宁晚年找到了在俄国一国长期执行新经济政策，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途径、在国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来逐步建设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能把“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完全对立起来，既要看到其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又要看到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共同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和重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起点和重点在英、法、德三国，列宁与时俱进地改变为起点和重点在俄国一国，其扩点和终点都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我在课堂上这样分析讲解得到听讲者认同，在课后倾心交流中没有人提出异议。到1994年，烟台师范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部李心华同志在积累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和独立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书稿，约请我为之作序。我看到这是我国学术界就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有分量的论著，理应给予肯定和推荐。读完他的书稿后，我趁机把我自己在改革开放后对这个问题争论情况的了解做了梳理并略谈我自己的看法，作为对他论著的补充。后来我写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辨析》，作为李心华著《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的代序言，1995年由华龄出版社出版。拙文另在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2期发表，并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的《科学社会主义》类复印资料，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后来在报刊文章中看到还有人引用我对这个问题的归纳和分析。三年后，我在《新华文摘》1998年9月号“读者·作者·编者”栏目读到思想理论战线老前辈，曾任《解放军报》总编辑赵易亚同志（1917—2002年）写的《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时在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吗？》。此文是针对《新华文摘》同年1月号收入的另一篇肯定马克思“同时胜利论”的文章而写的。考虑到《新华文摘》和赵易亚同志本人的重大影响，我不得不写成《马克思恩格斯确实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国同时发生——与赵易亚同志商榷》一文，指出从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起，他们一生一直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英、法、德三国几乎同时发生和进行，直到1915—1916年列宁才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少数几个甚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胜。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拙文先收入《新华文摘》1998年第12期，后另发表在华中师大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的《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2期。总算把我对“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问题的看法，继为李心华的《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所写的代序言之后，再次在社会上公开表态。赵易亚老前辈读后也没有再坚持他的马克思的“一国胜利论”，看来我文章中列举的众多事实还是对他有说服力的。又隔六年之后，2005年鲁东大学李心华教授又写成《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新探》书稿，请我进行评论。我看到书稿中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划分为经典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三种形态进行论述，这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书稿中还特别论及列宁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十月革命后他改变看法，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然而不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看法在学术界引起争议。有人同意李心华的看法，另有人认为列宁始终没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列宁逝世后由斯大林于1924年底独创的；还有人另认为列宁晚年已肯定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是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就这三种看法而言，我又写了一篇《再谈“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发表于《鲁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我表明基本上同意李心华教授的新见解。我提出要对列宁思想的变化结合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笼统地认为列宁始终否定或始终肯定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同时，对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还要加以严格区别。此外，我在文中还谈道：列宁在1915—1916年肯定“同时胜利论”不是针对马克思恩格斯，而是针对考茨基等人，列宁提出“一国胜利”确实心中想到的是俄国，而不是别国；一国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必定是先进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后依靠政权开展社会革命，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20年代联共（布）党内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实质上是以理论争论为掩饰的领导层中争权夺利的斗争。我的这些见解是对李心华教授著述的赞同与补充。近四年来，我还指导博士研究生曹鹏撰写《列宁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论的演进》的论文。在开题报告中有的老师认为这个题目过于陈旧，历史上已争论上百年，改革开放以来又争论30多年，难以有新的突破。我认为如果从1915年到1923年列宁本人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理论的不断演进来分时段进行考察，并且对百年来尤其是近30多年的争论进行梳理和总结，还是可以写成一篇有分量的博士论文的。我还特别给曹鹏提供了两本我收藏的香港出版的有关论著，即温晖著《列宁主义批判》（百家出版社1989年版）和冯治军著《苏联灭亡评列宁》（皇福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这是大陆任何图书馆都借不到的。这两书全面否定并批判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对之进行批判的批判是很有新意的。曹鹏同志去年就写完博士论文，经答辩委员会提出意见再进行修改后今年已通过。他现在在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教。以上简要回顾了近六十多年来我对“共同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认识变化的过程和我就这个问题发表过的三篇文稿，可见探求真理是一件很艰苦的逐步深化认识的历程。二 杨贵颖、李心华新著的新特点9月12日，鲁东大学杨贵颖、李心华两位同志来访，带来他们合著的《“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比较研究》书稿，表明这部书稿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特别约请我为之写点评论作为序言。我拜读之后，联系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六十多年认识不断深化历程，深感这部书稿有三个显著的亮点、优点和特点。首先，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个比较研究是从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这两个基本概念入手作为切入点。这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分清“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这两个概念、两个阶段，才能透彻了解“共同胜利”和“一国胜利”的内涵。书稿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人的多处言论，说明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社会革命则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依靠政权消灭、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所以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以说是统一历史进程的两个阶段。书稿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在各个时期的大量言论，说明他们所提出英、法、德三国将同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指社会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只能从英、法、德三国之中某一国首先发生和胜利。后来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则是就政治革命而言，如果就社会革命而言，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致，也是认为要多国同时胜利。所以不存在“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的对立，不存在列宁抛开了“同时胜利”旧理论并提出“一国胜利”新理论的问题。作者的以上新见解论证较为充分，但是我认为还有欠缺和有待补充之处。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同时胜利论”并非只是指社会革命，而是既包括政治革命又包括社会革命在内。他们一直预计英、法、德三国之中某一国将首先发生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然后会很快引发其余两国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进而这三国再共同进行社会革命。如果这三国没有先进行政治革命取得政权，那是不可能共同进行社会革命的。他们二人都认为俄国先发生民主革命、中国先发生民族民主革命，都会促进西欧英、法、德三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几乎同时发生，但是他们没有预计过俄国和中国会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证明，19世纪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便是欧洲最发达的英、法、德三国，其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也不够成熟，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英、法、德三国共同胜利的设想始终未能实现。恩格斯晚年已看到托拉斯等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新变化。1895年恩格斯仙逝后，世界资本主义加速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尤其是落后的俄国，从1861年沙皇政府被迫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度后，加速了自由资本主义在大致四十年的较短时间快速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快速加剧，工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南方工人协会”、1878年在彼得堡组织“俄国北方工人协会”，领导工人开展革命斗争。1883年建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1895年进而出现强大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正式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由年仅30岁的青年革命家列宁发起创办《火星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报刊，在德国慕尼黑出版。48岁的第二国际著名理论家考茨基（1854—1938），敏锐地观察到1895年恩格斯谢世后7年来世界与俄国发生的重大变化，1902年3月写成《斯拉夫人与革命》一文，发表在列宁主编《火星报》3月第18号。考茨基在文中第一次指出：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社会主义和欧洲革命的中心“从法国移向了德国”，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移向俄国”。王学东：《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考茨基在文中对他提出的这个新观点做了具体论证。可见，正是考茨基最早感觉到并且认识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将不再由德国人带头而是将由俄国人带头进行。这篇文章无疑给列宁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所以列宁从1903年起就在国外重新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对友人表示他会看到俄国带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反对沙皇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起到了先锋带头作用。这使列宁深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的确已经从德国转移到俄国来了。列宁在1905年6—7月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部名著中已表示民主革命胜利、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后，要开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同年9月1日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更明确指出：“我们将立刻从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绝不半途而废。”《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这表明在1905年时列宁已经明确认识到俄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带头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过直到1914年8月爆发世界大战，列宁还是认为俄国革命将促进欧洲英、法、德等国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共同建立欧洲联邦。只是到1915年列宁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收回欧洲联邦口号，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到1916年他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可见，列宁在1915—1916年间的确提出了与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共同胜利论”有所不同的新观点、新理论。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与以前的“共同胜利”论是完全一致的。我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有三个共同点和三个不同点，两者既不能混同又不能对立起来。其次，杨贵颖、李心华的新著的第二个亮点、优点和特点是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集中论述了社会主义“一国建成”理论。作者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西欧英、法、德等国没有紧随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进而提出苏俄一国可以独自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其内容包括发展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实现国家工业化、工业电气化，废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实现文化革命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作者认为这些新思想可以称为列宁的“一国建成”说。我认为在1918—1920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确实有过“一国建成”的思想，到1921年改变为实现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已经改正自己犯过的急于求成的“一国建成”思想。1921年以后他虽然偶尔也讲到苏俄一国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能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际上他还是指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和制度（包括政治、文化）基础，并非指建成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当一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建成清一色消灭资本主义、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不仅社会生产力难以达到这样高度的水平，而且社会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与文化）也难以达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以愚意以为把列宁晚年的思想，与其概括为“一国建成”论，不如表述为“一国建设”论，显得更为精准，这样就能把列宁的“一国建设”论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论截然区别开来。本书对斯大林“一国建成”论作了较为全面分析，既肯定其贡献，又指出其缺陷。主要是斯大林误解了列宁的思想，把列宁所讲的“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误解为一国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书中还指出了托洛茨基派的错误在于夸大俄国农民的落后性，否认建成工农联盟的可能性，断言工农之间必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爆发冲突，因此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欧洲先进国家的共同胜利上。书稿中在批判托洛茨基派的错误时，也是肯定了他们的一些观点，例如他们基本上正确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认为不能把“一国建成”与“最终胜利”割裂开来。实际上在世界资本主义强权包围之下，在一国之内越要急于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越要加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在落后国家就不能急于消灭一切私人资本主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更要看到，托派固然反对“一国建成”论，但是赞成列宁的“一国建设”论。所以“一国建成”论这一场理论分歧与争论，完全可以求同存异，求“一国建设”之同，存“一国建成”之异，首先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关于是否能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可以留待未来实践检验来判定是非。况且在“一国建设”方面托洛茨基还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决策建议。例如他主张要加快工业消费品和农具的生产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并减少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要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适当引进外资，以满足国内建设投资的需要；要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新式机器，以加速国家工业化；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反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书记处的官僚体制”，这一点更加激怒了总书记斯大林。可见，1924年到1926年联共（布）党内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理论分歧、路线分歧为掩饰的争权夺利的派别斗争和权力斗争。所以在这场斗争中由于斯大林在领导层中争取到多数人支持，结果是1927年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党籍，1929年进而把托洛茨基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他被驱逐出国，1932年更取消其国籍，1940年苏联情报机关更派人到墨西哥把他刺杀。布哈林等人没有洞察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的心思，他积极支持斯大林，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到斯大林清洗托、季后，斯大林与布哈林又在是否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问题上产生分歧，斯大林把布哈林等人定性为右倾反党集团，进而打倒了布哈林。斯大林在1924—1928年清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三派对手后，他就把列宁遗留下来的“一党专政”体制进一步变成“一派专政”。斯大林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权力越来越大，紧跟他的莫洛托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紧跟他的伏龙芝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党、政、军三大权全由斯大林这一派掌握。为了加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1929年他提前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30年他用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进攻，加速社会主义国有化，在农村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消灭富农阶级，把富农分子连同其家属全部扫地出门，集中到边远地区强制劳动改造，用扩大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方法盘剥农民，积累资金，加速工业化。到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以此证明他的“一国建成”论的正确。到1939年，他在联共（布）十八大上还主张要从一国社会主义过渡到一国共产主义。1936—1938年他实行“大清洗”，把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一大批老战友都当作敌特分子处决。1941年5月他由党中央总书记进而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实现了个人集权制，这样“一派专政”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人专政”。现在回头反顾历史，看得很清楚，苏联1936年宣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生产力和人均产值低标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歪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含有官有制色彩，政治体制含有沙皇君主专制，文化体制含有文化专制主义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这种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主义，是极权社会主义。“二战”后斯大林由个人集权制进而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显然是沙皇专制的变种，根本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原则。正是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代代相传，长期一再空谈自我改革，才导致各种社会矛盾长期无法根治和缓解。拖延到1991年这种极权社会主义终于被苏联广大人民抛弃了。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一国建成”论终成泡影。其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非常值得我们记取。最后，杨贵颖、李心华新著的第三个亮点、优点和特点是在书中第六章至第十章集中评论了南京师大俞良早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共同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的观点。俞良早教授是我国学术界研究列宁主义成果最多的新一代学者。本书所评论的《列宁主义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俞良早汇集他8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的第一本专著，内容包括列宁主义的诸多方面。在“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上他的基本观点是否认社会主义革命要区别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个阶段。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仍然是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并没有提出“一国胜利论”；至于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有“社会主义可能……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胜利的结论”，他认为这是列宁离开其本意的“过头话”。他进而认为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并没有主张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至于列宁本人一再提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他认为这只是指“潜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或“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在他心目中，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只是主张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只有30年代开始的全面向私人资本主义进攻、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列宁晚年形成了“东方决定论”，以取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西方决定论”，即是说到1921年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低落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迭起，这时列宁才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西方几国社会主义革命将发生和胜利的前提已经不可能实现，代之而起的将是东方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这将决定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本书对俞良早教授上述一系列误解和曲解列宁言论的观点，进行了详尽的有根有据的批驳。然而，俞良早同志二十多年来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偏见，拒不接受别人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批评。三 对俞良早新著的评论俞良早教授是理论界文坛新秀、多产作家。他研究列宁主义的著述丰硕，继199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主义研究》之后又出版有四部论著，并另在报刊发表一些新观点，我想在这里略加评论。首先是1995年10月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列宁后期思想探索》。在这本书中，除了坚持他上述否认社会主义革命要分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等观点外，还对列宁后期经济建设的思想做了更详尽的论析。他认为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列宁并没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列宁在改变为新经济政策时对自己急于直接过渡的错误已经作了检讨并切实改正。这个公案是翻不了的。书中的缺点还表现在很少涉及列宁晚期关于文化建设的思考，更少谈及政治建设、苏共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和农民合作化的重要性。其次，2006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俞良早著《关于列宁学说的论争》一书，内容是回答了学术界对他观点的批评。书中集中回答我、陈波和李心华三个人对他的批驳。学者探索真理、各抒己见、共同探讨、百家争鸣有助于辨明真相、增进共识。他在书中第一章谈到“关于‘一国胜利论’的若干问题——答高放先生”。我在这里不准备再回答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各个问题，那样要占很大篇幅。我只想指出一点，即俞教授对列宁“一国胜利论”的误解和曲解，起源于他回避了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的关键问题。列宁1915年9月之所以要收回他于1914年8月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反战宣言中所提出的赞成欧洲联邦口号的主张，是因为赞成欧洲联邦就是赞成“同时胜利论”，即赞成欧洲多国共同胜利后组成欧洲联邦，所以他收回“欧洲联邦”口号，就是否定“同时胜利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新理论。俞教授把列宁论“社会主义可能单独一国胜利”的这句话说成是违背全文本意的“过头”的字眼。什么叫“过头”的字眼？就是不切实际的话，就是错话。他认为《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的本意是说明“从经济上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其实这仅是列宁全文的一个论点，并非列宁全文的主题。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明确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我认为这才是列宁此文的主题，这才是他得出与以往“同时胜利论”有所不同的新结论、新理论。欧洲联邦不仅在经济上不能实现，而且关键在于如果坚持欧洲联邦口号那就是否认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回避这个关键问题，这不是误解、曲解了列宁原文的本意吗？为了进一步论证“一国胜利论”，列宁在1916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更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必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这确是列宁的新结论、新理论。这表明列宁早在1916年就考虑到将来俄国带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后，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只在一国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未能引发英、法、德共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列宁主张“一国胜利论”的铁证。这总不能再说列宁又连续讲了“过头话”吧。俞良早教授在书中引用了好几条列宁在1915—1916年讲的俄国由于落后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语录，我认为这是由于俄国当时还未推翻沙皇专制政府，还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到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后，列宁的态度马上就改变了。他于1917年3月7日在瑞士为国内《真理报》撰写的第一封《远方来信》中，就明确指出：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正是另一个新的任务，即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和平、面包和自由”的迫切要求，这个新任务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以列宁在《远方来信》文末响亮地用黑体字提出：“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在4月初写成的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明确地提出要由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等人坚决反对列宁提出的要过渡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李可夫扬言“社会主义革命的太阳只能从西方升起”。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太阳和自然界的太阳一样定将从东方升起。列宁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意即推翻沙皇专制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这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下一步是要推翻临时政府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不能马上直接推翻临时政府，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鉴于俄国形势发展的特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要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4月到7月，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争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即第一步争取群众，迫使政权从临时政府全部转归苏维埃；第二步在苏维埃内部争取群众，更换苏维埃政权领导机构成员，由布尔什维克取代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掌握苏维埃的领导权，变苏维埃为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阶段是7月末革命群众遭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镇压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六大结束时，8月12日发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告俄国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依然高举“面包、和平和自由”的旗帜，另加上农民要土地。这个宣言最后高呼：“世界工人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8页。这无疑表明布尔什维克决心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来促进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9月10—14日写成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明确指出：“根本出路在于走向社会主义”“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他严正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一国窗口中出现，我们实行劳动义务制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步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267页。当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后，就能够采取更多走向社会主义的重大步骤。当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当天，即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关于推翻临时政府的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新成立的工农政府是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将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把国家从空前的灾难和战争恐怖中解救出来的唯一途径。”工农联盟“将表现出不可动摇的纪律性，将建立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严厉的革命秩序。”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8页。列宁在10月26日（公历11月8日）第一次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受到代表们热烈欢呼。长达几分钟的欢呼停下来时，列宁简单明确地向全体代表只说一句话：“我们现在就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是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国家政权，怎么可能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呢？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68页。从以上摘引的几段重要史料可以看出，从1917年3月二月革命胜利之初到十月革命胜利这八个月之间，布尔什维克党一直是以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为指导，没有等待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革命，善于从俄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确定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计划，在和平过渡的策略受阻后就转而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终于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胜，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初步巩固后，1918年春列宁就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文件中拟订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后因1918—1920年三年外战与内战的干扰，建设受阻。战争取胜后，1921年列宁又重新拟订了以新经济政策为中心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可是俞良早教授一直否认列宁1915—1916年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一直否认十月革命是在列宁“一国胜利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列宁一直是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只是到1921年列宁才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如果没有1917年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怎么可能在1921年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呢？这不是奇怪的逻辑吗？我还注意到，俞良早教授近期发表的两篇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一篇是刊登在《理论探索》（太原）第3期（6月出版）上的《十月革命蕴含的辩证逻辑及其现实启示》，作者署名杨荣刚、俞良早。杨荣刚是俞良早教授指导的博士生。从本文内容可以看出，本文执笔者主要是杨荣刚。文中从哲学高度谈到十月革命的三个问题，即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统一性与俄国革命特殊性的统一，又是政治剧变性与社会发展渐进性的统一，更是社会矛盾发展必然性与历史条件偶然性的统一。文中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这已超越了俞教授原来的观点，俞教授同意这一点，这是一个进步。然而，全文仍然一字不提列宁在“一国首先胜利”论指导下进行十月革命和革命胜利后持续六年的斗争。实际上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社会发展的渐进性和历史条件的偶然性全在于俄国冲破了“共同胜利”论，坚持“一国首先胜利”论，否认了这一点，问题就不能讲得深透。最近又读到俞良早个人署名在四川省委党校机关主办的《党政研究》第5期（9月出版）发表的《关于列宁十月革命的战略思想》。他在文中又旧调重弹，重申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他认为列宁发动十月革命的战略思想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而不是开始社会主义革命。难道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吗？那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在本文中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以前的论著中倒是明确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30年代全面向资本主义进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时开始的。如果十月革命只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没有什么重大世界意义，何必许多人都在隆重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年呢？细读俞教授这篇为纪念十月革命而自我申辩、旧调重弹的文章，我倒发现他又一次暴露出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的毛病。例如，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所下的定义，前、后两句话内涵就不同。他这样说：“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即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目标的革命。或者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个过程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我认为，这里前、后两句话是自相矛盾的、逻辑混乱的。后一句话比前一句话增加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内容，可见前、后两句话并非恒等式，前后两句话是自相矛盾的。也许俞教授会说：“我前一句话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后一句话是指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全过程。”既然前后句内涵不同，你怎么能用“或者说”把二者等同起来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吗？其次，既然你承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头一个历史进程，那么你就必须把夺取政权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目标。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夺取政权，根本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可是你不把夺取政权列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这样你就把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和过程割裂开来，又显示出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再次，既然你承认夺取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那么你就必须承认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可是你又断言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这岂不又是自相矛盾、逻辑混乱吗？如果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1917年3月到9月是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十月武装起义就是要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果然成功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你怎么还说列宁十月革命的战略只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你应该有勇气改变自己的观点，把列宁十月革命的战略表述为准备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最后，你既然说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社会革命，并否认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分，可是你又把夺取政权列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进程，又承认夺取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你不是又承认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政治革命开始吗？这岂不又暴露出你的论点自相矛盾、逻辑混乱吗？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肯定政治革命的语录，杨贵颖、李心华在他们的新著中已引证多条。我在这里还要从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第三个自然段中再摘引一条。列宁说：“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免的，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政治革命，显然不只限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而且还包括夺取政权后巩固政权的政治斗争。这么一段讲政治革命的言论，白纸黑字，俞教授怎么能视而不见，矢口否认，硬谈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含有政治革命的话语呢？不管俞教授过去怎么说，现在在《关于列宁十月革命的战略思想》一文中他终于把夺取政权列入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第一步，终于承认“夺取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比起他以往的论述是一个进步。可是他又继续认为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准备阶段”。这样就使他陷入了我如上所述的漏洞四出的尴尬困境。写到这里，我就停下笔来，与远在杭州的浙江大学边鹏飞老教授通个电话，问他对俞教授及其有关观点的看法。他说：“俞良早是我1979—1982年指导的三个硕士研究生之一，他勤奋好学、为人老实正派，是我指导的第一批硕士生中学习最好、后来学术成就最大的。他很尊敬老师，近二三十年来我每次参与学术会议遇到他时，他对我总是特别关照。他最近发表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我已经从网上看到了。但是，他否认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首先提出‘一国胜利’理论以及他认为十月革命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阶段等观点，我都不同意。他研究列宁主义很深入，成果很多，他做学问有个缺点，非常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意他观点的批评意见。他也已经66岁了，这样很影响他的进步。你今年已经90岁高龄，思想还那么活跃，还那么关心我们学科的发展，你是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一面旗帜，是我永远的老师。”边教授最后这两句话真正是过分夸张的过头话。我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学科年龄最大、教龄最长、超期服役的一个“老兵”。边教授今年也已经85岁高龄，他是于1956—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时与我一起最早从苏共党史扩展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学习者。他于1959年研究生毕业后长期在杭州大学执教，教学与研究两方面都成就卓著，在理论界具有很高的声望。他曾经担任过浙江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现在仍然是该学会的名誉会长，他还是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顾问。他对俞教授的全面评价，我想很值得俞教授反思。俞教授是当代我国学者中研究列宁主义成果最多的学者。恕我直言，他在研究方法上的缺点似乎是视野不够宽阔，未能从世界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广度和全局深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他有一点主观主义色彩，他主观认定一点之后，不断钻牛角尖，越钻越深，使他的观点就越偏颇。他新出版的两本专著是《东方视阈中的列宁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2001年和2006年先后出版）。在前一本书中他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新概念，并用以给列宁主义下新的定义和构建列宁主义的新的科学体系，这样必然会误解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不仅是从东方国家而且还从西方国家和世界全局来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问题。后一本书他更扩大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等。我认为这是钻牛角尖越钻越深、越钻越偏的理论。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尽管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而言，无疑都是西方国家，把它们都列入东方社会主义，岂不是把“东方”这个概念扩展到“西方”去了吗？马克思、恩格斯从未预言过俄国、印度、中国会比英、法、德等发达国家更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也从未预言苏联能够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他深信世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有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从世界发展全局来考察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当今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对推进世界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能只由东方国家起决定作用，还必须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参与才能起决定性作用。中共中央党校72岁高龄的陈文通教授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发表《科学总结后发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质疑》一文，长达4万字，对俞教授这本力作《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提出系统质疑。杨贵颖、李心华的新著的最后两章即第九、十章也是专门批驳俞教授的“东方国家决定论”，并且论证后发国家“首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并非由于这些落后性。只是杨、李的新著所批评的俞教授的观点只是针对1993年出版的俞著《列宁主义研究》，还没有涉及2001年俞著《东方视阈中的列宁学说》和2006年俞著《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足见2001年和2006年的俞著是他1993年以来越钻越深的理论成果。看来俞教授肯定难以接受这些不同批评意见。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争鸣与深探。我自1949年3月在华北大学初执教鞭起（时任华大学习助理员，即助教）就立下“教学相长”的规矩，牢记孔夫子的格言“三人行必有我师”。到80年代我又总结出“三心”教学法，即课前悉心准备，课堂精心讲解，课后倾心交流。我在课后总要征求听课者的意见，特别爱听不同意见，以促使我深入研究问题，修正我的差错。我负责主编的书稿更是在编写组内部时常发生激烈争论，当我不能说服别人时总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处理，从未固执己见强加于人。从50—70年代我在教研工作中遭受“左”的路线影响，1978年以来我痛定思改，总想纠“左”防右，客观公正地重新研究诸多历史问题，该翻案的必须纠正，不该翻案的不能轻易标新立异、随意改变。要做一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能仅需要个人艰苦勤奋努力，而且要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共同探讨、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增进共识，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共同繁荣社会科学。我最欣赏的治学格言是清代鸿儒戴震的名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在封建主义时代，个人只能独寻真知以启示后人，在当今社会主义时代，我对他后一句话改动两个字，即改为“众寻真知启世人”。现在杨贵颖、李心华的新著阐发了他们的新见解，并且批评了俞教授的观点，看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和“同时胜利论”问题上，学术界还要继续共同探索下去，以求真知。我指导的曹鹏同志撰写的博士论文《列宁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的演进》，在修改补充后也将正式出版。他在书中阐发了自己的系统观点，同时也批评了俞教授的观点。当今认清这个理论问题仍然很有现实意义，它警示我们既要尽力弘扬东方优秀独特的文化传统，又要消除东方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和官僚体制的深远不良影响，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起示范作用，并尽力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同时还要认识到，要达到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这依然是任重道远的渐进的历史进程，不能急于求成，这有待各国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长期努力探索。2017年11月7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寓所顶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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